科学“恶果”的忧思

科学“恶果”的忧思

科学“恶果”的忧思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

记者：侯福龙

《世界博览》：最近，全球变暖遭到了某些科学家的质疑，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充满了争议。这些似乎科学家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更是让普通大众不知如何适从。面对此类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民众生命攸关的重大科学事件，公众到底应该相信谁呢？或者说，我们公众到底应该了解什么样的科学？请您从科学传播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内涵。

田松：首先，以我的思路来看科学传播，需要把科学传播放到更大的背景，也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来谈。

我们谈科学传播，最初考虑的是“怎样传播”，继而是“传播什么”，最后是“为什么要传播”。在讨论“怎样传播”时，还是“科学主义”的缺省配置在起作用，也就是假设科学是绝对的好东西，所以科普的任务就是把它尽快尽广地传播出去。

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有关科学的基本知识是由学校教育完成的，于是传播什么的问题就出现了。我强调，把思想性的科学知识以及对知识的反思都作为科学传播的内容。

最后，为什么要传播科学？自然而言地，我从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入到对工业文明的批评。批判科学主义也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我也是只对技术持怀疑态度，把科学看作是一套纯粹的认知体系。后来发现，仅仅批判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批判技术后面的科学。再后来发现，还要对整个文明体系进行批判。

和中国引入现代化的过程正好相反。我把我现在的工作称作“工业文明批判”。

《世界博览》：什么是工业文明批判？这和科学传播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田松：工业文明批判是一个大的课题。简单地说，要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社会结构、社会理想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我们需要考虑当下的文明是何种状况与本质，而科学又在里面扮演了何种角色。

比如，目前的生态问题，科学是要承担责任的。

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个是对当下的判断，一个是对未来的预期。而理论则为了使我们尽快地从不好的当下过渡到美好的未来。我们认为当下的生活不够好，物质不够丰富，技术不够发达，这是对当下的判断。而我们的预期的未来，就是高度现代化，物质极大丰富，这个未来的具体标本，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美国。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求发展，谋小康，实现现代化，提高GDP。并且毫不加怀疑的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这样就形成了“单向”进化的社会发展观。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问题，那就是全人类不可能都按美国式地生活。因为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在《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中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预期的美好未来，不成立，是个幻觉。所以，我们需要设定新的目标。为此，我曾提出“面向生态文明的科学传播”，它的最大特征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变了。

《世界博览》：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阐述一下生态文明？

田松：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这是我们之所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重要原因。所以首先，在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必须能够和谐相处。

其次，我们要认识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中世纪的时候科学被称作神学的婢女。而现在科学已经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人们通常以为科学和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在我看来，科学首先满足的不是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只有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以利用。今天的科学家和中世纪的科学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16世纪的天文学家第谷，当年丹麦国王资助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或者说，没有经济目的，完全是出于精神上追求。然而现在科学研究却完全不是这样了。科学就是要创新，要造新东西，而这个新东西最终要能变成钱。如果不能，就是科学家的失职。这就是今天的科学。

说到这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转基因食品的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首先满足的也是资本增殖的需要。主张搞转基因的科学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们绝不是中世纪的科学先驱，想要的仅仅是精神上的满足。转基因食品从产品的研发到推广，都涉及巨大的利益。很多科学家甚至是转基因公司的董事、股东，有强大的经济利益在驱使着他们。

专门研究转基因食品的专家们是不会否认转基因食品的。说它不好，怎么可能拿到相关的项目？这样不就等于打自己嘴巴子，岂不是自断其根？而且，即使有某些富于良知的科学家个体，他们的道德觉醒也无力挽救“科学共同体”的为资本服务的角色。谁如果怀有异议，就会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比如都江堰，两千年的完美杰作，在上面修一个水库，就把都江堰变成了摆设。这就像在蒙娜丽莎的原作上添了个胡子。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啊？我们假设有一位水利工程师下不了手，拒绝为紫坪铺水电站画图纸，马上就会被开掉。学这行的专业人士成千上万，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博士等着练手，你不干，正好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世界博览》：能否解释一下“科学共同体”的含义。

田松：这是美国哲学家库恩的定义。简单地说，科学共同体就是科学界，科学共同体还可以细分。比如我们可以说转基因共同体，转基因学界，就是搞转基因的那伙人。库恩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要强调，科学是人类的活动，科学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对于这个共同体的基本问题，基本观念，基本目标等，都存在着共同的理解，共同的信念。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当今社会，科学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共同体，还是个利益共同体。并且，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色彩，越来越浓。

科学共同体自身也要谋求利益，它获得利益的方式，最直接的就是发明某种以前没有的东西，使它进入市场，然后，它从整体的资本增殖中获得一部分。但是，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科学家不可能凭空造出某种东西，只能把一种物质形态或者能量形态转化成另外一种。看看身边的任何一件物品，你往上追溯，追溯它的来源，追到最后，都是来自于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向下追，所有的物品在退役之后，就会变成垃圾——固态的、气态的、液态的，还有纯粹的耗散热。固态垃圾需要占地，液体垃圾和气态垃圾无论怎么处理，都会造成污染。所以现代化生活方式，维系它所用物品的来源和去处都会破坏自然。这是工业文明的根本特征。

人类社会面临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以往我们关注的是生存问题，比如贫穷问题、平等问题、幸福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以往的解决方式是进行社会变革，对人类社会的资源重新分配。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拥有了科学及其技术，富人和穷人一起向自然索要。越要越多，就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为了解决人类内部的矛盾向大自然索要，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哥本哈根会议就表现了当今人类社会的尴尬，一方面是工业文明业已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不得不减速；另一方面，各国都不愿自己先停下来。好比一艘船要沉了，大家都不愿意先扔掉自己的东西，都想留到最后，那么这条船必沉无疑！

《世界博览》：那么您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来批判工业文明，是从大的方面来思考。但是现状如此，我们已经身处工业文明之中了，具体来说怎样实施你的生态文明这个说法？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就是普通大众并不完全清楚科学家与资本家的这些门道。

田松：我们应该把科学传播建立在刚才所谈的这个背景之上。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如今的现状。以往，我们对科学技术采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如果没有发现有害，就是可以推广的，可以应用的。比如有人说“迄今为止，我们未发现转基因产品有明显的毒副作用。”这就可以成为推广转基因的理由。现在我们需要转变一下，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在你不能证明自身无害之前，你就是有害的。转基因食品，在不能证明对人类没有毒副作用之前，顶多允许它在实验室里实验，不能生产应用。国际上把这称为“谨慎原则”，我很赞成。按照这个态度，我们对所有新的技术，都要用怀疑的眼光去打量。

另一个是科学家的形象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科学家相对国外更加科学主义，科学最大，并且缺乏监督机制。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世界博览》：具体到转基因问题，国家在科学内部的争论都没有停止的时候，发了安全证书。大众似乎没有许多事情的知情权，面对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办？

田松：我提倡公民对科学的监督。但是公民可能很难寻求途径来监督科学。这时民间组织的作用就很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一方面要向公民宣传相关的科学知识与其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代表大众与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进行博弈。

《世界博览》：但是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竭力提倡转基因，而且似乎有些影响力。

    田松：这个正是我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是主导性的。当然，也不要忘记，媒体自身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可以被收买的，而且在中国是被政府掌控的。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情况是在变好，媒体也越来越朝着反思工业文明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也是一个媒体，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存在。存在支持转基因的声音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由于转基因有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支撑，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相比而言，反对转基因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领域，相对零散，而且，也没有利益在后面支撑，声音自然会弱一些。比如我反对转基因，我不会从反对转基因这件事中获利。但是转基因科学家呼吁转基因，则可以直接从中获利。

在今天，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再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已经马克思关于科学与资本结盟的论述，很到位，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