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一生是激流汹涌的一生

 

柏杨说他永远是个中国人

    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柏杨

    这一个告别的春季

    一个月之内，中国文学和文化界先后永远辞别了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之前分别是：湖南老诗人彭燕郊，著名文史学家、翻译家贾植芳；现在则是大名鼎鼎的台湾文学家、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柏杨。三个人都以接近和超过90岁的高龄辞世，就人生来说，堪称圆满了，但是就中国文学或者文化来说，他们的死，带来的则是永难愈合的伤痕。 

    中国文化史的某种断裂，将因为三人的故去而永难弥补。

    柏杨无疑是三人中最为知名的一个，也是最值得隆重纪念的一位。这样说绝无对彭、贾二老的 不敬，而是柏杨自身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柏杨是台岛作家中的第一代，大家看他的简历就会一目了然，他的创作开始于大陆，但是成熟和结果于台湾。柏杨是新文化运动的孩子，他的人生旅程和思想底色，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中华文化史那一伟大启蒙时代的嫡系子孙，这一点弥足珍贵。他的故去，实际上宣告了台岛文化与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的永别。另外，柏杨不是一个书斋型的作家，他是一个大众作家，一个畅销书机器，他的影响不单单在纯文学和纯文化领域，更弥散在广泛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他是作家、文学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名流、台湾文化标签……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和他富有传奇意味的人生相结合，使柏杨隆起为台岛最为知名的文化景点，标志着台岛一个时期文学和文化的海拔高度和丰富程度。

    柏杨也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港台文化热”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文化“五四”运动后的另一个启蒙时期，港台文化大量涌入内地。琼瑶、金庸、梁羽生以及台港流行歌曲、电影等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大众和低端部分；席慕容、朱德庸、台湾校园歌曲、罗大佑等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小资和中产部分；而柏杨、台湾现代诗歌、李敖、白先勇、龙应台等则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小众和高端部分。柏杨的影响是最先也是最大的，我还记得，他的 《丑陋的中国人》是当时的顶级畅销书，是8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和启蒙意义的几本书籍之一。其中的“酱缸文化”“臭鞋大阵”等文化判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而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理解得一定很片面。与柏杨更为深入和亲密的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上半段和50年代后几年出生的那些人，看一看，这些人现在正在和已经成为中国的脊梁。我相信，在他们的文化骨骼中，柏杨曾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柏杨写小说，也写杂文，但是影响最大的似乎是他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他的 《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等绝对是当代大众化个性化历史书写与研究的先河之作。目前滥觞的如当年明月等操作的个性化通俗化历史写作与研究，柏杨是这一路作者的绝对源头之一。让历史变得畅销、好看、个性化，柏杨似乎是先行者。其宏大的规模、浩繁的篇幅、深刻的观点、独特的文风以及扎实的学术（虽然被同是历史学家的李敖反复批评、针砭，但是人无完人、孰能无过），都使柏杨配得上做这一行当的祖师爷。

    柏杨是台湾大作家，他的小说、杂文、文化研究、历史作品，都是他留给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他的生命更是一部精彩的大作，这也使柏杨一直保有极高的社会知名度。从最初的反共作家，到后来的绿岛政治犯；从与李敖交恶到娶台湾著名女诗人张香华为妻；从一般性的知名文学家到综合性的文化大家；从早年的党国工作人员到晚年的反 “台独”人士……柏杨的一生是激流汹涌的一生，是多姿多彩的一生，是不断走向正确、理性和光荣的收获者的一生。     2008年的4月即将成为永难复现的过去，春天正在用花朵和绿叶铺满大地，很快，夏天的太阳将为我们奏响生命又一季度的欢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一个告别的春季，因为柏杨，因为彭燕郊，也因为贾植芳，因为那些所有为人类和民族做出过自己贡献的成就者。    好友南方朔：晚年的柏杨与世无争

    1960、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一些人以被迫害者英雄的形象存在，柏杨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在一个政治压迫的年代，总会出现这样的所谓英雄。柏杨把对迫害者的反抗转移到普遍的中国文化、中国人身上，所以他写出了《丑陋的中国人》。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来自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根源。其实那个年代，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反感的人非常多。在任何高压年代，大家喜欢从文化中找理由，大家都特别能得到共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柏杨这些年来在大陆依然很受欢迎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柏杨改写的历史书一塌糊涂，事实上，他改写历史也是来源于自己被迫害者角色的定位。

    我和柏杨是好朋友，他的书都会送给我。晚年的柏杨其实非常和善，表现得像个人物，也与世无争。我们在一起不太可能谈许多很深的东西，聊历史、过去更多些。因为我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太希望有争论。这几年很少去他家了，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所以在我看来他是那个年代被迫害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位，许多那个年代反抗传统、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被迫害者都消失在历史中，没有人记住他们，但柏杨活了下来且生活得不错。他的幸运得益于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孙观汉，他在很多方面都保护着柏杨。柏杨已经是过去年代的文化图腾、记忆的标杆，在一段时期大家都要到他那里拜码头。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柏杨抓住了鲁迅的“刻薄”

    当年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看到过他。那时柏杨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文章充满着嬉笑怒骂，我把它们称之为“游戏文章”，挖苦有余但深度不够。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很严肃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谈。

    柏杨包括李敖，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更多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没有深度，这是无法和殷海光等比的。柏杨抓住了鲁迅的一点东西，特别是鲁迅刻薄的一面，但他缺少鲁迅的深度。另一方面，鲁迅的批判情绪来自传统中国社会，但到了柏杨的1960年代，这些历史背景都没有了，只好用谩骂的方式。柏杨的反抗更多来自对戒严时期生活的苦闷，来自年长者占据社会资源，年轻人无法出头的不满。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柏杨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

    前几年参加《丑陋的中国人》研讨会的时候，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我说，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想写的“中国人史”。从这个角度讲，柏杨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他和鲁迅都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也坚持自我反省。柏杨的与鲁迅相比，弱点在于深度不够。他的夫人后来把我这句话带给了柏杨，柏杨后来就写了信对我表示感谢。

    对大陆知识界来说，柏杨的影响主要在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柏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柏杨的作品和思想在大陆这边很有市场。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全集》主编陈晓明：他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

    柏杨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柏杨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柏杨对世俗文化展开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酱缸”这一象征意象去概括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性。这个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间文化的特色。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柏杨的杂文还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

    梁文道：柏杨功不可没的是启蒙

    其实我读柏杨的书挺早的，我在台湾读小学时就看过了他的书，当然看不懂。中学时再读，他的文字非常锋利。1980年代“解严”前，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的《野火集》是给青年人影响最大的书。我们在台湾接受的教育是典型的“忠党爱国”，柏杨从深处挖掘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局限性，但是单纯考虑民族性是有局限的。他的书像一针清醒针一样，但我们需要冷静对待民族主义，民族性不断有作家提出，它有很大局限性，民族性是特殊年代我们对西方侵略的反应，但柏杨他们直接搬到当下，跳跃太快了。柏杨功不可没的地方就是启蒙，继承了五四精神，尽管方法论有问题。

    他的史书是文学家著史，个人化东西太多，关注阴谋和权术，这是柏杨和其他著史文学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