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来源： 徐達 Tony的日志

      我写了悼念钱伟长学长的日志后，供职于人民日报的李大师提出疑问：“人都去世两天，各路相干不相干的人都发表了长篇大论，唯独清华，除了一二把手发了两篇一点营养都没有的唁电模板过去，啥表示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结梁子严重到这种地步？”

       今日，李大师期待的回复来了，清华新闻网上贴出一篇航院师生集体怀念钱伟长学长的新闻，据说现在还有许多来自其他院系的、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深情回忆了钱伟长当年在清华的情况，情真意切，由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就好像刘少奇说的一样：好在历史不是你一个人写的。

       我悼念文章题目为：“斯人已逝，清华精神何处寻？”，无独有偶，该新闻的题目为“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于此我再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思想和眼光的局限性，你看我的思想永远是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背道而驰的，还好我没有像我们首届师姐张莞昀一样去《新清华》工作，不然我的神经是要发生如何的错乱呢？

      今日读到由衷敬佩的杨东平老师撰写的《钱伟长：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一文，觉得甚好，摘录在此，李大师也许也可从中窥见一二。如我前文提到的，直到1983年邓小平下调令清华大学才摘掉钱伟长的右派身份，而中央早在1979年就已经为党外55名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右派分子平反。我们不禁要问：文革后这四年中，清华大学内发生了什么？教育部是谁在把持？到底是哪些人作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另外，我还看到一份材料，说当时因文革后钱伟长在清华呆的不顺利，流露出离开清华去南方的想法，当时南方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纷纷向其抛出了橄榄枝，其中就有华中工学院（即现华中科技大学）院长朱九思（朱先生还健在，前日接受媒体采访回忆说钱伟长差一点就要来华科当校长），他邀请钱伟长帮助指导研究生、帮忙建立力学系，后来有想让贤，让钱十分感动，但是钱伟长说：“要我到蒋管区中去任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事。”这种自信就和他在回答央视记者如何自我评价时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模一样。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热血沸腾，拍手叫好。这话果然很男人，钱伟长学长真是我们的伟大榜样，这就好比是个男人，绝对不能在你的情敌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

     要是当年钱真的去了华中工学院，而不是上海大学，那么，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中这两所学校又将产生如何的改变呢？特别是想到日后去华科当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周济部长，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会有所改观？也未可知。

     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是一个喜剧，也是一个悲剧。喜剧在于有着20、30年代的青葱岁月，有着西南联大的壮丽篇章，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友，悲剧之一在于清华大学百年，其中将五分之一的时间在战乱中度过，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真正好好在办学的时间寥寥无几，之二在于它亲自将无数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珍藏、培养起来的人才统统毁掉，把大礼堂和科学馆当做弹药库和基地互相用机枪扫射、炸药轰炸，利用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引诱批斗第一夫人。。。。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哪所大学还能有更为惊心动魄情节和悲壮的篇章。

      读到黄延复先生的新著，黄先生是校史研究室我非常佩服的真正研究清华校史有水准的和有良知的学者，而和其他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号称清华校史专家成天在学校里开讲座的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我才知道，在文革后，清华大学还有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硬是要把现在还刻在三教外墙上的那我从来没记住的八个字“严谨、勤奋、求实、创新”来代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学校领导人中至今还有至少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刻意回避土生土长于清华园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如果说钱伟长先生的悲剧根源于特定年代的特定事件，所以好像他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不能上课、教授资格降级、工资下降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事情，那么现在早已经没有了蒋南翔们，何以当年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要到1998年才能允许给研究生上课？何以秦晖老师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直到07年才能评上博导？动不动都要被校、院系党委书记请去喝茶？何以社科院的徐有渔先生被剥夺指导研究生的权利？何以朱学勤老师的教授津贴会被扣发，博导资格长期得不到确认？ 他们这些人，不是当代中国的钱伟长们吗？

     我十分赞同杨东平老师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大约我们已经背离常识和正统太久太久，以至于我们刚步入正轨就立即会条件反射地产生“我原来真是从这里来的吗？我真的走对路了？”这样的错觉，喜乎？悲乎？

钱伟长：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杨东平   

      新近辞世的钱伟长教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三钱”这样近乎传奇的已逝学统的缅怀。然而，钱伟长人格之伟大和余绪之悠长，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和优秀校长这样的描述所能概括的。人们或许会好奇，作为1931年毕业的“老清华”、曾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的钱伟长，为什么在8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他与清华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荣辱，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大支柱”，是由老校长梅贻琦校长奠定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旧清华”作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的典型，成为被批判改造的重点。曾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的研究型大学，最终被改造为包括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7系18专业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纳入培养“专才“的轨道。

     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亲历了这一过程，他坚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对大学的学术性、精英性价值最后的维护者，与蒋南翔在办学方针上发生尖锐冲突。他反对按照苏联模式培养现成工程师的目标，认为必然导致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以及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通才教育已经被批判否定之后，在整风运动中，他支持学生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他批评院系调整、教师工作量等一系列的改革，无非就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