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美国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拆迁

1967年，这一美国家庭在中国生活的合影。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张丹彤 张一龙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

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

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

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

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

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

“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

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

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

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

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

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