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美国人阳和平的父母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中国养奶牛62年。父母在中国的理想和践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尽管出生在北京,讲一口京腔中文,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

　　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

　　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

　　“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

　　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七个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

　　1948年,在未婚夫阳早(原名Erwin Engst,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牧系毕业,因为受《西行漫记》的影响,1946年来到延安——本刊注)为她描述的红色中国神秘色彩的吸引下,寒春来到延安。他们带着党交给的任务,带着83头荷兰奶牛落户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寒春与阳早成婚。

　　记者问阳和平,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的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阳和平说母亲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成为一名工人。

　　孙悟空不懂米老鼠

　　“文革”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当年父亲为母亲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也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他发现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各地的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就是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从动摇到坚信

　　而阳和平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

　　“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

　　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指着信问李维民:“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

　　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阳和平说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作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唯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曹世明荐自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