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勉映:民主的成本、悖论、及其它

民主的社会管理成本很高，这是民主改革的反对者的主要依据。

但这里有了一个问题：谁是社会主体？官还是民？若是官，民主只是它的外衣，要不要穿，倒是有个成本问题。但若是民，民主的悥义首先是让主体通过程序和体制成为主体，那就不存在民主的成本问题。为了成本节约而舍弃主体，就象为了省钱而不要命了。那是笑话。

主体还未成立，成本相关于谁了？所以以成本论来推诿者，心中的逻辑还是官本主义。

…（只要民主了，多大的社会成本都是应该付出的？达到民主的标准、标志时什么？）

民主是社会意志统一化过程。民主承认个体意志的正当合理性。并且正是试图通过这种承认，达到统一与聚合。

所有的人都是生命，生命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为分散的意志的互相认同与统一提供了可能。生命只有结合才能延续；结合使生命成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必须互认利益需求的正当性，从而也为自己的利益范围作了设定，对他人的利益追求作了承认；在限定和承认之间，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形成共同的意志。这承认不同的个体利益，又寻找社会共同意志就是民主的过程。也是只有依靠民主才能找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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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应当承认，“找”也很困难。因为经济关糸中的地位不同，现时利益追求、及对自我利益范围的设定和理解也就会有不同。

这里光有程序、技术的民主就不够了。还要有价值、信仰、摆脱利益的超越的审美意志。生命的利益即未来利益，常常表现在这些非理性的意志和情感上。也就是说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先验的、纯粹的美和好存在，这一东西，更能统一我们的意志。

这种东西必须普泛化，才能形成社会共同意志，并发挥作用。

那么，这种东西怎样才能培育岀了？文化、历史、传统、宗教都很重要，但有一点不能缺少，那就是民主。

要想让“贫嘴张大民”们与住在高楼的上人具有同样的价值观，让张大民们摆脱利益的超越的审美意志对于政府管理者十分重要，但如何通过民主，使得张大民们具有这样的审美意识，则没有搞懂。

价值意志、完美追求的意志，只有在独立的人格中形成；而独立的人格，只有在政治自由中实现。奴隶是不会有独立人格的，而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你怎能要求他的价值意志和审美意志了？他不会承认有超越的共同的美与好存在。生存利益绑架了他，他只能扼杀意志。

能把人变为奴的只有专制；而专制的天敌就是民主，所以民主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让人独立，从而培育他们的价值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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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岀一个悖论：民主需要价值支撑，价值又需要民主培育。这就不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还是一个没有鸡哪有蛋，而没有蛋又哪有鸡的问题。

怎么办？一个过渡的半民主，或叫一个价值的半威权。並非不可取。在保证人民成为社会主体的前提下，再要有社会成本考虑，它当最低。并且，它还是实现人民和民主的成本最低的道路与方式。

但这有两个要件：人的解放、枪的属民。

人的解放是独立人格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枪的属民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

枪不属民，就是枪不在人民自己手中；那是难以让人免于恐惧、而有真正的自由感的。更也就是无法形成独立人格的。

没有独立人格的群体的形成，哪里会形成人民意志？于是会有了五六十年代，用人民来抵制民主的历史笑话。枪口下的民主，必是扭曲的民主；枪口下的人民，不会是真正的人民。这就是文革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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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具有立人格的群体，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民；没有真正的人民，专制会显得永远的有理：因为，社会必须有序。

专制的有理，又告诉着我们：枪不可属民。

其实，民还没有，枪怎属民？

又是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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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破解悖论，唯靠价值。

人民的意志，理论上是同一与价值的。因为价值是生命整体的利益和需求所在。而人民是生命体的现实组合，二者应是同一的。在人民意志还不能由民主程序和体制抽象岀时，把价值作为共同目标和制约，是个有效办法。英国式民主革命，得益价值不少，表象妥协与王室、贵族与宗教，实际更为彻底。妥协的可能，就是对价值的共同认可。

王室、贵族与宗教有一个共同特奌：依赖于价值。它们存在正当性都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他们的价值虽然相关生命整体，但却只能将其偶象化为上帝，无法将现实中普泛的“人”即人民，涵括为价值主体的。但对价值的祟奉，却使它具有与人民结合的可能，这成为英式革命的基础。

所以，民主与专制，和平过渡的纽带是价值。

即使专制政体，要成为民主过渡的社会看守人，或作为改革主体，也就是威权主义过渡，自身的价值化，将是决定性条件。

价值是可纽结个体利益意志与社会共同意志的唯一条件。

于是，结论：在由于人民未成熟、民主体制也就还不能马上设立运作、于是枪也无法实质属民的历史悖论期，价值共认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培养人民、走向民主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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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共认价值？嘴上空叫不行。唯践行与批判。

且二者必须同步。因为，不批判的践行，会被误认为对专制的粉饰，唯即践行又批判才能让人明白，当前只是未来的过渡。

批判也分为两种的：对非价值的现实的批判、对历史的反价值事件的否定。

对现实的批判要以价值为标准，无论是否对体制有利。对历史的批判，也要以价值为标准，无论谁作的，哪怕体制自己。

前者，邓玉娇事件为例。以为给邓玉娇一个有罪但免予处分，人民会感激了。错，又在践踏价值：明明无罪的正当防卫，为何说有罪免处了？要人民感激体制。体制至上，价值无顾，用牺牲价值来换取人们的感激的思想又作怪了。为什么对体制内的人明白着的强奸未遂，却总要袒护了？为何不借此申张一下价值了？

后者，亦可举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例。四九后，体制内外一心唯此刻。为何？自我的历史否定，价值的申张。其实，否定批判历史，也唯靠价值的。只有价值能号召团结起人民。否则邓小平之类至今也难翻身。但价值绝不仅是武器或工具，而是神圣。不能用过就丢的。丢了，人们会用你用过的价值的武器去批判你。鹿死事件就是。鹿死是要价值（反官倒）、与要民主同时来的。二者的合一，也反映价值与民主的关系。同时来的东西，说明人们对体制已失去了价值信任。很可怕的，所以莫如趁早价值化体制。

非价值化、把价值妖魔化、西方化、和平演变工具化的宣传始自鹿死。要重新价值化自身，选择否定批判自我的突破口，也非其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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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化了的体制终会走向民主，人民会相信；非此，老是把体制神圣化，甚至牺牲价值，那是不会有人把你当神圣的。

没有上帝可供奉的中国，人们的价值情感有时会供奉给体制，特别是体制贴近了价值时；但体制却常误认了这对价值的祟奉，真当是自己的功劳，继续的神圣化自己，结果常是走向反面。

试图占据价值神圣地位的体制，下场总是不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