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大屠杀后去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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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大屠杀后去向如何2010年08月04日 08:35 百年潮 【 】 【打印共有评论17

核心提示:20世纪40年代,我先后在北伐和抗日名将唐生智创办的耀祥中学就读和工作,并参与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读书会,耳闻目睹了唐生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积极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并成功逃过桂系部队“围剿”搜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表示誓死守城

告外国记者云:“中国为一爱好和平之民族,从不侵略他国,讵九一八后,日本以数十年之准备,大举进犯中国国土,中国在物质上虽乏准备,但精神上则具无上之抵御决心。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至最后胜利为止。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与莫大之代价。”唐继谓:“南京瞬将变为战场,吾人之牺牲,固所不计,然累及友邦侨民则甚不安,故希望外侨早日退至安全地带,维情愿留京者,吾人仍将竭尽能力加以保卫。”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1期,作者:李石生,原题:《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一场险斗》

20世纪40年代,我先后在北伐和抗日名将唐生智创办的耀祥中学就读和工作,并参与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读书会,耳闻目睹了唐生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积极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并成功逃过桂系部队“围剿”搜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唐生智回乡办学

我在湖南家乡的中学学习时,条件非常艰苦。日寇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国土日益沦陷。国家财经困难,学校经费拮据,校舍破旧失修,图书设备极为简陋,学生的伙食也日益恶劣;而国民党政府通过党团组织严密控制监视,随时迫害进步学生。一次,县立中学发生火灾,被说成“共产党放火”,把进步师生20多人关进大牢。我所在的中学是新办的,教师条件较好,但没有校舍,就借用城边山上一座古寺进行教学活动。由于常有敌机来轰炸,正常的学习生活都很困难。后来我转到东安耀祥中学,这是一所较独特的私立学校,由北伐和抗日名将唐生智将军于1939年创办。

唐生智在“临危受命”抱病守南京失败后,遭到蒋介石嫡系将领的冷语和恶意指责,“心中非常苦闷”。他是在蒋介石两次下令要他撤退的情况下撤退的,因此蒋介石没有接受他自动请求处分的检讨,仍让他挂名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但唐生智不满意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劳,便以父病为由,决定回家乡办学,“为地方民众做点实事”,“培养一批真正救国家为民众办事的人才”。为了办好学校,他变卖了在青岛、长沙和永州等地的房产和田地,来集资兴建校舍,还将自己的农场、造纸厂等企业盈利作为基金购买设备,霍夫人也捐献了自己积蓄的金银首饰,真是倾家荡产来全力办学,因而学校的校舍、设备及师资条件都比其他学校优越。而且学校建在唐生智的家乡,远离城市,可避免敌机的轰炸;四周环境安静,在当时确实是学习的好地方。特别是唐生智亲任校长,不许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在校活动,这就为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生物教员严正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就通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如鲁迅的文艺著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及《新华日报》和《人民世纪》等,这些都是长沙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安寄来的。这些书在蒋管区是禁止阅读的,因而都进行了包装。1944年,刘国安通过严正老师组织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学习《论持久战》等著作,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联系唐生智的旧部军官,建立抗日游击队政治组,配合武装斗争;在沦陷后又组织民众自卫队,进行反对伪维持会的斗争,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

在耀祥中学斗智斗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控制,在中学实行军训,派驻军训教官,一般都派尉官;而耀祥中学的军训主任却是蒋介石指派的一位少将。为了监视唐生智的活动,还以保护安全为名派驻了一个班的宪兵。这位少将教官崇拜蒋介石,每逢提到蒋委员长,就要求学生立正以示敬意,这使唐生智十分反感。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这位军训主任身着少将军装发号施令。当唐生智进会场时,他高喊“立正”。唐生智登上讲堂,只叫师生“稍息”,而不理司仪官,使他直挺站立了数分钟后,才转过头来对他说:“以后不要这样搞,学校不是军营,礼堂只挂国父孙中山像,不挂蒋委员长像。”这使他敢怒不敢言,只好找学生出气。一次军训课,一位同学迟到,被他用棍子狠打。唐生智得知后批评了他,他顶撞说:“我是军人,按步兵操典办事,你不要我搞,我就走。”唐生智说:“我也是军人,你这位少将当中学教官;我是一级上将现只当校长,这不是我们委屈你吧!你晚上来,我们谈谈。”这位少将不愿谈,次日就不辞而别,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在蒋管区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这时,国民党军警将患病在家的严正老师抓走关进专署监狱,进行严刑拷打。但严正老师坚强不屈,没暴露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后经地下党组织和他父亲多方营救,通过关系,利用法律程序,严卫老师由专署监狱转到地方法院,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医院,然后趁机逃到广西百色地区,在那里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学校新来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员,他与军训教官在学校进行了大搜查。幸好我们心生警觉,把明显的革命书籍转移出去了,他们只搜到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但期末仍以“思想不纯正”为名将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辞退”。被“辞退”的李芸同学因国民党特务追捕,逃到广西柳州,次年因肺病加重,吐血而亡。他是读书会的组织者,是思想进步、有文学才华的青年,可惜未看到革命胜利就过早夭折了。另一位同学转到省立中学,也被追捕,被迫逃到了解放区。我也是被“辞退”者之一,决定转学到衡阳道南中学。但家母追问转学原因,以离家远担心安全问题为由不同意我转学,并请我伯父(北伐时曾在唐生智部队当过兵)去学校了解情况,请求留校学习。没想到唐生智亲自接见了我伯父,并允许我留校继续学习。这使我免遭反动派的迫害。

1948年春,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同时蒋管区的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高涨。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这时唐生智已经看到“蒋介石垮台是一定的”,更坚定了他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他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党派联系,读一些毛泽东著作,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考虑今后自己如何为人民和国家做点事。春节后,唐生智通过东山学会举行了一次学习报告会。参加的除本校师生外,还请了地方各界代表人物。报告会主要是了解当时的形势,学习一些进步思想。几位进步教师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三民主义等思想,唐生智亲自讲了“做人与做事的人生哲学”。这是耀祥中学第一次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与进步思想,从而重新推动了中断一年多的进步活动。这时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失败后,为维持反动统治,采取召开“国民大会”等欺骗手法。他对唐生智当选国大代表而不出席很不放心,便派总统参军唐生明到东安请唐生智去南京工作。唐生智考虑到蒋介石几次邀请他,如再不去会使蒋介石更多疑。同时他也想在形势转折时外出了解情况,向蒋介石提些建议。在南京会见时,蒋介石表现殷勤,宴请他,并请他为国解难,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但双方已经没有共同语言,唐生智便以去上海医牙为由告辞。在上海,唐生智与中共地下党和“民革”组织进行了联系。他们希望唐生智与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头,做好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唐生智在上海和长沙还对个别旧部做了策反工作。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唐生智在思想上得到极大的启发,他深感北伐时中共方面老朋友李达等曾引导他,“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与自己的思想觉悟差,未能跟中共走,而走了许多弯路。经过长期斗争实践与反省才认清形势,感谢中共地下党为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使我豁然开朗,力量倍增”。回东安后,他积极找过去的旧部军官,组织地方武装,并在长沙发起湖南人民自救运动,被选为主任委员。他积极配合程潜、陈明仁抵制白崇禧的控制。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也数次派人到东安请唐生智出来协助收拾残局,都被唐生智拒绝。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后,又派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唐生智的旧部)带上桂林特产和一笔礼金请唐生智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并说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唐生智接见他,只收了他个人送的特产,未接受礼金与官位,并将自己的一级上将军服交回,表示“这种官是永远不当了”。他还劝李品仙认清形势,善自处理,“不要再跟蒋介石跑了”。

唐生智化装脱险

1949年5月,白崇禧退驻长沙,威胁程潜,解散了湖南人民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唐生智回到东安,积极组织地方人民自卫武装,准备阻击桂系部队。这时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地下党员张凡来耀祥中学挂名当教员,帮助唐生智进行工作。唐生智安排了几位进步教师(包括我)与学生协助张凡开展工作。张凡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参加的有60多位进步师生,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任务》、《土地法大纲》等文件。由张凡主讲,结合学习资料进行讨论。学习结束后,分派去农村进行宣传,组织群众搞减租减息活动。唐生智将自家的收音机(当时在湘南地区是很稀罕的)搬到学校,由学习班资料组负责每晚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将解放军的进展与时事要闻记录下来,连夜油印成传单,次晨向外散发。张凡在工作中发展了7位中共地下党员、团员,下乡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妇联会等组织,并联系地方武装进行策反活动,准备迎接解放与支前工作。

7月下旬白崇禧退驻衡阳,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将领在长沙通电和平起义。次日,唐生智等108名湖南知名人士通电响应。白崇禧派了一个军的兵力驻冷水滩,一个师驻芦洪市,包围唐生智家乡。桂系军长以保护安全为名要见唐生智。唐生智知道来者不善,上次以礼来请未成,这次以武力威胁,“是要对我动手了”,便由家人回告不在家。当晚,唐生智召集夫人及子女,激动地说:“看来他们是不甘心的,今晚我要出走了。”“从我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我们全家要为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并交代要立即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张凡和刘兴、周斓等旧部注意安全。当晚他带上自卫用的手枪,在长子仁曼和外甥陪同下离家出走。不久,桂系部队对唐生智的家乡进行了“围剿”搜捕,并派两个熟悉东安的将领来芦洪市召开唐氏家族会。他们指责陈明仁“不仁”,唐生智“不智”,“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出来就要烧掉唐公馆和耀祥中学”,并扬言知情不报者要严惩。他们还到处张贴标语:“打倒灰色总监唐生智”,“活捉灰色分子刘兴、周斓”。他们以有异党活动为由,查封了耀祥中学。他们搜查了唐公馆,没抓到唐生智,便把霍夫人及子女,还有唐生智尊重的师友顾先生都劫持到军部。他们对顾先生严刑拷问,使他双脚残跛。这时唐生智年已花甲,化装为中医在附近山林躲避。一次路遇几个桂系官兵在前查问老乡,唐生智险些被抓,他立即走进农民家中说明情况,和农民换了衣服,从后门逃走了。正是在老乡和学生的掩护下,他不断变换隐蔽的地方,最后躲在妹夫家的柴堆中,才没有被桂系部队搜查到。但因冒着风雨在外逃避一个多月,身体疲惫,虚弱患病。幸好人民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后迅速南进,10月10日解放东安,解救了唐生智。中共湖南省委派人来东安接他去长沙任职。唐生智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还尽力做国民党留下的地方军政官员的工作,劝他们放弃顽抗,弃暗投明。而霍夫人及子女被桂系部队押到桂林,由于李品仙是唐生智的旧部,在溃退中不愿把事做绝,最后把他们送到香港,直到广州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将他们接回东安。唐生智终于全家团聚。12月,唐生智在离开家乡前,将他付出巨资和心力创办多年的耀祥中学交给党和政府的代表张凡接管。唐生智到长沙后就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年底又到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后来,他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