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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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1 | 难忘那个年代
李庆云
1959年我不满10岁。一个正在长骨骼、长肌肉、长智力的男孩,一下子滑进了一个冰冷的大饥荒的年代。
一个纯真幼稚的孩子什么也不懂,只懂得饥肠噜噜想吃东西。每次走到胡同里的破墙边,我就扒在墙窟窿边往里看,盼望我前几年塞进里边的黑馍蛋子再能露出脸来。可是它们躲得远远的再也不出来了。找不到它们我只有四处寻找那些可以充饥的东西,树叶、树皮、野菜、麦苗。
我真傻!我为什么把它扔掉呢?记得刚刚记事的时候,家中的日子还不算很贫。爷爷和父亲都是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据他们说他们是因为有了我再回家的,老爷爷、爷爷和父亲三代孤身,盼望家中人丁兴旺是家中几辈人的最大愿望。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解放了、建成国了、天下太平了。老百姓谁不想过个安生日子?爷爷对上级说:“国家太平了,俺家有一个人给公家干事就中了,叫孩子回家成个家吧。”于是父亲就回到家中经营自己的小家园了,于是就有了我,就有了我的弟弟。
爷爷见有了孙子,一高兴也回家了。队伍上的人回来就是村里的台柱子,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只知道村里过年杀猪的时候,那个大大的白气球似的猪尿脬是对我的最高奖赏,许多孩子看着那屠夫伯伯胀红着脸把吹起来的带着腥臊味的猪尿脬隔着许多层人送到我的面前,一时间我像一个尊贵的王子,众多的孩子追着要摸一摸那诱人的玩意,据现在回忆那时可能是高级社。
那时过年还可以吃上肉。平时能吃上高粮面花卷,那包皮的白面实在薄得可怜。馋嘴的我为了吃那白馍皮,就拿着整个的馍到无人的地方去剥皮,当然这点雕虫小技自然逃不过大人的眼睛。明明知道撑死我也吃不了一个大馍,可是我却硬说我能。在大人的监督下我慢慢地吃,心想你总不能看我一上午。于是我就磨呀、磨呀!大人一转眼,我就会溜到胡同里处理掉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墙窟窿里、矮墙外都有我的处理品。
1958年、进入大跃进的年代。真诚的农民也被带进狂热的光环内。那时我读小学一年级,白天我们挤在那低暗的土屋子里读书,晚上跑到地里看大人苦干加巧干。
高高的一个大木棍上挑着一个最先进的马灯。灯光下坐一群劳力。篓里、筐里全装满了土粪。很惊奇,那大的东西大人们抬着为什么那样的轻松?后来我才知道,下边装的全是麦秸。只有上边一层是肥。就连这样的东西也不轻易去送,他们一批批轮流上到盐土堆上喊口号,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口号是:“同志们、加油干!苦干、巧干、拼命干!完成任务上汲县!到了汲县把钢炼!炼钢、炼铁、造炮弹!造了炮弹打老蒋!打得老蒋没头钻、一头扎到黄河湾!伸手把海翻!脚尖一拧地球转三圈!”喊到半夜各自回家。第二天路边的地头上只有不几堆的土肥。试想、地里没有肥能长出好庄稼吗?
58年大合食堂,全村人一个伙。锅大得吓死人,比那最大的杀猪锅还要大许多倍。那时我觉得挺好玩的,顿顿吃白馍,钟一敲我就提着小馍篮去领馒头,再也用不着撕馍皮了。
支书叔叔在群众大会上不止一次的大讲共产主义。他是这样描绘共产主义的:“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蓝图啊!我向往着共产主义,盼望着它早一天到来。
58年的麦季是个大丰收,麦收时节学生们去拾麦,我把捡到的麦穗送到集体的场里。打麦场上一片欢笑。可是我却发现地里场上到处都是撒落的麦粒,大家视而不见,因为家家的锅都被砸烂炼钢铁去了,就连墙壁上的铁钉也不放过。
这年秋天的收成也不错,大面积的胡萝卜是牛犁的。我们小学生一大早顶着寒风被赶到地里拾萝卜。前边一个犁子刚过,后边一个犁子就跟了上来,那可爱的胡萝卜绝大多数被埋在地里。
不知是上天有眼,还是人们自欺欺人。糊里糊涂过了一年的人们,59年的春天就开始感到饥饿的恐怖。漫长的春天,地里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大食堂的饭一天比一天稀。白馍没有了,黑馍也没有了。黑菜团子慢慢的也吃不上了。接着就换上了红薯干,胡萝卜,头一年被压在土里的胡萝卜被捡起来用水煮着吃。真是:上顿萝卜、下顿萝卜、一天三顿萝卜,今天萝卜、明天萝卜、天天全是胡萝卜。
胡萝卜吃完了,就吃红薯叶,胡萝卜叶,能吃的东西全都有吃完了,大人们就跑到黄河大堤上扫柳树叶。又老又干的柳树叶被背回来,泡一泡煮着吃。这些过去连猪都不愿吃的东西被人们吞食着。后来说起这些,孩子们不能理解,说:“你们真傻,怎么不知道吃猪肉呢?”是啊!真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能理解。那时候哪里来的猪呀?
大路进的年代、把社会主义吹上了天。好像一切都有是天上掉下来的。谁会料到来年会出现这样的大饥荒呢?别说养猪,连牛都快饿死完了。人们找不到吃的就开始挖芦苇根,发白的芦苇根被剁成一寸长的节。晒干、磨碎当炒面。玉米芯,棉花籽,被吃光了,人们就开始吃树皮,人的第一本能是吃。要说树皮,并不是所有的树皮都能吃。我记得唯一能吃的就是榆树皮,当然我不是第一个吃榆树皮的人,倒底谁是第一个吃榆树皮的人呢?这无可考证。要说吃榆树皮,我们这群孩子要算是能人了,顺手捡起一块砖头,朝着高大的榆树砰、砰几砖头,先横向砸断它的韧带,翻开一个茬口,用劲一扯。一块长长的大大的树皮就下来了。翻过来再反复去折,把外表的老树皮折掉,里边便是白嫩的二层皮,这样就可以直接食用或间接食用了。只要一砸开口子,大家便你一条我一条的抢着撕。那鲜嫩的榆皮,真是上等的美味佳肴。甜甜的、粘粘的,很清淡,很好吃。吃这东西尽量要切断,长度一般在一寸长为宜。嚼这东西易粗不易细,嚼得时间长了反而难以下咽,粘糊糊的令人反胃。如果段太长,吃时容易,拉时难。孩子们吃树皮,传给了大人,大人的办法就先进了一步。他们把树皮切成段,炒干,磨碎配上其它东西当炒面。榆树皮炒面很粘,在碗里一搅,都都的转,观感很不好。
为了让大家渡过饥荒,政府开仓放粮,每人每天定量为七两二钱。为是什么给这个定量?到现在也不知是哪个专家给推算出来的。反正七两二钱好多年标准没变。
随着天气的变暖,树上露出了叶子,地上长出了野菜。肚子里能进一些可进的东西了,饥饿感就相对少了一点。可是那些被剥得光光的电杆似的救过人的命的榆树,只向春天露了一丝新绿就光荣的牺牲了。
可爱的榆树呀!我多想给你唱一首颂歌、撰一篇祭文、让世世代代都铭记您的恩德呀!没有您的献身精神,不知道我们那一代孩子的肚子里该填些什么?下一代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故意去剥它们的皮,也不要因为我的文章去作实验。因为那种手段、那种生活、那种境况都是残忍的,是令人不堪回首的,我希望人世间永远不要再有那可悲的大饥荒年代。不难想象一群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孩子伸着脏兮兮的小手去抢那树皮吃的镜头,该是多么的令人痛心啊!
夏天有麦子,秋天有玉米,是我们孩子快乐生活的时间。偷!是我们的拿手好戏。那时候偷不为丑。小孩偷、大人也偷!偷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不偷才是天下的大傻瓜。
春天偷麦苗,夏天偷麦子,尽管捉住了要游街、要辩论(辩论——就是让你当众挨打丢丑)其实只要不让上边的大干部逮住,群众谁也不管谁。因为偷的东西都装到了肚子里,身上没有脏证所在,他们拿谁也没办法。
一眼看不到,钻到麦地里,抓住麦子就揉、就搓、就吹、就吃,一条龙一口气干完,出地头时把嘴一擦,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把人家的肚子翻开看一看呀?
妇女家也能偷,正走路时裤腰一解钻到麦田里,抓紧时间揉、搓,装到事先准备好的口袋里,带回去给不会动事的孩子吃。你就是再有把握你也不敢往女人的腰里、怀里去摸?
男劳力白天一起劳动没办法去偷,晚上就下夜。记得一个学生到地里去割草,回来后他的奶奶满怀希望会有意外的收获,谁知老人翻到底也没见一粒麦子。狠狠地瞪了孙子一眼说:“傻孙、不知偷麦?!”
秋天、地里的玉米还没长成,我们就啃着吃,吃得满嘴白浆。不小心就会带着标记走出去,被孬人逮住挨两巴掌,被好心人逮住了摸一摸你的肚子,嘿嘿一笑说:“这个西瓜又快熟了!”
59年的冬天、又是一个难熬的冬天。到处都有饿死人的现象。那时的孩子们大部分是大肚皮,肋骨一根根的清晰可见。因为大食堂的汤汤水水很不顶饥。一个人喝七碗八碗的不算多。晚上天不黑就被大人喊着睡觉,大人的理由是睡着了就不饥,其实绝对不是那回事。几泡尿之后,肚子就咕咕作响。那时、睡不着也不闹,没力气闹。白天依着墙根晒太阳,有一点暖和气就就胡连巴:“毛主席打电话,问问群众吃的啥?早上的馍、约人约(一个人一个),晌午的面条捞不着、后晌的汤照月亮、小孩喝了光尿床、他娘打他一巴掌、孩儿了、孩儿了快点长、长大当个司务长、又吃馍、又喝汤、亲戚、邻居、都沾光。”“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
那时、许多人都饿成了浮肿病,那时的女人很少生孩子。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亲眼看到一个男人,大约四十来岁,当时在我们眼里他是个老头。老头逆我们的方向而来,在过一个不高的土坎时脚都抬不起来,我们几个孩子就躲着看他的笑话,但谁知那人竟一步没踏好摔倒在地,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在我们几个走过去时他已经淹淹一息了。
饿死人的事到处都有,由于当时年纪小记忆摸糊,谈不具体,后来听妻子说,她的父亲就是饿死的,临断气还给别人要胡萝卜,吃胡萝卜恐怕就是他最大的奢望,一个饿得连爬的气力都没有的人还能盼吃什么呢?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活着的亲人都无法满足。她们家是县城的,由此可见饿死的人不只是农村的,城里的人照样能饿死。
农民挨饿,国家干部也照样挨饿,我的姑父(也就是我养母的丈夫,我一直这样的喊他姑父)他在一个大城市当国家干部,他照样饿得浮肿,他的孩子个个饿得皮包骨头,十几岁的小伙子饿得连桶水都提不动,一阵风都能吹倒。我看到他们心里很难过,我把奶奶为我从大麦皮里筛出来的一小把麦脐,用一张作业纸包着送给我的三表哥,他视若珍宝,经过再三推让之后,他只一口就吃光了,至今我认为这是我当时做的最大的一件善事。
要说这点大麦皮,还真有段故事哩。在北中原,大麦要比小麦先熟,大麦可以接济早春断粮的人家。
当然、我们这些将近饿死的孩子是不会放过那早熟的大麦的。大麦偷家之后不敢公开晾晒,只好用火慢慢的焙干,躲着干部们炒炒面。
面吃了,皮被奶奶留下了,大约有半斤多,装有一个筷笼里。冬天没吃的,我就四处乱翻,最终发现了这点大麦皮,尽管很扎嘴,但毕竟可以充饥。正当我大口、小口没命的偷吃时,被奶奶发现了。
奶奶走过来说:“我的小祖宗,别把肠子扎坏了。”当时我不相信它能会把肠子扎破,后来细想那时肠子连一点脂肪都有没有,薄如草纸,扎坏也不是不可能的。奶奶就拿来粗箩筛了一下,筛出了一小把大麦脐。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比我饿得更很的三表哥。为了充饥我坚持偷吃了几把纯大麦皮。
难道是姑父不养家吗?不!而是他那几十元的工资实在是卖不了几样吃食。为了养家糊口,姑父也进了浮肿病院。
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祭灶日,在下常情况下家家要吃饺子、祭灶糖(芝麻糖)。可就在这一天,我们十几个小孩到西南坡刨“福根”,也就是牵牛花的根。不知道谁人给它起了这个雅号,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那里有这种玩意。“福根”多么好听的名子。
呵!这东西真是救命,一抓子下去就是白花花的一把,粗的如筷子,细的如粉条,吃起来嫩脆甘甜。我们戏称它为“祭灶糖”,刨着、吃着、笑着。这是我在饥饿的年代里最欢乐的时刻,一辈子也不能忘。
天黑了,该是拉鞭放炮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时候了,神灵是不敢不敬的。可是全村却冷冷静静的没有一点动静。因为自命难保的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向神灵表示了。
回到家里奶奶见我的箩头筐里有许多白银条似的福根,很是惊喜,好像看到了生命之光。老人家立即动手洗了一些福根,出奇的点燃了久违了的一天中的第三道炊烟。就这样,全家人吃了一顿最好的祭灶饭。
福根这玩意可真是好啊!可生可熟,还可以做成饼拿来到集上去卖。张家可刨,李家也可刨,这村有,那村也有。一连几年刨不断的福根,养活了许多人。说来也怪,后来生活好转了,那玩意也少了。同样是一个地方,夏天枝叶茂盛,到了冬天就是刨不出当年那个成色的福根。这是人们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刨出福根的我有福吗?在我出生四十多天里父母离异,靠吃我一个本家姑母的奶水长大,(也就是我前边谈到的我三表哥的妈妈),断奶后我一直跟着爷奶生活。大食堂时父亲被调到外村当司务长,那是当时最实惠的官,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一丁点的实惠,那怕是一口馍也没给过我。真的、绝对是这样的!
一次我放学回来,半道上突然腰疼难忍,两眼冒着金星再也走不动了。我哭了,我怕了!因为就在这个地方我曾亲眼看到过饿死的那个老头。我是不是见鬼了?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倒下。
在小伙伴拉的帮助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还是腰疼难忍,在床上大声的哭着。我奶奶听了同学们的叙说,说我中了邪,我爷爷说:“小孩家那有腰啊?八成是跟别人打架摔伤了。”要请医生,我无力辩驳,请就叫他们请去,反正我没打架。
不一会、村里的一位老中医被请来了,为我号了脉,他笑了笑说:“没病!没邪!想法给他弄点吃的一会儿就好。”有病可以请医生,有邪可以请端公(神汉),就是饿了找不到吃的,这可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奶奶说:“别作难了,我还放一把准备浆线子的好面哩,先给他烧碗好面甜汤吧。”
就这样、两碗浆糊状的好面甜汤下肚之后,不到十分钟腰疼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真是灵丹妙药,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时的说给人们。可那毕竟是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如果拿到现在用到营养过剩的人身上恐怕就不灵了。
又是一个难熬的春天,在树叶长全的一天晚上,吃惯榆皮榆叶的我,扳倒家中指头粗的小榆树捋榆叶生吃。被二弟发现后告到父亲跟前,父亲出门瞪了我一眼,我放开小榆树走开了。我知道要是我胆敢再捋一把,一准是挨一顿臭打,可是父亲偏偏没有打我。
从那一天起,我理解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真正含意。要是二弟和我处在一个“忍耐”线上,他未必能熬过我,要是都在一个饥饿状态,他也绝对不会举报我。从那一天起、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的含意。我开始怀疑父亲对集体的忠诚。但我也从来没发现父亲往家里拿来过半点吃的,对于父亲在天之灵我是绝对不敢损其形象的。
大饥荒延续到第三个年头,奶奶被划到了病号食堂。这是清一色的浮肿病号,按现在说那是当时的小特区,特区里戒备森严,非特区公民不准入内。申请到特区落户很容易,只要你卷起裤褪用手一捺,腿上的坑长久弹不起来,就可以办“入境证”。
特区公民生活水准很高,一天可供一般饭量的人吃八分饱。但绝对不允许多吃。也不允许往外带,违纪者将会被无情地驱逐出境。
民以食为天,何况那大饥荒的年代。任何人都想进这个食堂,一旦挤进去就绝对不愿出来,所以大家都很守规矩,唯恐犯了天条被赶下天庭。一墙之隔,里边可以吃上黑馍,外边连树皮野菜都有吃不上。
吃了几天饱饭的病号们,心灵受到了触动,他们开始想儿女、想丈夫、想老人,想他们在外饥饿难耐的样子。唯恐有一天亲人被饿死在家中,她们那颗心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病号饭大流失的现象。别家的老人我不知道,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我的奶奶。
我是个无娘的孩子,有娘的孩子尚且挨饿,何况我呢?那时我的形象差极了,深眼窝,大肚皮,肋骨一根一根的,活像一个少年吸毒者。那时我的第一需要就是吃,但吃什么呢?什么都能吃、什么都想吃、什么也吃不上。无奈之下只得隔着墙听那墙里边的吃饭声。那嚼馍咂嘴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那简直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撩拔得人直流口水。我真想找个隐身草过去吃个没完没了。
小时候听奶奶给我讲过“隐身草”的故事,只要得住那棵小草,,天下的东西任拿任用无人知晓。可哪里有那个宝贝呢?集市上有许多饥寒交迫之人常常因抢别人一个馍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要是有个隐身草就再也不会挨打了。为了一个馍,他是那样的贪婪,那样的胆大包天,抢到手就跑,边跑边吃,一旦被抓住任打任捶,就是不给馍,实在不行就呸!呸!几口唾沫吐到馍上,让你无可奈何。我对他的行动很反感,感到太缺少科技含量,为什么不找那隐身草呢?
无奈,我只有希望奶奶能给我捎出点什么可吃的来了。这一天、喜音终于来了,奶奶在黑暗中捣我一下,我刚要说话,就被奶奶堵上了嘴,一块热乎乎的红薯干馍塞到了我的手中。我立刻急步离开了现场,我真是机灵极了,我一点也不迟钝,黑暗处我没品过味来就吃进去了,从此、我就天天在墙外等奶奶。
坏了、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了,原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那拙劣的伎俩被子聪明的二姑看穿了,每当我擦黑外出时,她就悄悄地跟在我后边,我吃奶奶病号饭的全过程让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好在她没有当场呐喊,因为她怕奶奶的病号资格被取消。她回来后训斥我:“你是不是恨奶奶死得慢?你没看她的腿肿成啥样?你有良心去挂抹她?”
我无地自容,奶奶这几年真是太可怜了,总是把好吃的东西让给我,她自己去挨饿,天长日久她浮肿了,浑身像发面一样一按一个坑。
我真不懂事,不该去争奶奶的饭吃。奶奶为了我不知受了多少苦?奶奶把我这个没娘有孩子当儿子看,她不准任欺负我,小时候我把她的奶头吃得出血,那时我患黑热病,走一步背我一步。会跑之后我总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她。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奶奶老了,而且病得很厉害,看着、看着、我的眼泪下来了。
奶奶发火了,她指着我二姑说:“别吵他了,你不知他是个没娘的孩子?我总不能看着他饿死?”
因为吃、爷爷和奶奶的关系很紧张,爷爷的脾气很大,几个月都不和奶奶说话。可是他为了能从我奶奶那里得到半个病号馍,爷爷也开始在病号食堂门口接奶奶。
为了那永远填不饱的肚子,许多父母为了二斗粮食忍痛割爱让闺女远嫁他乡。许多姑娘为了几斤粮食和人私奔。“几斤胡萝卜,换个好媳妇”的形容并不夸张。
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年要饭的人并不多,因为到哪里也要不来饭……
1961年大食堂解散了,各家开始到队里领粮食做小锅饭。但是分了小锅也照样吃不饱。忘得65年我读初中时,爷爷还去要饭。省下口粮让我在学校吃,一次、他穿着一个破大袄到学校给我送馍,看到老人的模样我很难过,不知如何表达,只悄悄地接过馍篮子回宿舍送馍去了。等我回来后爷爷走了。当时我也没意识到什么。后来他几次指责我嫌弃他,我怎能嫌弃爷爷呢?老人对我真是太亲了,听说我小时候都是他去姑妈家接我送我。冬天下过雪后一开化,鞋粘掉了就光着脚走,其苦难程度可想而知。记得分开大伙之后在一次推磨中,我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偷吃了几把红薯干面,爷爷想打我,可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他对奶奶说:“给他烙个馍吧……”说完老人就流下了泪。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67年底我参军,家里也没吃过三顿饭,记得有人问奶奶:“愿意叫你孙子当兵吗?”奶奶说:“咋不愿意呢?叫他出去吃几年饱饭吧!”
大饥荒是谁造成的?我认为完全把责任归到那个人身上不对,它是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产物。
大饥荒是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