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那个财富大门开启年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0:06:51
【编者按】
在那个财富开启的年代,资本市场缔造财富的的魔力,创造出一批中国财富排行榜上的常客。他们不仅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通过资本市场放大和聚集财富。新的国企财富,个人富翁和中产阶级———资本市场从业人员,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博弈机制,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块因遵守规则而进行利益分配的试验田。人们学会在同一个规则下,用合理的手段和方式来争取各自的利益和化解彼此的分歧。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本报记者倾力呈现的财富制造故事:《1996年前证券市场:那个财富大门开启年代》、《从草根到大鳄股市造就富豪起落》、《股改:一场经典造富运动》、《证券行业22年中产阶级制造流水线》与《嬗变、蝶变--60年国企财富增长足迹》。
本报记者李进上海报道
套用狄更斯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无论是倒卖国库券获取差价、百万人抢购认购证,还是二级市场买到了豫园商场和深宝安这样的牛股,证券市场设立初期的暴富机会确实到处显现,这成就了杨百万、刘益谦等人的资本积累；同样1991年的股灾、1993年后的熊市和宝延风波使得众多早期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
对比20年前后的资本市场,深宝安A举牌延中实业的“宝延风波”、深原野引发的第一例上市公司欺诈案,时而还在陆续上演；“327”国债事件的阴影直接导致了准备三年之久的股指期货至今尚未推出。
前事不忘,后事之世,在建国6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市场参与各方,希冀能够以史为鉴,推动这年轻的市场坚定前行。
300倍的财富诱惑
2007年10月11日,当中国船舶一举创下300元的天价时,市场为之欢呼,由沪东重机重组而来的股票花费9个月时间完成10倍涨幅。
“要是和1990年代初期比起来,这绝对是小巫见大巫,”曾参与早期证券市场投资黄先生告诉记者,“那绝对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创下历史纪录的万元股票豫园商城,前后4个月的时候涨幅是300倍。”
如今身价已达到10位数的黄先生,对于股市投资的斗志犹存,即便是单边行情的2008年也会用两三千万做做波段。他告诉记者,“当时豫园商场被称为皇家股票,从进场交易之后一路上涨,不少人在上面赚的盆满钵满。”
大约在1987年6月前后,前身是老城隍庙商场的上海市豫园商场进行改制；1988年3月8日,豫园商场正式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算上之前发行的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及申华电工、飞乐股份、爱使股份、真空电子和凤凰化工构成了上海本地的“老八股”。
事实上,在老八股炒作之后,市场曾在1989年下半年遭遇一段低迷局面,黄先生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富民路地摊上,豫园认购证每张只有八九十元,跌破了100元的面值。”
而等到1990年12月上交所成立,豫园商场进场交易时,其场外股价已炒到每股500多元,较之100元面值上涨5倍左右；此后半年中豫园商场逆势拉升,成为沪市只涨不跌的股票,在1991年6月底和1992年2月底先后突破1000元和4000元大关。当上交所取消股票涨跌幅限制后,1992年5月25日该股盘中创下10009元高价。
当然,由于那时每股面值100元,这一价格理论上相当于现在每股100.09元,如果以面值0.1元的紫金矿业比照的话,也就只有10.009元；但据统计,如果将豫园商场发行后两次分红计算在内,在其股价最高值时的复权价格达到3万元,这意味着如果在发行之初买入豫园商城的投资者如持有至股价冲上万元大关之上抛售,收益率将是300倍。
来自深交所的深宝安上演了另一个神话。
上市之前,深宝安进行了一次每1股送9股的大规模送股；1991年6月25日深宝安挂牌上市首日报收于4.3元人民币,在此后的8月17日深圳跌至3元大关；然而,经过1991年10-11月份和1992年3-5月份两轮炒作之后,深宝安的股价创下32.1元的新高,这意味着原先每股成本1元的原始股东在送股摊薄至0.1元后,同样迎来了300多倍的暴富机遇。
需要补充的是,在股市成立之初的认股证和股市成立之前的国库券同样造就了那时代的暴富机遇。
在1992年前后担任上交所红马甲的周先生告诉记者,“股票认购证大概是在1992年年初开始发放,最初开始的价格一张30元,叫做福利认股证,当时我们测算当年收益率大概在6%左右,这东西并不好卖,好多企业的干部被要求分摊。”
1992年6月份上海第二次认购证摇号出现100%的中签率之后引发的财富效应使得资金迅速涌入。
据了解,当时在上海参与炒作认购证的第一批人主要在广东路和西藏路的人民公园门口交易,“炒作到最为疯狂的时候,每张认购证可以炒到1万至1.5万元之间,法人股大王刘益谦和周诚良则是当时炒作的代表人物”。
当年8月,深圳开始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时候,最后疯狂开始上演。深圳一家邮局在8月5日收到一个35斤重的包裹,里面竟然全部是参与申购新股的2800多张身份证,8月10日认购当天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票从30元票面价上涨到300元。
到了1992年年底,随着股指下挫,认购证再次变得一钱不值,虹口体育场边赤峰路路口一包烟就可以换到一张认购证。
两次重要会议
当重新回顾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之初的一些人和事时,有两个重要会议不得不提。
第一个会议大约在1986年8月中旬,会议内容是当时上海市政府领导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汇报,参会人员包括一些即将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工行上海信托副经理的胡瑞荃在会上‘放了一炮’,胡瑞荃在汇报完之后建议能不能开设一个小柜台进行股票交易。”2009年9月10日下午,阚治东回忆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依然清晰在目。阚在1988年申银证券成立之初担任总经理一职,而申银的前身正是由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变身而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这个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柜台”。在那次会议后不久的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业务部被获准在西康路101号设立,黄贵显和胡瑞荃也成为搭档,分别出任静安证券业务的正副经理的职位。成立之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进行交易。
“时任伦交所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送给了静安证券业务部一幅画,正面是最早期的伦交所,背面是尼古拉斯模仿中文写的‘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八个字。”阚治东告诉记者。
此后两年内,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虹口体育场附近和威海路先后设立了两家证券业务部,这些成为1988年成立的申银证券的前身；同样是在这一年,有了万国证券的万航渡路营业部、海通证券的四川北路营业部；全国各地人行分行开始大规模批准证券公司的设立；至1992年,由建行、工行和农行牵头设立的国泰、华夏和南方(资本金均为10亿元)成立,券商已然成为市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第二个重要会议召开是1989年12月2日,在这个金融座谈会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提议被最终拍板,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的三人领导小组也宣告成立。
这一背景之下,时任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的尉文渊被推至前台,加上来自北京“联办”的支持,上交所在1990年11月26日宣告成立；23天之后的12月19日,34岁的尉文渊敲响了上交所正式开业的锣声；同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
最初的上交所交易大厅设立在浦江饭店1-2楼,共有100多个红马甲；此后黄埔路的茶叶大厦1-5楼也设有交易室,两处共有红马甲近3000人。
政策之手的力量
不得不承认,中国股市成立之初,政策之手一直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故有“政策市”一说。
先从涨跌停板说起。
大约在1990年3、4月间,上海的股票交易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在阚治东看来,“这要得益于两个消息,一个是上交所在年底前即将开业,另一和开发浦东有关。”
在同一时间,深圳黑市交易逐渐公开化,街头巷尾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收购和兜售股票的黄牛党。据当时深圳一家券商内部调查结果显示,场外交易价格是场内挂牌价格一倍左右,成交金额更是惊人———深圳银行以当年5月份一天储蓄中非正常用途转款进行分析,发现当日从银行柜台转走的个人存款多达1100万元,而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柜台股票成交额仅为130万元,可见当时黑市交易的猖獗。
深圳市政府在1990年5月18日发布了《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公告；相应地为了遏制场内炒作,深圳市政府还在5月29日推出了股票“涨跌停板制度”,涨跌幅被设定为10%。
然而,在经过短暂恐慌之后,涨跌停板并没有进一步限制股票的炒作,6月中旬开始众多股票连续涨停的走势迫使深圳市政府将涨跌幅限制在6月20日修改为5%；不到一个星期,涨跌幅再次被调整,其中涨幅限制为1%,跌幅维持5%不变。
同时,深交所在6月27日推出《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要求个人持有股票所得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征收10%个人调节税；7月1日,深圳市政府规定卖出股票按照卖出价缴纳6‰印花税。混乱的黑市交易引起审计署和央行开展联合调查；在重重打压之下,终于在12月8日深圳的股票交易结束了一路上涨势头,开始了长达八九个月的暴跌。
深圳市市长等政府官员在12月下旬频繁公开露面发表讲话托市的努力失败之后,为了稳定市场,决定从1991年1月1日将每天2%的跌停板再次修改,将涨跌停板限制统一为0.5%。
加上政府督促之下,5家上市公司年终分红派息的消息使得深圳市场在元旦之后迎来了仅有一周的反弹,此后步入漫漫“熊”途。
事实上,再这之后的三四年时间内,股指经历的数次涨跌无不和政策息息相关。
1993年2月份开始,沪深两市急速扩容和监管部门严查“信用交易”的措施使得股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面临着漫长的熊市；1993年7月深交所的四项救市措施并未奏效,央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加速沪指下跌,至1994年7月29日跌至325点的谷底。
指数节节下跌终于引来了中央的政策救市,1994年8月1日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推出的暂停新股发行、加大资金投入和开展对券商融资的“三大政策”引发了股指从325点的低位开始32个交易日反弹至1052的高位,涨幅超过200%；不过事后看来,“八月狂潮”仅仅属于昙花一现,此后大半年内股指继续低迷。
股市资金1992年2月进入熊市之后真正有了起色是在1996年,宏观调控接近尾声和央行在1996年5月2日首次降息的信号使得沪指在1996年一路爬升至年底的1258点。
在那个财富开启的年代,资本市场缔造财富的的魔力,创造出一批中国财富排行榜上的常客。他们不仅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通过资本市场放大和聚集财富。新的国企财富,个人富翁和中产阶级———资本市场从业人员,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博弈机制,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块因遵守规则而进行利益分配的试验田。人们学会在同一个规则下,用合理的手段和方式来争取各自的利益和化解彼此的分歧。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本报记者倾力呈现的财富制造故事:《1996年前证券市场:那个财富大门开启年代》、《从草根到大鳄股市造就富豪起落》、《股改:一场经典造富运动》、《证券行业22年中产阶级制造流水线》与《嬗变、蝶变--60年国企财富增长足迹》。
本报记者李进上海报道
套用狄更斯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无论是倒卖国库券获取差价、百万人抢购认购证,还是二级市场买到了豫园商场和深宝安这样的牛股,证券市场设立初期的暴富机会确实到处显现,这成就了杨百万、刘益谦等人的资本积累；同样1991年的股灾、1993年后的熊市和宝延风波使得众多早期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
对比20年前后的资本市场,深宝安A举牌延中实业的“宝延风波”、深原野引发的第一例上市公司欺诈案,时而还在陆续上演；“327”国债事件的阴影直接导致了准备三年之久的股指期货至今尚未推出。
前事不忘,后事之世,在建国6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市场参与各方,希冀能够以史为鉴,推动这年轻的市场坚定前行。
300倍的财富诱惑
2007年10月11日,当中国船舶一举创下300元的天价时,市场为之欢呼,由沪东重机重组而来的股票花费9个月时间完成10倍涨幅。
“要是和1990年代初期比起来,这绝对是小巫见大巫,”曾参与早期证券市场投资黄先生告诉记者,“那绝对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创下历史纪录的万元股票豫园商城,前后4个月的时候涨幅是300倍。”
如今身价已达到10位数的黄先生,对于股市投资的斗志犹存,即便是单边行情的2008年也会用两三千万做做波段。他告诉记者,“当时豫园商场被称为皇家股票,从进场交易之后一路上涨,不少人在上面赚的盆满钵满。”
大约在1987年6月前后,前身是老城隍庙商场的上海市豫园商场进行改制；1988年3月8日,豫园商场正式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算上之前发行的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及申华电工、飞乐股份、爱使股份、真空电子和凤凰化工构成了上海本地的“老八股”。
事实上,在老八股炒作之后,市场曾在1989年下半年遭遇一段低迷局面,黄先生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富民路地摊上,豫园认购证每张只有八九十元,跌破了100元的面值。”
而等到1990年12月上交所成立,豫园商场进场交易时,其场外股价已炒到每股500多元,较之100元面值上涨5倍左右；此后半年中豫园商场逆势拉升,成为沪市只涨不跌的股票,在1991年6月底和1992年2月底先后突破1000元和4000元大关。当上交所取消股票涨跌幅限制后,1992年5月25日该股盘中创下10009元高价。
当然,由于那时每股面值100元,这一价格理论上相当于现在每股100.09元,如果以面值0.1元的紫金矿业比照的话,也就只有10.009元；但据统计,如果将豫园商场发行后两次分红计算在内,在其股价最高值时的复权价格达到3万元,这意味着如果在发行之初买入豫园商城的投资者如持有至股价冲上万元大关之上抛售,收益率将是300倍。
来自深交所的深宝安上演了另一个神话。
上市之前,深宝安进行了一次每1股送9股的大规模送股；1991年6月25日深宝安挂牌上市首日报收于4.3元人民币,在此后的8月17日深圳跌至3元大关；然而,经过1991年10-11月份和1992年3-5月份两轮炒作之后,深宝安的股价创下32.1元的新高,这意味着原先每股成本1元的原始股东在送股摊薄至0.1元后,同样迎来了300多倍的暴富机遇。
需要补充的是,在股市成立之初的认股证和股市成立之前的国库券同样造就了那时代的暴富机遇。
在1992年前后担任上交所红马甲的周先生告诉记者,“股票认购证大概是在1992年年初开始发放,最初开始的价格一张30元,叫做福利认股证,当时我们测算当年收益率大概在6%左右,这东西并不好卖,好多企业的干部被要求分摊。”
1992年6月份上海第二次认购证摇号出现100%的中签率之后引发的财富效应使得资金迅速涌入。
据了解,当时在上海参与炒作认购证的第一批人主要在广东路和西藏路的人民公园门口交易,“炒作到最为疯狂的时候,每张认购证可以炒到1万至1.5万元之间,法人股大王刘益谦和周诚良则是当时炒作的代表人物”。
当年8月,深圳开始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时候,最后疯狂开始上演。深圳一家邮局在8月5日收到一个35斤重的包裹,里面竟然全部是参与申购新股的2800多张身份证,8月10日认购当天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票从30元票面价上涨到300元。
到了1992年年底,随着股指下挫,认购证再次变得一钱不值,虹口体育场边赤峰路路口一包烟就可以换到一张认购证。
两次重要会议
当重新回顾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之初的一些人和事时,有两个重要会议不得不提。
第一个会议大约在1986年8月中旬,会议内容是当时上海市政府领导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汇报,参会人员包括一些即将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工行上海信托副经理的胡瑞荃在会上‘放了一炮’,胡瑞荃在汇报完之后建议能不能开设一个小柜台进行股票交易。”2009年9月10日下午,阚治东回忆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依然清晰在目。阚在1988年申银证券成立之初担任总经理一职,而申银的前身正是由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变身而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这个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柜台”。在那次会议后不久的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业务部被获准在西康路101号设立,黄贵显和胡瑞荃也成为搭档,分别出任静安证券业务的正副经理的职位。成立之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进行交易。
“时任伦交所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送给了静安证券业务部一幅画,正面是最早期的伦交所,背面是尼古拉斯模仿中文写的‘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八个字。”阚治东告诉记者。
此后两年内,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虹口体育场附近和威海路先后设立了两家证券业务部,这些成为1988年成立的申银证券的前身；同样是在这一年,有了万国证券的万航渡路营业部、海通证券的四川北路营业部；全国各地人行分行开始大规模批准证券公司的设立；至1992年,由建行、工行和农行牵头设立的国泰、华夏和南方(资本金均为10亿元)成立,券商已然成为市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第二个重要会议召开是1989年12月2日,在这个金融座谈会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提议被最终拍板,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的三人领导小组也宣告成立。
这一背景之下,时任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的尉文渊被推至前台,加上来自北京“联办”的支持,上交所在1990年11月26日宣告成立；23天之后的12月19日,34岁的尉文渊敲响了上交所正式开业的锣声；同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
最初的上交所交易大厅设立在浦江饭店1-2楼,共有100多个红马甲；此后黄埔路的茶叶大厦1-5楼也设有交易室,两处共有红马甲近3000人。
政策之手的力量
不得不承认,中国股市成立之初,政策之手一直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故有“政策市”一说。
先从涨跌停板说起。
大约在1990年3、4月间,上海的股票交易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在阚治东看来,“这要得益于两个消息,一个是上交所在年底前即将开业,另一和开发浦东有关。”
在同一时间,深圳黑市交易逐渐公开化,街头巷尾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收购和兜售股票的黄牛党。据当时深圳一家券商内部调查结果显示,场外交易价格是场内挂牌价格一倍左右,成交金额更是惊人———深圳银行以当年5月份一天储蓄中非正常用途转款进行分析,发现当日从银行柜台转走的个人存款多达1100万元,而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柜台股票成交额仅为130万元,可见当时黑市交易的猖獗。
深圳市政府在1990年5月18日发布了《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公告；相应地为了遏制场内炒作,深圳市政府还在5月29日推出了股票“涨跌停板制度”,涨跌幅被设定为10%。
然而,在经过短暂恐慌之后,涨跌停板并没有进一步限制股票的炒作,6月中旬开始众多股票连续涨停的走势迫使深圳市政府将涨跌幅限制在6月20日修改为5%；不到一个星期,涨跌幅再次被调整,其中涨幅限制为1%,跌幅维持5%不变。
同时,深交所在6月27日推出《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要求个人持有股票所得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征收10%个人调节税；7月1日,深圳市政府规定卖出股票按照卖出价缴纳6‰印花税。混乱的黑市交易引起审计署和央行开展联合调查；在重重打压之下,终于在12月8日深圳的股票交易结束了一路上涨势头,开始了长达八九个月的暴跌。
深圳市市长等政府官员在12月下旬频繁公开露面发表讲话托市的努力失败之后,为了稳定市场,决定从1991年1月1日将每天2%的跌停板再次修改,将涨跌停板限制统一为0.5%。
加上政府督促之下,5家上市公司年终分红派息的消息使得深圳市场在元旦之后迎来了仅有一周的反弹,此后步入漫漫“熊”途。
事实上,再这之后的三四年时间内,股指经历的数次涨跌无不和政策息息相关。
1993年2月份开始,沪深两市急速扩容和监管部门严查“信用交易”的措施使得股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面临着漫长的熊市；1993年7月深交所的四项救市措施并未奏效,央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加速沪指下跌,至1994年7月29日跌至325点的谷底。
指数节节下跌终于引来了中央的政策救市,1994年8月1日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推出的暂停新股发行、加大资金投入和开展对券商融资的“三大政策”引发了股指从325点的低位开始32个交易日反弹至1052的高位,涨幅超过200%；不过事后看来,“八月狂潮”仅仅属于昙花一现,此后大半年内股指继续低迷。
股市资金1992年2月进入熊市之后真正有了起色是在1996年,宏观调控接近尾声和央行在1996年5月2日首次降息的信号使得沪指在1996年一路爬升至年底的125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