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真话”与“允许讲错话”

      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省政协会议与委员们座谈时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见《广州日报》2008年1月7日）。
 
      汪洋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蕴涵丰富，发人深省。他一口气谈及八“话”，即“真话”、“套话”、“实话”、“空话”、“有感而发的话”、“照本宣科的话”、“不准确的话”、“错话”。在此，笔者择其首、尾两“话”，谈点体会。

　　首先，要讲真话，是对领导干部的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要求。要讲真话，就必须不讲假话。讲真话、不讲假话，是立身立国之本，是有道德修养，文明高尚的表现，也是做人的底线。这理所当然地应当作为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德行和操守的基本标尺。一个习惯于讲假话、不真话的人，压根儿就不具备为官的资格，莫说做领导，做个公民他也不合格。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由于我们社会在相当的时期里，对于讲真话正面激励乏力，讲假话落实惠、受信任、得重用的现象大量存在，仅就已倒台的贪官污吏的案例来看，他们无一不是“瞎话篓子”，是假话为他们铺就了坦荡的仕途，是假话为他们筑高了官阶，也是假话为他们完成了鲸吞民脂民膏的罪恶，致使讲真话成了稀缺和紧俏的物种，说假话司空见惯、泛滥成灾。

　　在我们党的执政史上，因为泛滥成灾，曾几度酿成共和国政治、经济危机。譬如，反右派运动，一家伙，打出来数百万右派分子，岂不荒唐？大跃进运动，忽然间，钢铁连连翻番，指日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粮的卫星遍地开花，没要多久，便是经济大萧条，三年大饥荒，岂不悲哀？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10年浩劫，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遍布华夏每个角落，一亿人被整挨斗（叶剑英语），岂不罪孽？追根溯源，尽管其原因层次深、涉及多方因素，但假话作祟、尤其是领导干部讲假话当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假话构筑的“孽台”，没有假话编织的“恶媒”，这些灾难性的运动，无论导演者多么赋有天才和权势，都是无法得逞的。谬种遗传，恶习沿袭，时至今日，假话在官场上和社会上仍然颇有市场，统计数字假，政绩工程假，富民项目假……在一些地方，凡涉及主政者面子、荣誉和仕途晋升的话语（文字）想不假，那是很难的。

　　要干部讲真话、不说假话，真的就这么难？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看是否下狠心治。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说假话视作无伤大雅的小是小非和无关紧要的作风和方法问题，予以姑息迁就。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讲真话的领导干部如何能多起来？只会一天天减少。对于治理领导干部说假话，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发过狠。那是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反右倾”错误期间，刘少奇严肃地告诫全党：“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2月版）因为不言而喻的缘故，他老人家的狠话没能算数，以至四年之后文革狂飙大作，假话登峰造极。试想，如果刘少奇的狠话当真兑现了，那样不仅中国的假话会绝迹，恐怕党和国家的历史都要重写，要光辉灿烂得多。要想让领导干部讲真话，必须制定遏制讲假话的机制，严惩说假话者。若是开除党籍过狠，就降级、降薪、免职，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发现一人严惩一人。如此坚持，不要多久，官场上的假话风自然而然便会止息。

　　其次，允许讲错话，不等于允许说话不负责任。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天才和神仙，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哪一级的，都要有自知之明，切不可太自我感觉良好，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把自己的话当真理，要求属下和老百姓“句句照办”，而要允许人家商榷、质疑和有不同看法，甚至提反对意见。

　　另一方面，群众对于领导干部，不能苛求他们每一句话都说的那么那么准确、到位和恰如其分。一旦领导干部说了错话，应该以平常心待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要给以理解，允许人家讲错话。不过，由于领导干部的身份和地位特殊，加之我国有“父母官”的传统国情，老百姓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官员的话句句当真理，从领导嘴里吐出来的一概都是“重要的”和“正确的”。有鉴于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作报告、发指示、乃至视察调研谈话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尽可能地少说或不说错话，说错了要注意及时纠正。如果领导干部在关键问题上和关键的时候说了错话，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损失，就必须问责和追究。这就是说，对于领导干部，允许讲错话不等于允许他讲话“信口开河”和“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