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 被打的官夫人和被“和谐”的官老公

深度报道]
被打的官夫人和被“和谐”的官老公
新民周刊
维稳官员的妻子，现在倒成了不稳定因素。
这几天，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2楼陈玉莲的病房里，总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守着。你若是上前探听——听说陈玉莲转移了，转移到哪啦？人家就会礼貌地跟你握个手，问——你是哪家媒体的？然后客气地把你推出去。
其实她哪都没去，还在病房里。政法委的领导亲自看着她，不让她见媒体。都说做女人难，做领导干部的女人更难，这个挨了打的厅官夫人最近正被要求发扬“高风亮节”呢。
此前，在武昌警方的通报中，她在一场与6名膀大腰圆的警察“拉扯”中受到“轻微伤害”。
这一场与信访专班便衣“拉扯”引发的血案，持续时间共16分23秒，被家属认定为惨无人道。年近6旬且右臂残疾、身体瘦弱的陈玉莲，全身瘀伤100多处，被打成脑震荡，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记者获知，在事发之后，这6名警察都回看了当时的录像，其中的一名警察看了视频后，连自己都忍不住抱头嚎啕大哭——是现场过于残酷，还是忽然的道德觉醒和人性复苏？
一起寻常的殴打行为，不会比小说更能衍生想象力。这件事情的魔幻之处在于，公安方面的领导对受害者的解释——“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言下之意，打错了。本来以为是个苦大仇深的上访人员，没想到是个官太太。
家人也承认，陈玉莲穿得确实有点那么“寒碜”，长得也不富态。因为女儿黄芃芃生前高额的医疗费用，她的家境一直都不富裕，吃穿用度都很节省。在独生女儿去世后，她一度瘦得皮包骨，今年精神状态还好点，体重才达到了82斤。
因此，其妹陈翠莲猜测，有可能他们真的“打错了”。当6名彪形大汉拳脚相加时，陈玉莲表示：“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可能“信访专班”对这类蒙骗过关的话听得太多，要是每个上访者都打着领导家属的招牌往里闯，这维稳工作还怎么做？况且眼前这妇人，穿着打扮也不像有身份的人。
然而，这事发生得蹊跷，家属也搞不明白——如果陈玉莲本人在被打过程中不断声明“自己人”的身份，不至于使警察立即住手的话，那么周边围观邻居为其提供的身份佐证，警察为什么没有迟疑，反而还要爆出“就是省长的老婆也要打”的狠话？
陈玉莲本人倒是觉得，自己被打并不是被“错打”这么简单，是有人故意实施报复。虽然她自认不是上访者，但是警方内部人坚称她因“女儿被医院治死”，上访多年。
不过，不管是“打错了”还是“没打错”，都足以引发热议。这个副厅级官员的夫人，以自己的悲情遭遇，逼真地还原了一个普通上访者可能要面临的困境。
“她是精神病”
作为一个老旧的城市，武汉实在是过于杂乱。不过，这种感觉在洪山路消失了，此处是省委省政府机关的集中地段，街道整洁，安静清新。湖北省委大院南大门在洪山路89号，除了两名威仪的武警哨兵站岗，还有分别架设在5个方位的摄像头。
办公重地，壁垒森严。一个曾经在湖北省委大院进出几十年的老同志回忆说，当年省委机关是没院墙的，办公厅门前不远就有一条土路，是老百姓来来往往的一条便道，不少老百姓路过时还遇到书记省长在办公厅门口转悠说话，挺平常的。那时没听说领导有不安全的感觉。
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院一年比一年森严，经常有离退休的老干部在门口解释半天也不让进，最后气呼呼地走了，遑论一般老百姓。
6月23日上午9点钟，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想见湖北省纪委领导，一个小时前就到了，一个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官员收下了他们的材料，并表示代为通报，于是老两口就在阴毒的太阳下枯坐着。
情况出现了。他们看到一个妇女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低着头拨手机，6名大汉突然从省委大院里冲了出来，为首的一拳就砸在这个妇女的头上，她的太阳帽一下子就飞了，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
74岁的周树荣还想上去问个究竟，3名大汉粗鲁地把他围住了，“你走开，不关你的事”。老头被吓住了。
接下来，倒霉的陈玉莲被打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被打倒。尽管已经事隔一月，付万生老太太还是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日的情形，“一点人味都没有，都是用脚踹的，拉着她硬往门岗的栏杆上撞。”
事实上，陈玉莲自己都被打糊涂了。在事后回忆起来，她唯一能够清晰起来的就是为首的那个光头——黑色上衣，红色短裤，脖子里还有一个手指粗的项链。
殴打时围观人群中，省财政厅退休的一位处长劝这6个人：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夫人，别打了。可是便衣们回答说：“她是精神病。”
那位处长表示，她今天刚在小区里打完兵乓球，怎么会是神经病？——不过，对方并没有住手。
9点26分，陈玉莲躺在地上不动了。几分钟之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开了过来，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108室的刘自立处长。
陈玉莲明显不想上车，无奈战斗力有限，最后是被塞进去的。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警察彭安利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跷到桌子上，冲着她的脸。这个镜头让她想起电视中反动派们审讯时的情景，她受刺激了。
她开始寻思怎么解脱。于是提出要去医院看病，可是看管她的两名警察王琦、彭安利并没被打动。相反，他们斥责她：“看什么病？你就是个神经病！”
她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哭。11点34分，午餐换班，一名女警察把王琦、彭安利换走了。这名女警察用固定电话聊天，陈玉莲上去抢过了电话。
她打电话给她还在河南开会的老公，告诉他“你当你的官吧，我都快要死了”，在一番解释后，黄仕明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让陈玉莲把电话塞给女警察，女警察听了电话，扔下一句“这事跟我没关系”，马上跑了。11点54分，陈玉莲获“省政法委领导和同志解救”。
家属提出要严惩凶手，警方应承了。黄仕明是个遵守组织纪律的好同志，他一再告诉家人，“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有公正的处理”，并对忿忿不平的陈翠莲提出三点要求：不去北京，不找媒体，不发网帖。
不过，接下来派出所做得很不到位，他们派了人马轮番在医院“监护”陈玉莲，连上厕所都跟着。家人找武昌区分局说理都没用，最后还是找到了市局的一把手，才把这帮人给撤了。
承诺的处理结果迟迟也没出来，于是，妹妹陈翠莲坐不住了。黄仕明还想劝她，“要相信他们会公正处理的”。
陈翠莲回了三个字，“你幻想”，她找人去上网发帖了。7月19日，一篇《把大院家属错当信访对象误打》的网帖广泛流传——访民被抓、被办学习班，基本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新闻媒体也已经有审美疲劳，如今推陈出新，负责维稳的副厅级官员夫人被误打，打人者又是“信访专班”，这才成了新闻热点。
信访专班
事实上，令家人想来心悸的是——如果当时陈玉莲没有强抢电话，那后果是什么，会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吗？
警方从头到尾都将陈玉莲定性为精神病。
7月20日，当“打错门”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后，武昌区分局纪委才找到现场的目击证人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做笔录。
笔录过程一点都不愉快，头脑清醒的老两口认为警方有误导之嫌，当场训斥了前来做笔录的干部“真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警方先是告诉老两口，其实为首的那个便衣不是光头，而是得了心脏病，“头发秃了”。
老两口反驳说，秃头还是剃的青皮头，我们还是分得清的，再说了，他心脏病还能那么打人？
警方又问，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打她么？是她先咬的人。
老太太说：“她要咬人，够得着么？再说了，牙印在哪？”
警方拿这老两口没辙，无奈地说：她女儿出车祸死了，她精神受刺激了，神经有问题。
性格耿直的付万生老太太当年是搞军工出身，还荣获过三等战斗英雄的称号，虽然现在坐在轮椅上，但是侦察能力强于一般人，一听警方说被打的女人是精神病，立马愤怒了：“我看她挺正常的。”
老两口还建议警方，现场到底什么情况，公开录像不就知道了么？
据了解，现场参与暴力事件的6名便衣，分别是肖邦民、郑志强、潘显光、刘清新、蒲全鸿、余金领，都是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的警员。
他们的年龄均在45岁左右。其中级别最高者为刘清新、余金领等人，为一级警督；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
被误认是黑社会、一脚先踹上来的那个光头是肖邦明。不过，事后看过录像的人声称，现场带头指挥是级别最高的刘清新，整个殴打过程中他将陈玉莲的双手扳到身后，任其他5人拳打脚踢。
这6人都是派驻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他们在编制上隶属于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但工作不归派出所管，不由派出所分配和指挥。内部人士称，去“信访专班”的警员，一般都是表现不好、没有背景的人。
在武汉，信访专班的设立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进京上访的现象，截访任务一马当先。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过，这些便衣们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律师陈有西称，警察执行公务应当穿警服，出示警官证，亮明身份，公安在省委门口的正常执勤，不是处理刑事侦查事件，为什么要穿便衣？处理一般群众上访，至多是治安事件，为何要动用隐蔽斗争力量？
而陈翠莲则怀疑，还好姐姐是厅官夫人，对方打了人还上门认账。如果没有这层身份，那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被鬼打了？
为了给民意一个交待，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给予级别最低的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级别较高的刘清新、余金领等3人全身而退，通报上没提到他们的名字。
作为家属，黄仕明对这份通报并不满意。
由于众所周知的压力，黄仕明并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据陈翠莲介绍，打人事件曝光后，市里领导曾找黄仕明谈过话，要他注意纪律，黄仕明回来就发牢骚，“认为我们做得很过火，叫我们不要再这么闹了”。
一个分局领导让他发扬风格，高风亮节，那几名公安也不容易，叫他夫人算了——言下之意，应该理解公安打人的初衷，维护机关秩序，大家同样责无旁贷，挨打不过是受点委屈。
还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似乎掏心窝子地跟他说：“如果处分了这几个人，他们把这身衣服脱了，他要是搞你你怎么办？”
这个副厅级官员的隐忍退让是显而易见的。当陈玉莲被政法委的人藏在病房里时，他甚至帮着官方圆谎，他说妻子现在不堪其扰，已经回家休养了。
对此，陈翠莲感慨：“其实我明白无论他怎么让步，他的仕途已是戛然而止，但我仍然不忍心说破这些。”
据了解，7月25日湖北省政法委召开大会，传达周永康及孟建柱对此案的批示。但最后当地的决定竟然是维持武汉市最初的处理结论。
“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悲哀、绝望。我担心我姐姐和姐夫的状态，担心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下去。”陈翠莲说。
副厅级老公
这是一个中年丧子的悲伤父亲，是一个老婆被围殴的副厅级老公，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体制内官员。但是外界对黄仕明的形容基本上却脸谱化了，就一个词，“窝囊”。
黄仕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调入政法系统。90年代初，就当上了省检察院研究室的处长，省院新闻发言人。
其旧同事称，黄本人官运欠佳，省级机关任正处十五六年，仅仅只是提了一级。有人开玩笑说，他算得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一类的干部。
基本上，这是个忠厚老实的技术官僚，他被称为湖北综治工作的“活档案”。不过，亲朋故旧们提到他的故事，都是唏嘘不已，“以前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不过中年丧女，不出一年，他已是满头白发”。
2004年6月，先后被诊断出红斑狼疮和尿毒症的华中师大学美术系毕业生、24岁的黄芃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家人认为，医院的治疗失当是致其死亡的原因。
该案由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受理，不过，陈翠莲回忆说，文保分局以种种理由迟迟不立案，并不组织鉴定。不得已，家人去了2005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的大接访。当天是陈翠莲和黄仕明去的——“我姐一张口就哭，根本没法把问题说清楚”，陈翠莲说。
在大接访之后，文保分局才正式立案，并委托司法鉴定。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出具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定性太轻，把故意犯罪降成了过失犯罪。医方则认为既然定为医疗事故罪，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就此案提出意见和建议。2010年1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 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外界认为，陈勇对此案的关注源于黄仕明的能量。不过陈翠莲否认了这种说法：“黄仕明才不会找人呐。地球人都知道，陈勇是我去找的。”
这个逻辑性很强、快人快语的女子对其姐姐姐夫的态度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说，谁都知道黄仕明是个内心特别悲伤的人，多年以来，夫妻俩从没从女儿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黄芃芃的骨灰放在她生前的房间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人清扫。
黄仕明一度把工作当做了精神寄托，下班后就遛狗，那条越来越老的狗，还是女儿生前留下的。他曾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还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本人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畅谈维稳经验。不过，他不但自己不能“上访”，还要劝阻妻子不要“生事”—— 尽管身心的伤痛无法抹平，但这是个丝毫不敢造次的人，家庭属性永远让位给政治属性。
被打的这次，陈玉莲提前一天就预约了湖北省政法委的一位书记，就连这个“约谈”，也是黄仕明反对的，那天黄仕明正好在河南参加中央政法委的会议，陈玉莲是趁着丈夫不在家悄悄去的。她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二是黄芃芃一案的进展。
6月23日上午9点钟，她穿过宽十余米的的洪山路，从省委家属大院的桃山村，径直走向马路对面的省委南大门。在哨岗那边，她还跟哨兵开了点玩笑——“你帮我打电话联系吧”，哨兵说，你自己打吧。
作为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她能直接和高官约谈，这是其身份带来的特权。不过，一个法律不能保护公民权利的时代，就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她刚掏出手机，就遭遇了飞来横祸。
省委大院门口的访民
周树荣、付万生老两口并不承认当天去省委大院门口是为了上访，付万生老太太说，“我们是去寻求解决问题”。如今，上访已经成了“闹事”“找茬”的代名词，两个老人家也不想给和谐社会抹黑。
自从他们想“寻求解决问题“以来，等待是不变的旋律，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各个职能机构兜兜转转，在各个政府机关门口耗费时间。机缘巧合，他们目睹了那场围殴事件，也成了“打错门”事后唯一敢于站出来的见证人。
当天，他们在省委大院门口等待湖北省纪委书记的接见，虽然希望渺茫，但是老两口还是很懂规矩的，他们不想越级上访，所以就先来到省里，接下来，他们预料事情就会像往年一样——省里的人会把他们推给信访机构，信访机构又把他们推给各个职能、职务部门，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最终，在省里徒劳无功转了一圈后，老两口只能走险招——去北京。从前年开始，这个戏码每年上演，都不带走样的。
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周树荣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两个70多岁的老人去上访，跟付万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在人民医院进行了“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周树荣介绍说，这个手术是微创手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风险不大。
然而，出院后半年，老太太始终都站不起来。去拍了片子一看，原来右侧小脑被切除了。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然而家属却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程序上的破绽，于是，一年后，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两位老人没能再往前前进一步——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迟迟启动不起来，“根源很简单，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2008年，他们决定走得更激烈一点，于是就去了北京，回到武汉后就成了“内控”对象，去菜场都有人跟着。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结果，“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
如今，他们在华中农业大学西苑宿舍楼的家中，窗户上都挂着破旧的床单，对面是座翠绿的小山，但是老两口不得不隔离自然美景——因为有人会拿望远镜看着他们。
对基层而言，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虽然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不过，武昌公安分局刘伯骅政委在“打错门”事后的一句“纯属误会”，隐含的实际价值，要比票面价值高得多——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从暴力维稳的生态观察，“信访专班”如此对待陈玉莲，是符合潜规则的。
就在陈玉莲事发之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同样遭到殴打，动手的也是一个光头。
他本来是想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的情况。2006年当地政府“收钱放生”卖二胎指标，身为乡村教师的他“勒紧裤腰带”凑钱买了一个指标，可是生下孩子后政府却突然翻脸不认人，除了加处罚款还开除了他的教师公职。
挨打的原因，雷元周自己也不清楚——莫非是干扰了机关秩序？
湖北省领导曾明确表示，要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机关集中的地方，妥善处理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省委、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秩序”。
不过，当百姓们宁可相信某位官员也不相信法律时，省委、省政府门外注定太平不了。7月22日，在“打错门”的事发地点，一群来自黄梅县的人默默地站在雨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