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在中国的意外走红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意外走红

        在日本国内，有人批评加藤被“赤化”。他决定下一站去美国，美国之行将是给自己买的一个政治保险。终点还会是日本。

        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以第三者的身份对社会现象侃侃而谈；这样一个26岁的异乡客，写了本自传还引来一干名流给他“站台”推荐。迅速蹿红的背后，他和媒体的共振也让他有了更大的“野心”：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

 　　记者_张雄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早年在日本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在中国的意外成功被他认为“是中国拯救了我”。 　　一个26岁的日本青年，写了本自传，封面上是一干中国名流的推荐语。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以他惯用的深沉口吻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干脆得多，“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俊朗清秀，早年在日本还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但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两年前，他成为FT中文网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在电视里，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侃侃而谈。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新政，没他不能谈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此。他流利到带点京腔的中文，让更多的人留意着这个年轻的日本人又在说些什么。 　　不看《新闻联播》没安全感 　　七年前，从北京国际机场下飞机，捏着一张“北京大学”的纸条找的士那会儿，他还什么都不是。七年里，他收获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张北大硕士文凭和一个中国女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名了。他认为这是个惊喜，“是中国拯救了我。” 　　毕业时，上百家来自欧美、日本等机构和企业给他发offer，他统统拒掉。这是个直觉的举动，他认为自己还需要在中国继续跟踪、观察。他一个人跑到贵州农村、中朝边境，自费做田野调查。在贵州，当地官员热情地招待他。“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 　　如今他也没个正式工作，实际上倒也用不着担心。每月20余篇专栏和各种项目，应付两室一厅的租金，绰绰有余。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跑步，10到15公里。作为前专业运动员，这一习惯他已保持十多年。冲澡，早饭，回邮件看新闻，午饭，写文章或者参加活动，晚饭，看新闻联播，看书，11点睡觉。作为世界上睡眠最少国家的国民，加藤五个钟头的睡眠足够了。他有绝对自由的时间，却过着铁一般规律的生活。“日本人的安全感是从生活规律中来的，”他说，“不像中国人把安全感寄托给房子和车。” 　　加藤的政治细胞发达，他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否则没有安全感”。他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混下去”最起码的功课。如果在外应酬错过播出时间，那就回来看重播。 　　他熟谙中国年轻人快活轻松的表达，有时也会不经意间甩出几句京骂。但文章里的加藤却往往是另一种模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样的话语是他对语境的适应。 　　七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都是绷着的，像个铁人一样不知疲倦。“我不懂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生活还得继续。”他神情疑惑，“什么叫生活？我不太能听懂。我不理解什么叫生活。”其实他是懂的，比如他会反思从来没有完整看完过一部电影，没好好陪女朋友购物逛街，“我停不下来，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是多么的没有魅力。我在学着慢下来。” 　　他在一切事情上讲究效率。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说，俩人吃饭时，加藤喜欢去小馆子，点个醋溜白菜，三两下就把饭扒光了。他写文章奇快。《看天下》执行主编林楚方说，加藤的中文写作速度，比一般中国记者都快。“我不喜欢慢。”加藤的理论是，慢也不一定写得好。FT中文网上每期3000字的《第三眼》专栏，他一小时内搞定。而类似《看天下》的800字专栏，则是“20分钟”。 　　对任何一个作者而言，每月25篇的专栏都是接近毁灭性的消耗。“我的积累都是拼的。”他指指进门过道两边的两排大书架，那些书瞅上去都很光鲜。“每天一本。”问他现在最想做什么，他答坐牢，“这样就有时间看书啦。” 　　他跟我解释做什么都是积累，跑步、坐车时观察人是积累，接受记者采访也是积累。“你看，你在采访我在说，其实我也在采访，我可以了解你们关心什么。” 　　他写看到的一切。地铁里他买了份报纸带上车，有人凑过来看。他觉得别扭，便写了《请不要“偷看”我的报纸》，发在《看天下》上。这篇评论给他和杂志招来不少骂声。有人告诫林楚方，再让他这么写下去，恐怕会伤害杂志的品牌。林把意见转告给加藤，但并不打算停掉他的专栏。“多数时候他还是冷静地就事论事，尽量不被攻击。”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他在中国媒体上大谈中日关系、国际政治和中国社会问题。媒体称他为“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这个说法，虽然他也很喜欢韩寒。“日本根本出不了韩寒。年轻人对社会指手画脚，肯定要被攻击的。” 　　韩寒有个幸福的童年，19岁以前的加藤却过得艰辛异常。他出身农家，3岁遭遇车祸，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余次，加藤笑言“绝对搬得比中国农民工还多”；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送报纸，一直到高考前一天；与黑道讨债人周旋，遭受侮辱和体罚，留下一身伤疤；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 　　身高的优势并未给他带来荣耀，而是被孤立感和深深的自卑。恶劣而充满变数的环境让他找不到安全感，他对未来充满悲观：“我从小知道人是有可能会撞车的，别轻易以为有明天。”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炼了他。他自嘲“如蜡笔小新般”的性格消解了很多缺憾，他是残酷现实中的幸存者。 　　中日国情差异成就了加藤，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中国开花结果，尽管这只是个意外。高中毕业，他顺利考上东京大学法律系，却无力支付学费。他想走公派留学的路子。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他的选项里没一个地方比中国更便宜。 　　来中国前他英语课最好，汉字课最差。如今，还有老同学跟他开玩笑：汉字差得出名的加藤先生，居然跑到中国去了。 　　左右逢源 　　他是天生的规则破坏者。2004年3 19台湾岛枪击案的第二天，日本大使来北大演讲。不少人问日本对枪击案的看法，大使均闭口不谈。加藤抢到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站起来用汉语大声说：大使先生，我是日本留学生，我认为您这样回避问题是不对的，您应该好好回答！ 　　那是加藤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让在场的人几乎都记住了他。演讲结束后大使对他说，你的做法我不能认同，但我看到了你的努力。自此，他取得了与大使馆的联系。2004年，加藤当上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 　　2005年4月，北京发生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一路上用短信向使馆汇报动态。事后凤凰卫视连线加藤嘉一，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对话直播。主持人胡一虎向他发来招牌式的连珠炮：“加藤，发生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他开口答道：“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他至今为这个圆熟的回答感到得意，在他看来这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这是个积累，他关心媒体上官员们讲话的遣词用语，反复推敲。 　　媒体喜欢机灵、帅气、充满表达欲的加藤，加藤也更加娴熟地借媒体扩大影响力。他在各类报刊上开设专栏。写作的理由倒也简单明确：扩大视野和影响力，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这个目标虽契合他敢于担当的个性，却并非蓄谋已久。它多多少少是加藤来华后与媒体合作的结果。 　　他认为自己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十年后大家就会知道，我的这段中国经历是多么超值。” 　　在林楚方眼里，加藤拥有一些典型日本人的特点：勤奋，认真研究，目标明确。“他会非常有目的地扩大影响力。”林认为加藤以勤奋的写作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曝光率，加上他的日本人身份，很容易让人记住。 　　每天几百封读者反馈，会发到加藤嘉一的邮箱里，骂的人不少。除类似“小日本，滚回去！”的谩骂外，他尽力回复每个有讨论精神的来信。在左右互博难解难分的中国，媒体亦各有定位。两派媒体都热情地邀请加藤写稿，或参与讨论会。他倒也都欣然应允，并无师自通学会了中庸之道，左右逢源。他会同时为《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撰文，竟也未见哪方阵营表达不满。 　　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加藤说，“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 　　“传话人”的未来 　　你在惹政治的麻烦，很多人对加藤提醒说，你每时每刻挑中国的毛病，这是很危险的。但加藤辩解道，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说了一些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而已。 　　他需要拿到一些独家的“料”，抓住一切机会跟各色人等建立关系。加藤认为自己在“搞关系”方面“很有魄力”。他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颇受重视的“传话人”。 　　“你在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场合发表演讲，如果表现得好，人家会关注到你。”为了引起参会者注意，除“蹲点”外，他会使用一些小手段。“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我想认识一位副部长。他的外套挂在椅子后面，我就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然后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某某。人家去厕所，我跟在后面，然后打个招呼。这种事情很重要。”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访华时都接见了加藤。与日本相关部门的官员都知道他，有时，他会利用这种身份向电话那头施压。在写作硕士论文《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他采访到30多位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甚至总参的官员。“我又把论文发给‘核心’的人看，他们认为很有参考价值。这样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 　　加藤说，他跟中国一些部门的关系都“非常良好”，“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的，我所说的是他们愿意听的和说的。”当然，在一些公共话题上，他也很会给领导面子。他会跟所有人一样骂北京糟糕的交通，在批评了“国情”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后，他话头一转，认为“最重要的是公民的自觉和觉醒”。当然，他也被“喝茶”过，但对方是他认识的人。 　　有西方记者问加藤：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加藤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 　　在日本国内，有人批评他被“赤化”。他意识到亲近中国的代价。加藤决定下一站去美国，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向美国人讲述中国。加藤是个看不上保险的人，但美国之行将是给自己买的一个政治保险。终点还会是日本。 　　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人，是“被遗忘的人”。而他在中国收获的自信，或许是在别处无法复制的。“在这里大家都很需要你，这种感觉非常的宝贵。你还有理由不自信吗？” 　　他畅谈对十年后的期许，如果一切遂愿，那将是个圆满的人生旅程。他甚至想好老年归隐故乡，做个无忧无虑的自耕农。但他突然转入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伤感中，“这七年对你本身意味着什么？我说不清。我现在奔跑的是名字叫做‘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有山有谷，那这七年对你来说意味着山还是谷呢，这只能回头再说。” 　　（实习生王钟的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