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贤书记谈心：我们应“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

　　尊敬的张书记：

　　我是一名来自岳阳基层的普通干部，尽管普通，但始终心忧湖南。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曾经辉煌，这几年在您的直接领导下，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离鼎盛的湖南还有一定的差距。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我的心里积累了许多想说的真话，但苦于找不到和您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此次省委决定在全省广泛开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我终于等来了可以畅所欲言的这一天。既然是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就应该敞开心扉，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把心里想说的话毫无保留的说出来。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些观点不一定科学，但我的出发点绝对是善意的，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您包容。

　　今天我想要和您探讨的问题只有一个：“解放思想，我们究竟应该‘解放’出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经过认真思考，我总结了八个观点，供您参考。

　　一、把人才从百姓中“解放”出来，改变“政治湖南”形象，建立一个纳税人的经济湖南

　　我曾经到过您的家乡，闲聊中和当地百姓聊到了您。当地人说，春贤部长是个实干家，但你们湖南可不太好搞。我追问究竟，他们回答：你们湖南人玩政治可以，搞经济可不行。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湖南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仅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政治湖南”！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谋人专心致志，谋事心不在焉。这一点从基层现行的行政资源配置反映得淋漓尽致。一是近亲繁殖：一人得道，家族为官的现象十分普遍。二是括弧干部（指享受待遇的干部）数量庞大，财政不堪重负。三是领导干部多，办事员少。许多县里面的机构，在职的除打字员以外几乎都是党组成员，没有办事员。职能稍微强一点的局，配备十一二个班子成员、八九上十个正副局长的现象司空见惯。四是外行领导内行。县一级的班子成员懂政治的多，懂经济的少乃普遍现象。五是官员们纳税人意识淡泊：任人唯亲，不计成本，导致财政供养人员膨胀，纳税人不堪重负等等。种种干部任用制度的弊痛埋没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想干事的干不了事，不干事的占据要职。自从您来到湖南以后，这种现象慢慢得到了改变，优秀县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可以进省直机关任职了，省直机关优秀干部可以下基层锻炼了，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让基层干部看到了希望。这一点我们岳阳紧跟省委，始终走在前面。我就是直接的受益者。2005年，作为一名旅游学者，我向素不相识的市委书记易炼红毛遂自荐，要求下县担任合同制副县长抓旅游，期间不享受副县级待遇，三年期满，如成绩突出即转正留任，如业绩平平则回原单位继续担任原职。没想到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封信，让我真的走上了县级领导的岗位。现在我到临湘已经整整干了4个年头，使得那里的旅游从无到有。上次您到临湘考察，五尖山的书院、碑林以及以十三村为代表的旅游特产都是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我的成长的确得益于干部任用制度方面思想的大解放，否则幸运之神绝无可能降临到一个平民子女的头上。为了彻底改变我省“政治湖南”的形象，把人才从百姓中真正“解放”出来，让全省干群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我建议：

　　1、对所有县团级以下（含县团级）干部全部实行竞聘合同制。即打破行政级别、学历、任职年限等界限，通过公开竞聘，发表施政演说，考察考核，签订5年任期合同。任期内完成了约定任务方可提拔任用，提前完成则提前提拔晋级；如果没有完成，则回原单位竞职。这样做，对任职干部有压力，有动力，更为真才实干者公平搭建了一个想事干事的平台。

　　2、因岗设人，取消“解决干部待遇”的传统做法，让“括弧干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打破“平衡主义”，为吃紧的县级财政松绑解套。

　　3、严格控制各单位领导干部职数，因岗定酬，不在领导岗位的也不再打括弧，仅享受普通公务待遇。

　　4、配备领导班子不仅仅要重视年龄、学历、性别、党派等结构，更重要的要注重行业专业知识结构，解决外行领导内行的矛盾。

　　5、鼓励在职领导干部下海经商，大量裁减财政供养人员，减轻财政负担。

　　二、把政绩从GDP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GHD，建立一个高幸福值的和谐湖南

　　GHD（GNH+GDP）是国民和谐总值的简写，GDP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简写。

　　我们都知道GDP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硬指标，GHD――国民和谐指数是怎么回事？与国民生产总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008年娱乐界最温馨的事件就是刘嘉玲和梁朝伟结束了18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结婚了。婚礼总策划、著名导演王家卫把这件婚事办在我们的邻国不丹。很多人一时不明白？他们不缺钱啊，怎么跑到那个穷乡僻壤搞婚礼？

　　事后人们才了解：不丹，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上世纪末，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国民“幸福指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山区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比较幸福。“幸福指数”风靡全球，成为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方法，GNH成了幸福指数国际测定标准。

　　如果说，GDP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那么GNH就是民众生活满意度的“风向标”。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提升经济总量，可如果经济发展陷入“GDP崇拜”，就会出现个人为敛取财富而逾越法律道德，大肆营私舞弊、制假贩假、贿赂寻租；企业为得到更大财富，不惜亵渎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偷税漏税、制造污染；政府为创造更多经济总量、官员为了获得政绩杀鸡取卵，全民招商，为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经济大开绿灯，违规上马新项目。结果是GDP攀升了，贫富悬殊却拉大了；腰里有钱了，生存环境却恶化了。我想，经济发展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发展；不是为了生产数量，而是为了生活质量；不是为了辉煌的数据，而是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与和谐社会、两型社会有着本质的一致。国家在长株潭和武汉建立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其目的是既要GDP，更要GNH。单纯追求GDP或者GNH都是不科学的。没有GDP作支撑，也不可能获得GNH。只有当GDP和GNH同步协调增长了，社会才能实现和谐。为此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和谐程度，即GNH+GDP，简称GHD，也就是国民幸福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和，简称国民和谐总值。因为湖南走在全国两型社会改革实验的最前沿，故把考核地方官员政绩从GDP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GHD，建立一个高幸福值的和谐湖南，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终极目标。

　　三、把基层领导从民主的软肋中解放出来，改善政治生态，重建一个经世致用的实干湖南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石。这项制度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无论多么完备的制度都存在软肋。就拿县一级的政府领导来说，每5年要换届，在任期内如果不作为，人民不满意，理所当然会选掉你。如果工作力度太大，难免会得罪人，而大众的国民素质普遍不高，得罪的人多了同样会落选。故许多政府官员们选择了自保，不敢大刀阔虎地开展工作。这就是民主的软肋。如何克服这个软肋，关系到湖南是做政治强省还是做经济强省的命脉所在。诚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是不容有丝毫亵渎的，但不折不扣执行制度的过程是可以创新的。为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用好这个制度为人民大众服务。过去我们选举产生政府领导都是组织确定人选，人大代表推举产生差额人选，被选举人没有进行竞职演说就开始投票，大多数人大代表对被选举人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都不认识，怎么能够确保选当选者就是人民称心如意的领导？我建议被选举人必须面对人大代表发表竞职演说，阐述施政纲领，对人民承诺在任期内实实在在为民办几件实事。为民办了实事，就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即使得罪了部分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决不会让人民的有功之臣在连任竞选中落败。湖湘文化的精髓乃经世致用，改善政治生态环境，重建一个经世致用的实干湖南，是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跨越的重要一步。

　　四、把农民从信仰缺失中解放出来，巩固基层政权，打造一个乡风文明的强农湖南

　　在基层，我虽然不管农业，但我总是喜欢到农村去走一走。我经常问农民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的农村种田不交税，国家还给补贴，为什么政策好了，上访的反倒多了？”农民们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照理说政策好了农民因该感激政府，安安心心种田致富。然而如今的农村并没有因国家的惠农政策而减少矛盾，相反许多矛盾较过去更为激烈，基层政权的权威被削弱。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农民唯利是图，出现了矛盾和问题非钱不能解决问题，就连乡里开个村干部会，不拿现钱发补贴，人就到不齐。在广大基层，经常听见乡干部们说这样一句话，“花钱买平安”，针对的就是这种现象。二是懂法不讲法，有理无理找政府。现在的政府讲究以人为本，部分农民以为政府软弱，明知自己的诉求不合理，偏偏要上访。最典型的是有一位农民自己老婆跟别人跑了找不回，也要到政府闹，乡政府不出面，他就找县政府，县政府不出面他就进省赴京。如今，基层政权相当多的经历都在应付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三是涉恶宗族势力猖獗，许多村级政权为村里的涉恶宗族势力控制。现在村级组织实现了海选，本来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但许多农民民主意识不强，谁在村里势力大就投谁的票，导致基层政权的不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广大农民信仰的缺失。文化革命“破四旧”，将儒家文化破了个干净；联产承包，农民分散到户，政治道德教育放松，加之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冲击，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道德和政治信仰，唯钱是图。农民信仰重建，事关湖南的复兴、国家的稳定。为此，我建议：

　　1、全面开展一次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涉恶宗族势力，净化农村环境。

　　2、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全省开展“人民公仆和农民朋友点对点交朋友”活动，让公务员点对点地为农民朋友提供科技、政策、农业信息咨询、农副产品种植和销售等方面的服务，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溶入中华传统、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引导农民精神脱贫。

　　3、建议各级乡镇政府主导组建农民协会，实现“农民有困难找协会”，将所有的矛盾解决在协会。

　　五、把生产力从科技中解放出来，风险投入，打造一个敢为人先的科技湖南

　　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世界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发源于湖南的湖湘文化造就了一大批华夏精英，然而，湖南的科学技术始终没有走到国家的最前沿，湖南的经济为什么一直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境界，也就不足为怪了。科技要走到最前沿，光靠投入是不行的，一是学术腐败滋生了许多伪科学课题，旨在套取国家科研资金，国家的钱花了，取得的成果却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伪成果。二是湖南的财力不雄厚，比不过北京、上海和沿海发达城市，要想用钱堆出一个中关村是极不现实的。其实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湖南要实现科技强省的目标，唯一的出路在于出台好的政策，催化高科技人才创业。为此，我建议，省里拿出50亿元人民币设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向全世界科学技术人才征集高科技产业项目，组织各方面的专家，从中筛选几个能形成巨大产业的高科技项目，政府投资控股51%或更多股权，项目专利持有人以知识产权占有40％甚至49%的股权，以此吸引顶尖级科技人才向湖南聚集，真正把生产力从科技中解放出来，风险投入，打造一个敢为人先的科技湖南。

　　六、把国有资产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出来，集约化办公，打造一个以民为本的高效湖南

　　我湘西的一个朋友荣升某县县长，见面就叹气，县里财政太穷了，一天到晚要找米下锅。我不置可否，对他说，再穷的县市，遍地都是黄金，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黄金从何处来？从打破行政垄断中来。放眼各级城市，大部分黄金商业地段都被政府各级部门和强势行业所割据，这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不仅花费了财政大量的资金，而且利用率低、管理成本高，浪费惊人，从民生的角度而言，老百姓盖一个章要过几道保安爬几层楼，不仅影响办事效率，而且割裂了人民公仆与老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据简单测算，全省122个县、区，14个地市，平均每个县算它20栋富余办公大楼，每个地市50栋，每栋均价500万元，仅这笔拍卖资金就达到157亿元人民币。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如果省委省政府痛下决心，全省清理楼堂馆所，将政府职能部门（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如国家安全部门）集中在几栋行政楼里办公，将其它多余的楼宇、地块全部对市场拍卖，这样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打破了行政垄断，治理了行政腐败，而且提高了老百姓的办事效率，拉近了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七、把百姓从防盗门窗中解放出来，共建“治安志愿者”，打造一个夜不闭户的平安湖南

　　张书记，我不知道您从北京踏上湖南的土地，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从湖南踏上北京的土地，最大的感受是北京没有防盗网。我并不是指责湖南的治安有多么多么的不好，至少遍布城乡的防盗门窗给人的直观感受是缺少一种安全感。上升到哲学层面是闭关自守。就如我装修房子时，我坚决反对安装防盗窗。我对妻子说，现在的切割机只有一巴掌大，防盗门窗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人家如若真想盗你，做十层防盗门窗也防不住。再说了，也不安全，如果万一发生意外，防盗门窗封得严严实实，自己把自己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妻子犹豫再三还是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她说，你讲的道理我也懂，但人家都装了，我们不装，晚上睡不着。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虚拟的不安全上升成为了一种心理暗示。这种暗示如果任其蔓延是非常有害的，它束缚人们的思维，缺乏包容与创新。北京仅流动人口就有上千万，他们如何能够做到家家户户不用安装防盗门窗而能够安居乐业呢？前不久我被派往北京参加奥运维稳，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底。其法宝只有四个字：“群防群治”。全北京20多万治安志愿者遍布大街小巷，警惕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我省有那么多享受国家低保、体格健全的社会公民，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只享受不奉献呢？我们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组建一只“治安志愿者”队伍，每天三班，巡逻把守，完全可以把百姓从防盗门窗中解放出来，打造一个夜不闭户的平安湖南。

　　八、把行为习惯从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全民共建，打造一个湖湘特色的文明湖南

　　从韶山冲走出去的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作为他家乡的湖南人民理应在各方面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表率，尤其是文明程度。但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做得比较欠缺。今年年初我到了韶山，那里拉客、抢客、宰客的现象十分突出，我感到十分的痛心。对比奥运北京，我们差距甚远。在北京，你只要往公交站台一站，就有导乘员主动上来问你上哪儿去，得到回答以后，她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应该乘几路车在哪里再转乘几路车然后怎么走就到了。在我们湖南的许多城市，问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这还紧紧只是检验文明程度的一个及其细微的方面。一个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湖南，首先应该是一个文明的湖南。我建议省委省政府应该发起“全民共建文明湖南”的运动，当我们在湖南能够把问路和乘车当作一种享受的时候，一个湖湘特色的文明湖南便已经显现。

　　临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姜宗福

　　2008.9.8

　　Jiangzongfu1969@yeah.net

　　2008年9月8日1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