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假币海量入市 嫌犯交待制造过程(组图)

几乎没有人关心，手中那枚一元硬币的真假——它仅仅是“一元”钱。
但如果把1052万枚假硬币放在一起，又是怎样的感觉？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披露，2006年前8个月 ，湖北省收缴假一元硬币不少于1052万元。
在广州，每个公交公司目前每月收到的1元假硬币至少20万，而这个城市共有14家公交公司；在南昌，公交车日均“吃进”假硬币近四万枚。为此，2006年，公安部开展了“菊花行动”——一元硬币的背面图案是盛开的菊花，严打此类犯罪。广州、武行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重灾区”。
假硬币已将我们包围——在士多店、小吃店、报刊亭，老板找给你的钱可能是假的；公交车上，你扔进投币箱的可能是假的；在自动售货机上，退币口退给你的也可能是假的……
它从何处来？它的“流行”意味着什么？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一个月，辗转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一个黑色链条由此揭开。

对于公交系统，一元假币的危害是致命的 王亮／图

武汉警方展示被缴获的假硬币
最底层推销者：每个假币0.35元
买到它难吗？
在广州——假硬币的“消费胜地”，士多店、小吃店的老板们可以轻松拿货。和他们密切联络的，是类似于B仔这样的送货员。
而立之年的B仔，有一副老实的面孔。每天清晨五点左右，他会骑着破单车，手拎黑色塑料袋，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那几间早早开门的士多店和小吃店间串来串去。那些贪婪的老板，也由此进入了犯罪环节。
按照法律界人士的说法，这被称为“犯罪主体易位”。一般情况下，假纸币是买东西时进入流通领域的，犯罪主体通常是持假的买者；而假硬币则是在给消费者找零时进入流通领域的，其购买、持有和使用犯罪的主体通常是商家。
新市街公交站沿线是B仔的地盘，“把袋子放下，把钱拿走”——他的工作简单而机械，甚至不需要一句话。话由推销员阿伟来说——阿伟是他的搭档，带河南口音，说话利索。
B仔、阿伟的“老大”管理很严。2007年6月末，趁着老板去武汉，两个最底层的假币贩卖者终于有机会和南方周末记者坐在酒桌前，交流他们的“业务”。
“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从业一年多阿伟说。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很多——这一点得到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证实，贴在街头的那些小广告上，有上百个出售假硬币的电话号码；在网上，也可以轻松地联络上这个群体。他们以公交车的线路划分地盘，遇到争端，还会请各方“老大”出面协调。
“老大”负责进货和疏通关系，团伙则采用扁平管理方式。剩下的人每两三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推销和送货。阿伟通常会带上20个假硬币，让那些士多店、小吃店老板对比——如果对方很反感，那他至少会保持两个星期不去打扰，“这样安全一些”；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他还会带他们坐公交车试试。
如果坐公交车未被查出，下一步就是谈交易细节。“一般每个开价0.35元，混熟了可以优惠到0.3元。”阿伟说，“有的老板喜欢一箱一箱（10000枚假硬币）送，有的老板喜欢一袋一袋（1000枚假硬币）送。”但送货时间基本是凌晨，这个时段最安全。对于B仔和阿伟，每次送只送1袋，就算被抓了，罪也不重。
法律专家称：刑法中，只对伪造假币采取了按量、按额两种定罪方法。而对其他假货币犯罪，只采取了按额定罪——比如，购售、运输、持有和使用假币罪为4000元以上，才能获刑。若以每枚1元硬币6.03克计算，4000枚硬币则重达24千克，阿伟这样的贩卖人不可能背这么多东西。
阿伟现在已有固定客户二十多人。为了安全，“老大”每次只给阿伟和B仔5箱硬币。这很难满足他们需求，酒酣之余，阿伟透露了单干的想法，“其实，老大无非就是找顺哥要货嘛，每个0.2元，我也要得来。”
“大佬”顺哥，最低交易两万元
在广的州圈子里，从业4年的顺哥享有盛誉。“我的货主要是销到广东、湖南，没有散户，只做批发。”当记者以假币二道贩子的身份接触顺哥时，他表示。
但今天，顺哥身在武汉。“去年广州抓得太严，好多兄弟都撤回来了，现在都是通过呼叫转移来联系业务。”他说。整个武汉，像他这样的大批发商有十几家。
作为大批发商，顺哥的定价是1：5——两毛钱换一元假硬币，而每单最低交易额为价值两万元的货。顺哥对他的产品很自信，一切还价都免谈，“这是湖南最好的厂家做出来的，普通的硬币识别系统没法判别。”他说，“但随着交易次数增加，我可以适当的赠送。一般每1万个，最多可送1千个。”
“硬币防伪科技含量很低。以致多次修改后仿制的假硬币与真币基本一样，很容易进入市场。”一位金融专家说。
当面交易和托运是大批发商常用的手法。顺哥说，“现在物流很方便，我们都有固定的合作公司，如果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派人过来跟车。”
连续几天沟通后，顺哥建议记者到武汉的仓库“实地考察”，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6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赶到武汉，但“顺哥”又在电话中提出，在火车站时要先提供从广州到来的火车票；另外验货之后，由他的兄弟陪去试货，“随便你们去超市还是坐公交车，如果被查出问题了，你们可以不买，我们还倒贴你过来的车费。如果没查出问题，你至少要买10万个。”他说。
“武汉黑道白道都有我们的人，如果你来糊弄我们，会死得很难看。”顺哥警告说。发稿前，本报记者已报案，警方正在调查中。
互联网批发商的野心
而当顺哥这样的大佬撤离广州时，一些新兴的批发商却迅速崛起，他们不需要B仔和阿伟这样的马仔——他们有互联网。
以“出售一元假硬币”为关键词，你可以轻松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找到公开叫卖的广告，其中还会包括详细的制造工艺、材料、质量信息。
“叫卖网”有广告称：“出售一元硬币 QQ38604xxxx 手机1315322XXXX。YQ27系列单动薄板冲压液压机制造。做工精细，制作材料钢芯镀镍！你只买100个我们也卖。部分货币，能够通过现在市面上公交系统的返回器。”
身在广州市花都区的网络批发商耀哥，是河南三门峡人。本报记者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了他的QQ号码。通过网络视频，记者看到耀哥的房间堆满箱子。“看清楚啦，我们可是真有料的！”他对着话筒大喊。他还向记者透露，“我们在附近弄了个厂，买了机器准备开始生产了，只要长期合作，算你每个硬币0.16元！”
一位在央行下属机构工作的人士指出：因为假硬币面额较低，若采用多层次的购、运、售模式，无法取得较大的逐利空间进行犯罪风险“补偿”。所以，假硬币犯罪通常选择自行伪造，并在相对固定的网络下采用简单的直售模式，通过购币的商家找零完成市场进入，其犯罪环节较少。
而耀哥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连续数日的交流后，他邀请记者参加近日的聚会。届时，他旗下广州棠下、三元里等地的小批发商将汇齐，彼此熟悉后划清地盘，既能免去恶性竞争，又可互通风声。
制作基地探秘：猪圈与山洞受青睐
公安部经侦局反假币犯罪处处长李子勇说，由于硬币防伪措施不多、工艺简单、制作成本较低，而且多数人对于小面额硬币警惕性不高，因此已经成为假币犯罪新动向。
而从2003年开始，制贩假硬币也成为警方打击的重点。2006年9月，公安部召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警方在武汉开会，部署代号“菊花”的专项行动。
最新发现的一个假硬币生产窝点在湖南长沙。2007年5月下旬，该市公安局摧毁了一个特大制造、贩卖假硬币团伙。一元假硬币成品的成品、半成品和原料总计8吨——相当于两头非洲象的重量。此前半年内，这个团伙总共制造了300多万枚假币，先后销往广州、深圳、郑州、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像顺哥这样大批发商直接与他们交易。
长沙警方提供的情况表明：假硬币制造者最先考虑的是，找到一个隐秘而隔音的制造地点——生产假硬币的冲压机床会发出巨大响声；生产地点需要堆放大量的坯料；而生产出来的成品，要被悄无声息地运走。
湖南娄底警方破获的廖保安、游建华假币团伙，其制假工厂就隐蔽在山林中，距离县城30多公里。从表面看，这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猪圈，养着几十头猪，生产车间就在猪圈下。2006年3月，长沙警方破获的假币制造工厂，也藏在岳麓山下的山洞中。生产时的轰鸣，已经幽深的山洞吸收殆尽。
如果这些窝点被迁到城里，精明的嫌犯会用各种手段包装——比如，武汉市警方破获的假币案中，制造窝点的院子里摆着一台塑料粉碎机，堆放着各类塑料瓶，制假者以粉碎塑料瓶的声音掩盖罪恶的声音；而2007年5月，长沙警方破获的假币案中，为避免噪音与震动引起注意，每一台机械的底部甚至包上了汽车轮胎。
精明造假人突破核心工艺
对制假者来说，仿造一元硬币易如反掌。只要会制作仿古钱币，就会制作假硬币。假硬币制造脱胎于假银元的制造工艺，经历了由原始土法浇铸到现代化精密冲压的演变（参见本版配稿）。事实证明，来自新化的假硬币制造者，大多有过从事仿古钱币制造的经历。
2004年7月，湖南娄底警方在新化破获数起制贩假硬币大案，其中有两个制造窝点的前身就是仿古钱币作坊。负责设计制作模具的主犯游建华从1996年起，就做假银圆模具和各种纪念币工艺品模具。“制作仿古币工艺品要转产假硬币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只要把机器设备换成精度更大的就行。”他供述。
假币制造的核心是模具。游建华自己就是一个制作模具的高手。这个身高不足1.6米的中年男人只有初中文化，但头脑聪明，在电子技术、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颇有研究。最初，他从浙江苍南等地购买仿古钱币模具，后来自己学会了模具制造。“为研制模具，强迫自己每天看两小时书。”他称。
制作一个纪念币模具能获利200元，只需4个小时。新化孟公等乡镇的仿古工艺品厂，都是从他手中购买模具。他在自己的模具制作车间里，依靠一台电脉冲机床做出的假硬币模具，把第四套、第五套硬币的假币做得惟妙惟肖。公安部请求国家印钞总公司和上海造币总厂调派专家到场协助鉴定，才确信这样的假硬币模具出自游建华之手。
警方人士透露：一个完整的制贩假币团伙通常由股东出资组成，内部又有技术、生产、运输、销售的详细分工。
假币制造工厂一般24小时不停生产，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通常，工人们两人一班，一个负责往冲压面放假币坯子，另一个则负责操作冲床、清理冲压面。一班熟练工每小时可以生产六七百个硬币，所以，每台机器每天可以生产假币约1.5万枚。如此计算，每台机器月产量可达40—50万枚。一枚假币能卖0. 35元，而买一个假币坯子的价格是0.1元。制造1枚面值一元假币能获毛利0.2元。扣除机器设备和人工开支，利润率约为200％。
危害中国金融秩序
如此大量的假币流入市场，危害自然可想而知。2006年，长沙市宁乡县、娄底市新化县、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地硬币流通受阻，部分银行甚至也拒绝受理硬币业务。
“与纸币比，假硬币的流动速度更快。”一位专业人士说，“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纸币偏好，不愿久持硬币，促使其流通频率和速度不断提高。”
这位专业人士认为，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损害人民币信誉，对硬币的流通形成制约；二是代替真币进行流通，造成货币流通失控、投放失衡；三是对公交、电信、邮递等服务性行业的冲击比较明显，并制约着自动零售服务业的发展。
这一点，武汉市公交集团深有感触。2006年，该集团共收假币约1850万，其中一元假币 1350多万。为防止假币再次流入，2007年3月，该公司不得不在所有的无人售票公交车上都安装了假币识别器，一台识别器价格3000元，总共安装 5000台。但随着一种识别器难以鉴别的新型假币的流入，上千万元投入又可能打了水漂。
“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硬币发行和防伪的环节。”一位在央行系统工作的人士说，“硬币自发行以来，还没有对外公示其所含的防伪技术，也没有公开真假硬币的特征对比。以致人们对真假硬币的识别，只能依赖于其较为主观的经验或判断。”
武行公交集团一位员工说，她一度难以辨认真币和假币的区别。后来细看才发现，假币会粗糙些，正反面的图案不统一，边缘划手，上面容易有锈迹。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还应迅速建立硬币反假培训机制，这方面的缺陷会导致金融机构业务员无法胜任鉴别工作；另外，从金融系统多年反假币宣传情况看，主要侧重于50元以上券别，对硬币防伪未曾涉及，造成如今近99%的居民缺乏硬币识假能力。

由于假硬币制造时噪音巨大，所以其窝点多选在偏僻地点，甚至隐匿在地下
61岁的陆远东看起来老实巴交，脸上挂着无所谓的笑容。“当年试做假银元，只是为了好玩儿。”
那个著名的村落里，61岁的“造假鼻祖”解密了一元假硬币发明过程——湖南新化县老坪村。那座最破旧的瓦房里，住着村里手艺最好的“铜匠”陆远东。但在一场眼疾后，他不得不放下活计，重新做一个在土里刨食吃的农民。与村子里崭新的楼房比，他家破旧的瓦房显得格格不入。
但老坪村的老人都说：那些盖起楼房的人家，不少要感谢陆远东——24年前，陆远东研究出了仿制银元的技术，并无私传授给村里的同行。此后，这 项技术被多次“改良”，最终变成了一元假币的制造手段。
61岁的陆远东看起来老实巴交，脸上挂着无所谓的笑容。“当年试做假银元，只是为了好玩儿。”他说。即使在今天，谈起当年的试验过程，陆远东依然兴味盎然——先把一块铜板烧软，再从中间把它切成两半、对折起来，把一块真银元夹在中间。然后用锤子敲打，使两片铜板合在一起。此后，用锯子把粘合在一起的铜板从中间锯开，把银元拿出来，铜板上就留下了银元的模板。用3根钉子把两片铜板钉在一起，一套简单的模具就做成了。接下来，就是不断试验工艺和各种金属配料，比如，在响铜、红铜中添加铝，这样做出来的银元不但颜色对头，而且吹出的声音更逼真。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新化县，是有名的“三匠之乡”——铜匠、铁匠、泥瓦匠。在某些村落里，几乎一半人靠这些手艺为生，特别是铁匠和铜匠——他们在当地统称“铜匠”。
1983年10月，陆远东终于做出了逼真的假银元。当时，银元早已不是流通货币，仿造并不违法。对陆远东来说，仿造成功也仅仅意味着一场智力游戏的结束。对那些向他打听技术、配方的同行和老乡，陆远东基本不设防。半年之后，仿造技术已是附近人皆知的“秘密”。
掌握了技术的铜匠们开始一窝蜂地制作假银元。在很短的时间里，附近村庄的破锣被一扫而光。甚至有聪明人发现了湖北沔阳一家铜锣厂，他们的收购，挽救了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
但对热衷生产假银元的铜匠们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骗钱。
最常见的假银元行骗方法被称为“挖宝”，这也成为新化一带以假银元为中心的、五花八门的骗钱手段的代名词。
简单而又本原意义上的“挖宝”过程是这样的：在某个封闭的山村，突然来了几个穿着中山装的神秘“工程师”。他们租住在某个村民家中，白天背着仪器到附近的山上探测。好奇的房东会询问来历，“工程师”们半遮半掩地告诉他：自己是上海来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个村子附近发现了宝藏。
少有房东能抵挡这样的诱惑。经再三恳求，“工程师”们会带着其观摩“寻宝”的过程——“工程师”们的“探测器”在某个地方突然发出“滴滴”的叫声，人们开挖，一个沾满泥土的坛子被发现了，里面赫然是亮闪闪的“金条”和“银元”。亲眼见证“宝物” 出土的房东不甘心就此错过，当他提出希望能买几个“银元”时，“工程师”们碍于“朋友”关系，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忍痛卖几个给他。
毫无疑问，“金条”和“银元”都是假的。探宝的“仪器”其实不过是一根伞柄，而发出“滴滴”声的，则是藏在“工程师”裤兜里的门铃。
一位年近不惑的新化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清楚地记得：当他年幼在老家时，常有一群群村民聚集在一起谈论“挖宝”经历，那些被骗的人被称为“猪”或“羊”。
当地人不再满足于用原始的土法浇铸工艺制造假银元，那样费时费力，生产效率低下，价格并不贵的冲压机械取代了火炉和铁锤。在新化的孟公、西河等地，公开的仿制古钱币、银元的作坊曾经多达数十家。
接着，人们不再满足于依靠铤而走险的诈骗方式使用假银元。银元毕竟已经退出流通，而一元人民币硬币、五元港币显然要来得更实在。机械化制作假银元、仿古钱币的工艺和制造硬币的工艺在技术上一脉相承。而且对于一元硬币来说，少有人会认真细察。
2004年7月，娄底警方在新化破获数起制贩假硬币大案，其中有两个制造窝点的前身就是仿古钱币作坊。从纯粹好玩的仿制银元到批量伪造流通硬币，新化的“铜匠”们悄然完成了蜕变。
《新化县志》记载：至少从20世纪早期开始，新化就已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制造假币者。见诸县志的大案就有：
1917年，县署查获伪造钞票案6起，缴获伪钞票14798张，印刷机具多件，首犯谢仁江、李叙召、杨若云于8月24日处决；
1950年，县公安局在洋溪、汝溪、古塘等地破获伪造钞票集团，主犯杨白光、杨衷分别判有期徒刑7年和5年；
1951年6月，县法院判处非法印制12800万元(旧币)的惯犯欧资生等3人死刑，欧等人在民国时期曾进行伪造法币活动。
……
此后，制造假币在新化一度销声匿迹。但是进入1980年代，由于上述偶然因素的触动，制假死灰复燃。1990年代后，新化的假币案日益增多。1999-2005年，湖南娄底警方共破获各类涉嫌假币犯罪案件203起，其中重特大案件32起，涉案总金额3800万元；摧毁制贩假币团伙39个，其中大部分案发地在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