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论八十年代

刘再复:论八十年代

答广州《新周刊》杂志董薇问

董薇（下称董）：回顾八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遗产？

刘再复（下称刘）：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全面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形成一个类似“五四”的新启蒙运动。第一项是整个国家的大行为，是当时国家领袖和国家主体（人民）的共同行为，是中华民族多种危机笼罩下的自救行为。我觉得，邓小平在此巨大的历史行为中功勋卓著。没有这一项就没有第二项，但没有第二项也未必有第一项，两者是互动的。关于第二项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在此语境下，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结束了，但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同时进行一场包含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过去自己生活在概念之中，或者说，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并丢失了个性价值创造功能，因此，必须进行反思，质疑一些流行的大范畴（如“全面专政”、“斗争哲学”等），审视一些固定的大关系（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自由与限定，理性与宗教，欲望的权利与欲望的制衡等等），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当然也包括现实人物与现实事件）。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董：你如何看待自己在那个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说我是“弄潮儿”，我也默认。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四十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所以也觉得可以开点新的风气。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思想者，尤其是一个文学思想者。至今，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尽了一个中国思想者的责任，所作的两件主要的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持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所谓单向思维，乃是直线的、独断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方式；所谓双向思维则是对话的、平等的、妥协的、亦此亦彼的、你活我亦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我从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讲起，最后又超越文学范围，扬弃了“斗争哲学”。可惜八十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许多表述还没有完成。例如主体性的表述应有三步：第一步讲主体性，强调的是主体解放；第二步应讲主体间性，强调主体沟通和主体协调；第三步应讲内部主体间性，强调个体生命内部的多重声音及其对话、变奏与自我观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论述。双向思维方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我还在海外讲，但没有机会在国内讲。

董：一九八○年至今，你的价值观有怎样的转变？

刘：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的价值观有“易”（变）的一面，有“不易”的一面。上述这些在八十年代呼唤过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我没有变易。倘若说有所差别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现在我想得比以前更透些，更通些。以文学而言，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紧连宇宙语境，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作家当然应当有技巧文采的修炼，但更根本的是生命的修炼，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主体性的实现是个体生命创造能量的充分放射与精神境界的飞升。

在变易方面明显的有三点：（一）八十年代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其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最近五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讲座，从《山海经》一直讲到《红楼梦》，开掘了许多以往未被充分发现的价值资源。今年香港三联书店将出版我的《〈红楼梦〉悟》，就是开掘的一部分。在海外我和李泽厚先生多次讲述“返回古典”，主要的意思是说，“现代”的方向不一定要通向“后现代”，也可以返回到古典的精华处。（二）在八十年代里，“禅”尚未进入我的生命，现在则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立身行为的一种态度。八十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换句话说，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这也许可算是“外儒内禅”吧。二○○二年春，我到新加坡讲演时，有人问，你和高行健的区别在哪里？我说：“我是外儒内禅，他是内禅外也禅，更彻底。”由于禅的进入，我比八十年代冷静得多，观察世界采取的是超越的立场、价值中立的立场和中性的眼睛，更自觉地摆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今年四月底，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讲了“从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后，还到广东的韶关南华寺朝拜慧能，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与其它宗教体系全然不同，他不讲“救世”，只讲“自救”，这一点从根本上启迪了我，提高了我，尤其是帮助我打破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心自由。（三）在八十年代里，我的价值重心是“学问”和“理念”，现在的价值重心是生命与灵魂。也可以说，八十年代里我的价值观是“学问大于生命”，现在则是“生命大于学问”，把生命价值尤其是自由生命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尽管也努力作学问，但追求的是学问与生命的连接，从生命的困境中去发现真理。

董：你能否讲讲你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经历与故事？

刘：谢谢你们还关心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在海外的心路历程。不过，这一切我都在《漂流手记》散文系列里作了叙述了。《漂流手记》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两卷是《沧桑百感》和《面壁沉思录》。其中有一卷名为《共悟人间》，是和大女儿剑梅的两地书。剑梅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教授，也从事文学。此书较少讨论器性（知识），而较多讨论根性（性情、品质），在香港很受欢迎，已印了五版。从这本书你们大约也可以看到，我从八十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了很远了。

现在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所在的Bouler城有一座房子，房子后面有一片草地，很宁静，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有一种沉浸状态，容易走向精神深处。到香港或其它国家与地区讲学，虽然喧闹些，但我仍然有落基山下这种“面壁（面山）”的姿态，类似象牙塔的姿态，内心与花花世界仍然有一种距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作精神上的云游与逍遥游。

董：八十年代对你现在的影响：如何衔接人生的上下半场？

刘：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场称作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开十六年，许多瞬间，觉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场）好像是一场梦。可是，如果不是这场梦，如果不是在八十年代舞台上的角色，就不会导致我的漂流。现在我的人生位置，是历史的结果，是八十年代的结果。

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八十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弄潮儿，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青联常委。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一个精神的流浪汉，一个过客，一个充当“客座教授”的过客。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重于与人的关系），自我中人（内在关系大于外在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

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会使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产生心理危机，在危机中又产生痛苦与焦虑，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人生的上下半场好像衔接不起来。但是，在读书与思索中，我沉静下来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渐衔接起来了。这里的关键是我终于真正地意识到世俗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角色，是内心那颗真实而自由的灵魂。八十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了我的内在世界，从根本上打开了我心灵的门窗，而且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八十年代我就提倡文学应从外向内转化，现在正是向内挺进的好机会。于是，我终于和八十年代的思路衔接起来，并且超越八十年代的局限，完全自觉地求诸自己，完全自觉地向内心深处前行。

在节骨眼上，禅宗的核心思想帮了我的忙。禅告诉我：一切取决于自性，一切取决于自救，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心灵状态。自性是个无限深广的神意的深渊，应当努力开掘生命，努力回归到生命中那些最本真、最本然的原点，努力把握住当下的热爱形而上思索的生命存在。禅宗思想还帮助我“放下”，帮助我复活那颗质朴的农家子的平常心：平常地对待“成就”，平常地对待“曲折”与“苦难”，当然也平常地对待八十年代自己的那一段“辉煌”。平常之心使自己获得更有深度的宁静，也使自己在精神的深海中自行得愈来愈自在。我常与朋友说，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逢，才能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曹雪芹、卡夫卡等伟大灵魂产生精神共振而有所感悟。总之，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那许许多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八十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董：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刘：我对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因为得到大自在，生活前提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剩下的就是思索。我很高兴不仅可以自由表述，还有许多自由时间。

董：你更喜欢八十年代还是现在？

刘：从时代的氛围说，我更喜欢八十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有精神有开拓热情的岁月；从个人的生活兴趣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

董：自己最满意的著作？

刘：远的不说，最近出版的《高行健论》和不久前和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是我在学术思想表达得比较充分的书。散文方面《漂流手记》九卷是我的心灵史，自然也比较满意。

董：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和一九八○年代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刘：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比较单纯、有理想。现在的大学生，就我所接触到的香港大学生来说，比较偏重物质，比较实用一些。我认为，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学生的生存技能和职业技能，而应该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心灵质量，是培养全面的、健康的、优秀的人性。

董：最喜欢读的书？

刘：我喜欢读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类和哲学类的。经典具有开掘不尽的文化含量，具有多种精神层面，不同岁月会有不同感觉。现在醉心的是莎士比亚和《红楼梦》。

（原载广州《新周刊》二○○五年八月号。原题目名为《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刊登时编者删去一些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