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yd Eaton《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女性生殖器官癌
最能够说明用达尔文学说研究的价值的一组癌症也许是乳腺、子宫和卵巢这些女性生殖器官的癌。这几种癌都在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多见。波义德·伊顿（Boyd Eaton）1994年在《生物学季刊》上发表文章综述了医学、人类学以及涉及很广泛的相关领域中的信息，初步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这些癌在某些人群中而不在另一些人群中这么多见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这种现代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里妇女新的生育模式的后果。
当然，还有部分原因是癌比较多见于老年人这个讨厌的事实，现在有比较多的妇女能活到老年。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是女性生殖器官的癌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因她经历的月经次数增加而增加。最容易发生女性生殖器官癌的人是初潮年龄很早，绝经年龄很迟，又从来没有因为生育和哺乳中断过月经的老年妇女。
从人类的历史看，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殖模式。石器时代和现代某些狩猎-采集部落社会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生活史。她们的初潮年龄较迟，绝经年龄也较早，也许是因为她们比现代女性吃得差些，又有比较严重的寄生虫病。石器时代的女孩，大概要到15岁以后才开始有月经，并且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怀孕。如果妊娠成功，分娩之后会有至少2—4年的哺乳期，这几年里月经周期受到抑制。断奶或者婴儿死亡之后，月经周期恢复，她将再次怀孕。这种生殖模式将维持到她在47岁左右进入绝经期或者在这以前就死去。在这30年期间，她大约可能有4或5或6次妊娠，并且把30年的一半时间花在哺乳上。月经周期的总数大约不超过150次。一位现代社会的妇女，即使她有2个或3个孩子，也很容易有2倍或3倍于此数的月经周期。
月经周期的特征是激素水平的大幅度摆动。这种摆动引起卵巢、子宫和乳腺组织的反应。这些是生殖器官的适应性活动。但是，同一切适应性活动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代价就是更加易受某些癌的危害。这种代价，在石器时代的正常情况下，激素的大幅度摆动，是会被妊娠和哺乳期使月经周期中断而进行的一些补偿过程所缩小的。如果，月经周期的激素大幅度摆动不曾中断，补偿修复过程也就效率不高，甚至没有发生，而欠账的代价也就会集累起来。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不过事情似乎的确如此。无可否认的观察记录说明，一个女人的月经周期越多，患生殖器官癌症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更加普遍适用的规律说明，就任何一种适应机制的副作用而言，与自然选择使它们得以进化、产生的环境条件不同时，这些副作用会比较严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使妇女一生有300或400个月经周期，无疑是一个例子。这一达尔文医学的假说无法用来帮助今天已经处于易于受癌症之害年龄的妇女。对于她们，除了劝告要避免一般的环境有害物，诸如烟草和其它药物，天然的和人工的辐射，以及更重要的是避免高脂肪食品。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不过，比较重要而且更有希望的是今后。很明显，建议女孩吃得差些，保持营养不良，推迟初潮年龄，这既不道德又是愚蠢的想法，更不应当劝她们在青春期尽早怀孕，尽可能多地生育，花更多的时间去哺乳。伊顿的意见是明智的，他认为我们应当去研究去找到石器时代历史上正常的生殖模式是怎样使得生殖器官癌症比较不容易发生的。我们期待研究者努力找出一种或多种人工措施，使妇女的生殖器官癌症的发病率降回到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
我们推测这些人工措施可能采取调理激素水平的方式。许多妇女已经在用口服避孕药，这种药已经人为地同天然激素相似地去影响这些组织。不同的避孕药有不同的干扰受孕的机制，有不同的达到干扰妊娠的方式，它们也有不尽相同的副作用。在我们有了更加详尽的天然和人工激素的生理作用的知识之后，就有可能更好地设计，使用一种人工方法去模拟、去创造石器时代历史上有益的效果。这种可能性也许不会是一个使我们失望的乌托邦。伊顿和其它人都提出过肯定的证据，证明某些口服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虽然不包括乳腺癌。我们认为，不久就会有某种激素开发出来也可以减少乳腺癌。还有别的引起癌的环境和遗传因素也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需要每一点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苦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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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合作
性别之间的矛盾不是连续不断的。男人和女人可以相处，有时整天在一起，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在一起。然而，这种和谐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矛盾所打断，矛盾来源于男人和女人对生殖的兴趣和策略的不同。从很小的精子和比较大的卵细胞这一源头上开始的差别延伸下来，出现了缠绕着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矛盾的策略。女人生的孩子有限，通常是4～6个。根据书本上的记载，有极为罕见的生20个孩子的女人。男人可以有上百个孩子，而且已经存在的某些文化环境、富裕和社会等级的差别，可以使一些男人有可能在后宫养着上百名妃子，而别人却没有配偶。这些极端例外的例子说明，男人和女人可以有数目相差非常之大的子代。这种差别是因为女人不可避免地对每一个婴儿要在卡路里（能量）和时间上进行巨大投入，而男人则只要几分钟时间和一次射精。
这些差别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可以，而且确实用不同的策略使他们的达尔文适应最大化。女人通过找到一个愿意照顾并对她和孩子都好，而且不向别的女人投资的男人来使她的基因在下一代中最大化。男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策略，找到并保持有一个有生育能力，愿意照顾孩子，不愿意同别的男人交配的女人。男人还有另一种女人没有的策略：同时与许多女人交配授精，却对她们和孩子们不给或只给少量的支持。这些都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想到这些可能性，从而有意识地去使他们的生殖最大化。可以肯定，这些对人们的行为指导没有意义，然而，自然选择不可避免地把我们的情感机制推向使生殖最大化的途径——或者说，至少是在石器时代的条件下是如此。
配偶选择（Mate preferences）
在婚配选择中因两性的策略的不同而带来的问题是肯定的。所有种族中雌性如果能找到一个能有好的基因和大量资源的雄性，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因此，当雌性可以选择的时候，雄性用家族的兴旺、鹿和牛羊多，以及吹牛皮来竞争。有一些物种的雌性与聘礼最多的雄性交配，通常是一只昆虫或者别的什么蛋白质，有时甚至是雄性的身体本身，例如雄螳螂在交配时被雌螳螂吃掉。雄螳螂也许曾经费力地企图逃开，但是它在难以找到另一个配偶的时候，它可能为了使自己的生殖成功率最大化而为雌性献出自身的身体的蛋白，她也可能因此而能够给后代多一些蛋白。
男人对女人的选择较少，但也有很强的倾向。男人为了使生殖成功最大化，是要与一个健康的女性（表明基因好），在生育年龄、独立的、过去未曾生育的，以及能有母性动机的女人交配。密执安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布斯（David Buss）说：
如果男人除了与女人交配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便会与生育年龄以外的女人交配而不能成为父亲。与生育高峰年龄的女人交配则可以有最大的生殖成功。几千年以来，这种选择趋势使男人在心理上倾向于选择生育率高的而不是生育率低的女人，除非受到限制。
所以两性都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配偶而增加它们的适应性。但是各有不同的选择特征。男性相对地注意生育能力和性忠诚，女人则强调好基因和资源。根据一项包括37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的10047人的调查，布斯肯定了这一普遍原则。在37个样本中，配偶收入的高低对女人而言明显地比男人重要。相比之下，年轻和容貌对男人更重要，在37个样本中有27样本显示了男人则比女人把对方的贞洁看得更重要，没有一种文化是例外的。
因为父母重复选择配偶及共同抚养子女而使配偶选择在人类中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意味着女人还面临着被遗弃的危险，所以不仅必需估计配偶的当前状况，还要试图预测他留下来为她和子女提供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一种持久的结合和不断地投资不同于其它灵长类动物。男人则承担着戴绿头巾的风险。所以他必需估计他的未来的配偶与别的男人交配，使他的投资落到有怀有别的男人的子女的女人身上以后又去抚养别的男人的孩子的可能性。
需要对配偶将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才能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最多也只是偶然的。两性都要看对方忠贞和愿意对后代投资的表征。以色列生物学家阿莫兹·查哈里（Amotz Zahari），指出这种“结合力检验”（testing of the bond）可以解释一种否则便无法解释的矛盾。他指出，通过激怒未来的配偶可以估测对方在面临未来的困难时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忠贞而且提供资源。恋人之间是否用争吵来考验对方？查哈里用鸟类世界的配偶来支持他的学说。例如，雌性红鸟驱逐并啄向她的求婚的雄性，在长时间的残害之后才交配，它们随后的关系能维持好几个季节。还没有人观察人类的婚姻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布斯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尽管有不少差异，地球上各种文化背景的男人和女人都一致同意配偶的两点最重要的特征：第一，温柔和体贴；第二，聪明。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要一个关心的、有能力的配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有婚姻制度才能得到。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形成长时间的性关系和承担做父母的职责而大多数灵长类却有十分不同的交配系统？这个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答案，但是人类的收集食物和抚养儿童的方式肯定是重要的原因。在自然环境中，单亲很不容易养活一个孩子。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孩子又是太不能自立了。在长途旅行中，也是太重的负担。为了抚养孩子，一定要在群体中有某种制度、某种教育，并在群体的组织中互相帮助。总之，人类养大一个孩子的代价高昂，一个人无法抚养他长大。在父母双方都有共同的孩子时，应该有最小的利益矛盾，除非矛盾来自对其它亲属的责任。完全可以预料在姻亲之间发生的问题，因为帮助姻亲是直接有利于这一对配偶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