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事业——达尔文的革命尚未完成

2009年2月5日 经济学人印刷版
译者Zozote
查尔斯•达尔文的学说已流传甚广，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革命却尚未完成。

自然的神奇之处俯首皆是：陆地上，一只甲壳虫如折纸大师一般熟稔地合上它的翅膀；一尾莲花叶轻快地流淌出水银般的泥浆；一只蜘蛛靠结网来困住她的猎物，但自己却能自由自在地在上面来回奔忙。最开始当人们看见这些奇妙景象的时候，以为它们是上帝智慧的显现，甚至把它们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但是200年前，一个出生在1809年2月12日的人向所有的这一切发起了挑战。那本发起挑战的、出版于半个世纪后的1859年的著作，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它的全新尤其体现在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上。这个人就是查理斯•罗伯特•达尔文，这本书叫做《物种起源》，而发起的挑战则是基于自然选择说的进化论。
从达尔文出生那天起，自然世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现代原子学说刚刚诞生了6年时间 ，而地球则被认为已存在了6000年。人们对银河那边存在的宇宙究竟有多大一无所知，辐射能、相对论和量子论更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然后在这些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科学发现中——譬如看不见的原子、无穷的空间、时间的反复无常和物质的易变性等——只有进化论没有在科学世界之外得到广泛的认同。很少有外行宣称他们不相信爱因斯坦，然而，很多人看上去却因不相信达尔文而倍感骄傲。甚至对那些沿着他思想轨迹行走的人们来说，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学说还是常常看起来和150年前一样难。
起源的起源
由自然选择所倡导的进化论并不难理解，只需把其中一些不太容易引发争论的论点给联结起来就行了。譬如，生物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个物种中亦是如此；变异现象时不时就会发生；有些变异是遗传的结果；繁殖的个体数量大于空间能容纳的能力（或者说，被有限的资源给限制了）。达尔文将这些结果在他的书中描述为一种为生存而付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最弱的被淘汰掉了，最合适的则生存了下来。生存下来的个体把他们的特征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特征的微分传输就将导致一种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些简单想法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将他们总结到一起的人。拥有这些想法的人可以倒推至Empedocles——一位生于公元前490年的希腊哲学家身上，他曾因提出自然选择可以解释动物们为何总是适应于它们的环境而为人熟知。生存斗争的想法则可以追溯至一个776年生于巴士拉（伊拉克东南部港市）的名叫al-Jahiz的穆斯林神学家和学者身上。这个想法又在17世纪的哲学家Thomas Hobbes和生活在18世纪的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的著作中被偶然发现。
到19世纪初，进化论的思想逐渐在空气中飘散。人们开始接受物种是不稳定的说法。植物学家们则能在杂交的植物中发现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机制却缺失掉了。
在19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名叫Jean-Baptiste Lmarck的法国博物学家认为他发现这种了机制。他认识到物种是易变的，也提出他们的特征可以通过遗传获得。但是他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个体会丢到他们不需要的特征而发展他们需要的特征——而且他们传递给后代的正是这种变化。举个例子，一头长颈鹿可能会发育出更长的脖子，因为那样就可以吃到别的长颈鹿够不到的食物。它的后代随之就会继承这种特性。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但是Lamarck错了，需要的特性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传输。
最后，答案从经济学而不是生物学上蹦了出来。1798年，Thomas Malthus写了一本名为《人口原理的》的小书。Malthus论证说，自然群体的数量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却是呈线性的。换句话说，出生的个体比能够生存下来的更多。这本书书的作用仅仅在于，让一个对生物学来说恰逢其时的旧思想重新风靡了起来。读了Malthus的文章后，达尔文和一个名叫Alfred Russell Wallace的英国博物学家，各自都把这些谜语的碎片拼在了一起，设想起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来。
他们都明白Lamarck失败在哪里——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不管最后谁赢谁输，都是为了确保生存下来的植物和动物拥有最好的特性。达尔文的自传记录了他梦幻般的一刻：“我因为兴趣偶然读到了Malthus关于人口的论述以及也做好了准备来欣赏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有一种想法马上就击中了我——在这些情况下，适合生存的变异将逐渐被保存下来，而不适合生存的那些则被抛弃。这样的结果就将导致新物种的产生。”
初遇选择论
然而，即使是达尔文和Wallace，结果也不是第一个把这些碎片拼凑到一起的人。1813年，一位名叫William Charles Wells的苏格兰医生，在提交给皇家学会的一篇论述种族的论文中，采用了自然选择的思想来解释为什么在不同气候下生活的人们会有肤色差异。1831年，一位名叫Patrick Matthew的苏格兰地主，则在一本论述植最好的树来造军舰的书的附录里，对自然选择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
尽管如此，达尔文和Wallace还是被铭记了下来，而Wells和Matthew的名字却被人遗忘在时光之外。因为前二人不仅细化了这一思想而且专门撰述了关于它的论文——并于1858年提交给了伦敦林奈学会。此外，达尔文比Wallace更加有名是因为，他把论文被提交前的20年时间，都奉献给了对支持这一学说的证据的艰苦搜集上。这些证据来源分布广泛，从胚胎学、人工繁殖、地理学、经济学直至地质学。因为这样辛劳的付出，一本名为《论物竞天择的物种起源》的著作才能在下一年顺利付梓。这本著作的全称又叫做《生存斗争中有利物种的保全》。

达尔文的学说解释了物种为什么对他们的环境适应得如此之好，也分析了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学说提出，所有的生命都是互相关联的，从甲壳虫到莲花；所有的生命最终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进化论因此抹掉了人们对物种的多样性得靠神来解释的需要，而且随着在地球终极时期证据的显现，它更进一步指出了，广袤宇宙的产生也和神的干预毫无关系，一切都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达尔文明白所有的这一切，但也因此大伤脑筋。
让达尔文大伤脑筋的问题今天仍在继续。去年，在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只有14%的人同意“人类进化了上百万年”这个论点，与1982年的9%相比有所上升。对进化论的认可在全世界各不相同：最炽热的支持者分布在冰岛、丹麦和瑞典（见图表）。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从大体上看来，一个国家对进化论的信任程度与它对神的信任程度是反相关的。但是事情发展到这里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
Gregory Paul，一个关于进化论的独立研究人，和Phil Zuckerman，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州Pitzer学院的社会学家，充满争议地论证说，对上帝的信任与一种可以被描述为生存斗争的剧烈程度的水平呈反向相关。生活在食物富足、全民医保、没有住房困扰的国家里的人们，比那些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国家里的人们，对上帝的信任程度要低一些。他们提出，对上帝的信任和对进化论的排斥，是那些遭受达尔文主义压力的社会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让科学运转
尽管会有那样的情况发生，但如果不接受进化论的话，现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将裹足不前。达尔文的思想触及了生物学和医学的每一个角落。它们带来的冲击还延伸至艺术乃至政治的领域。它们的影响应用到了实际，也深化了理论研究。例如，软件工程师和药物开发师在设计它们的产品时，就常常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思考问题。
经济学也同样受惠于达尔文。有关理性经济人的思想就正在被一个新兴的、名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给推翻。举一个例子，与其假设个人在做经济决策时，会表现出被古典经济学家称作为理性的行为——比如说，为了将他们未来的财富最大化——行为经济学则觉得倒不如尝试着弄清楚真正的人们究竟是怎样表现的。
令人惊奇的是人类不理性的程度。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则很可能与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有关。举一个被称作禀赋效应的现象为例，这种现象表现出一种趋势，即：比起相似的但是从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人更重视他们已经拥有的那些——随之而来的行为则出乎古典经济学家的预料——他们对交换这些东西的行为表现得非常勉强。
因为人们已在三个灵长类生物间发现了这种效应。最近的是在一个关于黑猩猩的研究中，它提出这种效应有进化论的根基。它的优势看起来和受质疑的实验目标的进化显著性相关。人们可能对交换有关与食物、交配相关的东西面露难色，因为在最近的进化历史里，这意味着为了得到一个不确定的建议，得失去一个已知的东西作为交换。
经济行为的另一个具有深厚进化论根基的例子，就是引起金融泡沫的“羊群效应”。在过去，模仿邻居的行为可能是有用的——为了躲避危险或者找到食物。然而，在今天的金融系统里，它却能造成不稳定。随大流的本能作为理性行为被合理化了，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在通过拉抬价格而从短期中获利。但是，当外部冲击和股市崩溃促使这种不稳定性爆发时，它看上去就不那么理性了。事实上，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得归咎于人们凭本能强迫自己去模仿别人，却又不对所处的形式进行独立的分析。
不管秘密在于为什么人们在不能对一个给定的任务估算出需要的时间时，不愿意冒险；还是基于制订方法的不同，人们为什么总是对相同的问题却给出不同的答案。反正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和进化论相关。为了正确地理解人类的行为，这个世界需要达尔文。有些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过的最伟大的思想——如果它不是，也差不远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证据为依撑，进化论仍然难以被认可。因为它提出每个生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偶然形成的。于2002年去世的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曾论证说，对达尔文主义的误解普遍存在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学说太难懂了，而是因为人们总是积极地避免去了解它。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进化过程的误解。
完成进化论
人们对这个“设计好的、自己又处在顶端的和谐自然社会”感到相当踏实，而对那种和谐产生自一个无情的、除了每个个体都得为繁衍成功而奋斗之外没有任何准则的系统的说法，感到难以接受。生命是无目的性的和进化没有更高终点的想法着实让人沮丧。
批评声来自于那些许多相信进化论却又不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也来自拒绝接受这一理论的人。人们一般都抱持着这这样一个观点：进化意味着进步。——即使在那些相信自然选择学说的人们中间。
很多生物学家则不同意。和Gould一样，他们论证说，进化没有固定的方向。一个生物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复杂而对环境更具适应性。但是，它也同样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变得更加简单。这些全都取决于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个观点，在化石标本里，平均复杂程度毋庸置疑的增加只是一种偶然的事实，即：生命从简单开始，因此只有一条道路可以继续下去。那些朝复杂方向的变异比那些朝简单方向的变异更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那个方向变异的次数就更多。
因此，Gould 的观点是，尽管人类智慧是对一系列条件的回应，所以它的进化并不尽是一场意外，但是也绝不是预料中的那个结局。假如那一系列的条件被改变了一丁点儿，大概就没有自以为聪明的现代人了。
这个观点遭到了质疑。举个例子，去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的一项研究里，一群研究人员对生活在过去5.5亿年里的诸如螃蟹、虾、节肢动物有树虱之类的甲壳纲动物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更多的物种群体是朝着复杂而不是别的方向进化的。英国Bath大学的Mathew Wills当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接近无处不在的进化规则的东西了。在这项研究中，唯一变简单的甲壳纲动物不是寄生物，就是那些生活在偏远栖息地的生物，比如说在与世隔绝的海蚀壁龛里。
Simon Conway-Morris, 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的存在论者，是进化论最新诠释的拥护者。这个最新诠释质疑了进化主要由环境因素决定这一观点。不像Gould，他觉得假如进化能够从头再来演绎一遍的话，很多东西仍旧是相同的样子。
Conway-Morris博士是从一个被叫做趋同进化而为人熟知的详细研究中得到这一观点的。不同组的生物对相似的问题竟然可以演化出相似的解决办法，不管这些解决办法是牙齿、眼睛、大脑、生态系统还是社会。这种现象曾让达尔文自己也欲罢不能。在别的生物学家将这种趋同注解为不同寻常的地方，Conway-Morris博士相信他们事实上在讲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他的论点是这样的，考虑到物理和化学的性质，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途径可以让事物运转。进化被运输到这些成功的路线上，然后形成趋势。他认为，这两点是朝着复杂和智能演绎的。他又补充道，“不止发生在化学方面。”他们发生是因为有事先存在的原因。不管是用来造眼睛的晶体球蛋白分子，还是促使血液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分子本身的性质意味着进化更像是跟着一条由他们的基本构造决定的路线在前进。进化是一种机制，它按照规则来运作。
Conway-Morris博士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或许会是错误的，又或者会是正确的。如果他是正确的，对有些人来说，比起目前这个最终用唯物主义和没有目的性来解释的生物世界，Conway-Morris眼中的那个看起来可就舒服多了。
达尔文自己曾被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这些思想背后的东西深深地困扰着。他一直考虑着怎么样才能将思想和情感仅仅看成是大脑的分泌物。从他的信函中看来，他的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曾到达一个固定的位置，但是他对他的想法会搅乱别人的程度又非常敏感。他甚至还有策略地想出了一个答案，来避免那些质疑上帝存在的问题。当被问及情感、本能和才能水平的起源时，他评论到：“只能这样说，因为小孩的大脑就像父母的库存似的。”
等待发现……
Conway-Morris博士并没有被Gould的论据说服。他认为仍有未尽的事业需要我们去做。在有关道德体系和意识的来源上，他说：“我们并没有接近答案。”在他的世界里，科学可以解释甲壳虫翅膀的开合、莲花叶流畅出污泥和蜘蛛结的网，但这并不是他们对我们来说美丽的原因。别人觉得可以用memes来解释这一切，这是一种类似文化的基因，通过它，各种想法从人类渴望模仿的念头里给复制了出来。
尽管从大体上看来，在某些方面，人类的进化是完全随机的还是可预见的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对于那些在乎的人们来说，现在有一个一致的关于进化的共同目的：停下自然选择的脚步。物种已经发展演绎到了这种地步：它们可以自我了解、寻求挣脱自然的无情束缚、去终止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达尔文让我们有了了解的开始，而达尔文主义的运用也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使人们完全有理由庆祝他的第200个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