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05）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五）

2007-07-05　14: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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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张五常经济学合约安排
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数字加上定名；精确性不是以数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观察者对排列的认同。数学用的数字，不需要有内容，定名一般不需要。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内容，数字的定名不可或缺。这是实证科学需要的，可惜有时从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内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数字。
实证科学，有解释力的，要通过验证那一关。验证要靠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或起码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排列高下，或先后，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数字──皆量度也：验证要求的是起码有两点，或两个不同情况。点数太多，数字无限，采用数字就来得方便了。两点又两点又两点地推下去，也是无限，是经济解释的一种比较容易处理的方法，说服力也比较强。
科学验证的基本方法，中学生应该学过：如果说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没有乙就没有甲——没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说就被推翻了。甲与乙的变动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数字。我与行内朋友对经济解释的看法不同，主要有两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认为他们一般没有跟进过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们不管甲与乙是否可以观察到。我坚持，如果验证假说之内的甲与乙──或甲或乙──无从观察，假说无从验证，解释力是零。靠术语起家的君子不少。术语的创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诺斯如是，威廉逊也如是。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们发明的术语所说的甲或乙，无从观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于是无从验证。大名如海耶克，对人类的自由作出过贡献，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科学；科学不一定有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座位票价那个例子去，因为那是个简单的好示范。三十一年前，我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意思是说有优劣二价或多价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价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黄牛出现，炒的通常是优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黄牛，其票价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优座的为低。要注意，只为「偏低」下个定义，我集中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作准，虚无缥缈的一律不谈。
我对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如果这些座位不先坐满，演出开场后购买低价劣座的会偷偷地坐到优座那里去。这是说，因为有监管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让优质座位先满，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权利，监管费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为就减少了。这对售票老板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个假说，浅的，虽然要用上好几页纸以逻辑证明，只要跳位的行为随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优座票价偏低也会带来较高的总收益。这种技术性的推论是学生习作，不难也不易。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怎样验证上述的假说。
验证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监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费用有变，优座票价偏低的情况会跟着不同。但监管费用之变要怎样量度才对呢？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几个晚上跑香港的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再分超等与特等，后者较优，而二者皆优于下层的。下层分前、中、后座三种，「前」最劣，「后」最优。上层「特」先满，下层「后」先满，都没有提供监管费用变动的证据。重要是下层的顾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层去！这是说，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是零。验证含意于是明确：上层座位比下层为优，如果上层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假说于是被证实。
这样的验证，一项证实很不错，愈多项当然愈有说服力。找第二项，当时香港有一家电影院与众不同——只此一家。这家有奇特的座位设计：观众入场后，下层的可以在场内走到上层。如获至宝，因为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提升了。跟着的验证含意是：如果这家电影院的上层不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于是再证实。（该文还有其它验证，不枚举。）
上文示范，有四个要点，解释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行内的朋友不同，也解释为什么我对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认为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难以量度，于是选走博弈理论的路，或创造术语。但严格地说，上文的监管费用是量度了的。没有用数字，但上层下层与一层之内的监管费用是有着明确的排列，正常的人不会不同意。这是量度，也因为众所认同，于是精确。其二是我完全不用术语，验证的变量是实物，大家可以观察到：上层下层、前座后座、先满后满、黄牛炒价，等等，皆可观察。术语可解，但所指的往往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其三，虽然原则上理论可以推断或解释还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们无从解释什么。如果当年我不在晚上跑电影院，算天才绝顶，不可能想出验证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经济学的缺环了。座位票价的安排是一种合约安排，是捆绑销售之类的另一现象。经济学者一般对这类现象没有兴趣，使之成为缺环，老实说，是发神经。我对经济解释或推断自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喜欢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重视合约安排，久而久之，解释或推断力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我对行内朋友的作品不认同之处，主要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释了些什么。
回头说座位票价一文，余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惯例，解释了一个现象之后，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类同或有关的现象去。如果时来运到，这样杀出重围，有机会作出比原来文章远为重要的贡献。于是，在票价一文的结尾，我写道：
「交易费用影响行为，也被行为影响。因此，全面看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与局限下极大化是没有矛盾的。在那困难而又重要的安排选择分析的范畴内，这里提出的座位监管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考虑层面：减价的方法，可使顾客被利用来约束其它顾客的行为，而减价的损失可能因为交易（监管）费用的减少而得到比损失更多的补偿……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看竞争者怎样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响应，无疑是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响应。如果减价可以导致行为的约束，所有的合约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迅速地用减价的方法触发。」
也是在结论中，我举出当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赁写字楼的例子。他们的经理人在法庭上说，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调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队等位。他以健康来形容排队（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队等位，现有的租客会较为守纪律，交租会准时。我也举出当年中菜午餐（饮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门外等，而是没有礼貌地站在进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释，是价格略为偏低，让站在桌旁的顾客促使进食者早点离开。
当年本来还要多推一般化，但要发表该文的老编（R. Clower）要求减少字数，草草交出。走了宝，走了宝！后来几位行家重复该说，把减价改为加价，高于市，发明了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的分析是错了。（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大海浮沉三十年，这两年票价一文再受到注意。
（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