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

2003年3月，卡扎菲参加在埃及举行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

卡扎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也是非洲、中东地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利比亚人对他顶礼膜拜，尊崇至极，称他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骑士、“九·一”革命领导人、利比亚救世主、“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绿色革命”旗手、民众国创始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非洲勇士、伊斯兰圣徒、穆斯林革命家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西方国家骂他是“恐怖公司”老板、“魔鬼”，美国骂他是“无赖国家”头目。当年利比亚与埃及互相攻击时，卡扎菲骂萨达特是“叛徒”，萨达特则骂卡扎菲是“疯子”。还有人称他为“不定向导弹”。尽管世人对他毁誉不一，褒贬迥异，但在国际政坛上，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谜一般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见，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他访华的接待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1992—1995年，我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曾数次见到他，并通过新闻媒体关注他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在中国人中，我是与他直接交往较多的人物之一。

卡扎菲的成长

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生于利比亚海滨城市锡尔特以南30公里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卡达法部落人。卡达法部落是个小部落，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是一片灰色的原野，既有岩石也有灌木丛。该部落居民多为贝都因人，以放牧骆驼和牛羊为主，居住在一个个帐篷中。

卡达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达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达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锡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达法部落。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就曾听过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我也曾问过卡达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均称卡达法部落的根在也门。

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贫穷的贝都因人，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惟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

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艰苦环境中的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轶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

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土耳其控制利比亚，并将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激起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驰名。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员，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由数千人组成的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卡扎菲的神秘感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35年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直是站立在时代潮头的人物。

在崇尚革命和激情的年代，他率领一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推翻了腐朽的伊德里斯王朝，进行了：“全民所有、共同执政”的崭新改革；在巴以激烈冲突的血雨腥风里，他尝试实践阿拉伯联合的千年梦想，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发起了坚决的挑战；到了众神隐退、民权彰显的新世纪，他又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接受了几乎所有的国际规则和经济法则。

在这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动作后面，既有他随需应变、适时而动的政治哲学和特立独行、不管不顾的非凡勇气，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落魄——这就是一个不随的叛逆者的最终宿命。

一场糊里糊涂的政变

卡扎菲走到政坛中央极具戏剧色彩，那个据说预谋了10年之久的军事政变，从头到尾混乱无序、阴差阳错，连最富于想象力的剧作家恐怕也难构思出那么多荒诞离奇的情节。

1969年夏季的伊德里斯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厌倦了政务的老国王收拾好了400只箱子，随时准备军队总参谋长发动政变将自己放逐。谁都没有料到，抢先接管政权的却是由卡扎菲领头的小伙子们。

1969年9月1日，政变开始了。卡扎菲命令其主要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却发现飞机已经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总算走了后门上了飞机到了的黎波里机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塔尔霍纳军营，下车时居然糊里糊涂地把武器和子弹丢在了车上。

在班加西，卡扎菲亲自出马，将其吉普车装满子弹和轻机枪，一马当先地率领军队去占领班加西电台。当他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却惊讶地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

更为可笑的是，负责占领的黎波里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车绕城一周，竟然没有找到电台，只好原路返回。负责接管的黎波里城外防空部队的贾卢德和霍尼，指挥着600名士兵，到行动时才发现只有1050发子弹可供使用，平均每名士兵1.5颗，好在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居然躲过了神通广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瞒天过海般地获得了成功。政变发生时，老国王正在土耳其，而留守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达王子则在王宫中喝得酩酊大醉。

就这样，卡扎菲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一夜之间，全世界都认识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难怪有人说，是真主一路保驾护航，将他送上了权力宝座。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领袖

卡扎菲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些人的眼里，他是“大救星”、“民族英雄”、“革命领袖”；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是“狂人”、“疯子”、“恐怖主义支持者”。如此迥然相异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放旷不羁的性格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秉性。而这些，在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卡扎菲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法蒂赫，他的岳父是哈利德将军，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哈利德将军看中了卡扎菲，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革命成功之后卡扎菲很快宣布与法蒂赫离婚，他的离婚理由有两条：一是因为这桩婚姻办得相当草率，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合。

而他现在的妻子沙菲特，曾经是一名试图谋害他的刺客。

1970年9月10日的阅兵式上，一位在阅兵中担任急救的护士悄悄地挤到了卡扎菲上校的身边。是的，谁会怀疑一位漂亮的女护士会是刺客呢。她几乎挨着上校的身子了，倏地拔出手枪，抬手瞄准了上校的头颅。就在她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卡扎菲上校恰好扭过头来看见了她。四目相对间，一切尽在不言中。卡扎菲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漂亮迷人的护士是来刺杀他的，而护士也仿佛根本忘记了她的使命，她的手慢慢地垂下了。他们来到一间房内，把尾随的士兵挡在门外。卡扎菲把手枪递还了她，问起了她的名字。沙菲特呆呆地说完，突然跪倒在上校脚下，深情地、疯狂地吻着上校的鞋和脚。

一星期后，收买沙菲特的几位政客被捉拿归案，卡扎菲和沙菲特的新婚之夜，那几位政客正血洒刑场。沙菲特既是丈夫的娇妻，又成了丈夫的贴身侍卫。不久，她又帮助丈夫训练了一支个个长得身高体大、精通枪法的娘子军，专门担任卡扎菲上校的侍卫。

在日常生活中，卡扎菲严格遵循伊斯兰教规。执政初期，他曾只身闯进夜总会，把舞女和妓女统统抓起来，并关闭了意大利人开办的舞厅和赌场。

1970年，卡扎菲到埃及访问，纳赛尔为他举行晚宴。宴会的主菜是地中海大虾。卡扎菲问，这是什么？是蝗虫吗？当他知道这是大虾，是一种类似鱼的海洋生物时，他说他不能吃这道菜。他认为，按照伊斯兰教规规定，在屠宰生物时，必须要口诵“真主至上”，否则决不能吃。还有一次，卡扎菲到苏丹访问。好客的主人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当卡扎菲看到小女孩们袒胸露背地进行表演时，他立即站起来返回宾馆，他不能容忍这种亵渎伊斯兰教规的行为。

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令警卫人员和礼宾人员马上安排直升机。他的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卡扎菲坚持起飞，甚至没带警卫人员，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立即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已经到了开罗。

2000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领由30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经沙漠前去开会，晚上就睡在随身携带的帐篷里。所到之处，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

但如果你认为卡扎菲是靠心血来潮和特立独行来治国 的话，那你就错了。据外电报道，在利比亚，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构成了庞大的网络，他们时刻盯着“反动分子”的一举一动。一有蛛丝马迹显示有人企图策划阴谋或政变，卡扎菲就会不厌其烦地频繁更换军官和政府官员，无休止地重新划分行政界线，确保无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

一次出人意料的转弯

长期以来，卡扎菲是以激烈的反美立场著称的。上台不到一个半月，他便勒令美军从其在非洲和中东的桥头堡——惠勒斯空军基地撤走。他向世界宣告：如果美国不撤出他的国家，他就要把学校变成兵营，让住宅成为战壕，为在自己的国土上废除一切外国基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美国人只得离开。

1986年4月15日，美国发动了旨在从肉体上消灭卡扎菲的“黄金峡谷”行动，出动了30多架轰炸机，在短短11分钟内向卡扎菲居住的阿济济耶兵营倾泻了几百吨炸弹。结果卡扎菲刚满15个月的养女被炸死，两个儿子受重伤，而卡扎菲本人却因“真主的保佑”大难不死。之后，利比亚并没有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直至1988年12月21日晚，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270人丧生。英美认定利比亚政府是主谋。利比亚从此遭受联合国的全面经济制裁。

卡扎菲之所以与美国过不去，根本上源于他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他的头脑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实现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和统一，惟有这样，世界才能听得见阿拉伯民族的声音。他认为以色列国必须从地图上消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定要返回他们的家园。而美国在这点上却扮演着与之相反的角色。因此，卡扎菲是一面反美的旗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9·11”后成为首个向美国致以慰问的阿拉伯领导人，在2003年12月20日宣布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在近日雇佣公关公司改善其在美国的个人形象。这些行为看起来非常突然，琢磨之下却大有深意。

一直以来，尽管卡扎菲在口头上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他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一直在按照利比亚和他自己的需要，保持在若即若离、恰到好处的外交平衡点上。他的反美行为加强了阿拉伯世界人民对自身传统的认同，给这个在夹缝中挣扎的民族以希望和信心，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而他适时的妥协，则顺应了“9·11”后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保全了利比亚的国家利益。这是卡扎菲胜过萨达姆等人的地方。但是，卡扎菲的转变背后，不光是精明的利害算计，更有不为人知的无奈。

10年来，利比亚因制裁而蒙受的损失高达260亿美元，近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足1%，失业率飚升到30%。由于世界油价长期低迷，政府不得不在1999年预算中大幅度削减石油收益。1998年底，该国货币第纳尔贬值14%，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其贬值后的币值仍高出统一市场上实际币值两倍。这样一个烂摊子，与卡扎菲革命时要给人民幸福生活的初衷相去甚远。

历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埃及、约旦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领土争端和历史宿怨，都让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团结早已不复存在。如今，阿拉伯国家在与本民族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如对巴以和谈的方针，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占领伊拉克，阿拉伯国家应不应该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等问题上均存有分歧。大敌当前，再也不能指望阿拉伯兄弟们的无条件支持了。

而“9·11”后的国际大环境，更让阿拉伯国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美国明显损害阿拉伯民族根本利益的中东政策，阿拉伯国家本能地反感和对抗，但慑于霸权的威力，又不得不避免与之碰撞。伊拉克战争在中东地区的震慑作用是真真实实的。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成为第二个伊拉克，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愿意作第二个萨达姆。现行的国际运行规则是人类社会汲取了历史教训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不一定百分之百合情合理，但却是必须遵守的，不遵守就要挨打，除非你强大到了可以改变规则的地步。

20世纪阿拉伯人在与西方打交道中处于下风的地位，造成了阿拉伯人浓重的悲情情结：视自己为永久受害者，像传说中被天神责罚的西西弗斯一样不停息地挣扎。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似乎合乎逻辑却有悖理性的结果：为数众多的阿拉伯民众对西方持有严重成见，他们不但反感西方的政治与外交，而且怀疑乃至拒斥源自西方的思想及价值观。于是，极具感情色彩的口号遮蔽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虚幻的受难意识代替了脚踏实地的努力。用理性与冷静代替暴力和流血，用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冲突，这是历史和现实留给新世纪的课题。卡扎菲转变的题中之意，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