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钱”们的家国命运

　　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乡下。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指导老师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

　　1942年，钱伟长获自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连载的形式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一、二卷上刊登。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44年，世界软科学研究权威冯·卡门教授邀请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喷气推进研究所跟他合作，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钱伟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变扭角的扭转》一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之为“经典论文”。在出国留学的7年中，钱伟长以卓越的研究才能一次又一次成功。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黑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

　　在“三钱”中，钱三强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斗争的气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钱三强影响颇大。

　　1935年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生死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16日，党再次领导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三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中，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沿路设卡，阻挡游行队伍。钱三强与几位身材魁梧的同学手抬木头撞开一处紧闭的城门，城楼上的军警用石块投向学生，企图驱散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军警们挥舞警棍、大刀，水龙头喷射的刺骨的水浸湿了单薄的棉衣，鲜血染红了冰冻的大地。钱三强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此后，钱三强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居里夫人的女儿）。

　　50年代怀强国梦归来

　　据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有5000余人，而50年代末回国人数达到2500人。

　　历经欧风美雨洗礼的钱学森，骨子里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胸怀，有着近代知识分子“强国梦”的深切情怀。据说他历经艰辛从美国回国，就给父亲带了几双当时中国没有的尼龙袜子，还有就是满身心的“强国梦”。作为海归知识分子个体，钱学森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用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不仅仅是钱学森，两弹一星功臣23人有21位是第三代海归。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

　　11年的勤奋使钱三强获得了最高的奖赏，也赢得了留法中国人中学术水平最高的地位。在这样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他却要回国。

　　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刘宁一鼓励他，“回国大有作为。”

　　钱三强也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的夫人话别。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导师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命运多舛，终迎来科学春天

　　1978年3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述。大会闭幕式上，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那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几乎所有的著名科学家都出席了。

　　然而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人却未能挺过“十年浩劫”。赵九章是和钱学森同一批的清华大学留学生，1935年他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菲克尔。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机构。赵九章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姚桐斌亦是第三代海归的杰出代表，却也是“两弹一星”功臣中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科学家，时年仅46岁。他和赵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来要军管会开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报上去后，周恩来说：“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所以，钱学森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说：“如果没有周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段谈话引自国防科工委的《双星辉映伉俪情深——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

　　1983年，在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下，钱伟长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94年5月，原上海大学、上海工大、上海科技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终身校长。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如今“三钱”只剩下97岁高龄的钱伟长。

　　在钱学森先生之后，我们又想起了和他同一时代的“巨人”。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中国富强民主的科学家，我想钱学森是带着深深的忧虑走的。因为2005年7月29日，身在病榻上的他向前来看望的温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文章来源：钱江晚报 200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