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和他的双亲

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1894年7月10日生于朝鲜东北部的万景台。金家祖辈以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一家老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由于日本侵占朝鲜，少年金亨稷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充满刻骨仇恨，所以他从小就发誓尽忠报国。

1912年4月15日，金日成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

    金亨稷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于1916年夏首次涉过波涛滚滚的鸭绿江，只身来到中国，以打工为生，后到上海，有幸见到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8年秋，金亨稷在烽火里秘密组建了朝鲜的第一个抗日组织朝鲜国民会。虽然当时的国民会只有九个人，可是九个人如同九颗火种，开始照亮黑暗的北部朝鲜。　金 日 成

    金亨稷的抗日活动很快就被朝奸和日本人察觉，不幸被捕。

    父亲的被捕，对少年金日成的打击最严重。

    1920年深秋，金亨稷终于出狱了。当时是金日成的祖父和叔叔抬着一副担架，将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金亨稷抬回到烽火里山村的家里。第二年春，金亨稷又只身到一江之隔的中国去了。

    金亨稷走时对妻子康盘石和长子金日成说：“我被登在日本人的黑名单里，在朝鲜几乎是寸步难行了。我出狱时日本人对我说，不要搞活动，要在家里种地。可是，我再坐十次牢，也要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我们只喊喊独立的口号，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所以我必须要到中国去，将来有一天我会打回来的。”

    到了1924年冬，父亲金亨稷终于有了音讯。他托一位中国朋友捎了一个口信说：“我现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临江落脚，以行医为生。”他要求妻子带着金成柱（金日成）、金哲柱和金英柱三兄弟离开朝鲜，前往中国临江定居。全家人顿时喜泪流淌。13岁的金日成首次出远门到了中国临江。

临江是一座人迹寥寥的小城。金亨稷以“朝鲜游医”的身份奔走四乡，暗中仍在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金日成一到临江，父亲就要他必须学会说中国话：“孩子，将来你也许要在中国生活多年，不会中国话怎么行？”就从那天起，金日成意识到他的一生将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里，父亲给金日成请了一位中国教师教汉语，然后又把他送到临江小学学中文。这使得年轻的金日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1925年秋，金亨稷为了与朝鲜境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在一个深夜里悄悄渡过了鸭绿江，但由于叛徒的出卖，当金亨稷刚接近目的地的地下组织的草房时，突然发现从一人深的蒿草丛中蹿出七八个日本特务，金亨稷落到了日本警察手里。

    日本警察秘密审讯金亨稷，企图从他嘴里挖出朝鲜地下组织人员名单。可是，金亨稷在严刑面前坚不吐实。两个日警荷枪押解金亨稷从葡坪到新义州的半路中，一位曾被金亨稷医过病的中国农民搭救了他。他暂时躲藏在中国境内。不久，他又渡江到达朝鲜咸镜北道，隐藏在一个小村子里。他昼伏夜出，仍在联络国民会成员，密议举事。1925年中国农历春节前夕，他从冰面上涉过鸭绿江，回到吉林。

此时，金亨稷的妻子康盘石带着三个儿子从临江八道沟辗转到抚松县居住。金亨稷来到抚松城后，又在临街房子挂出“金氏抚松医院”的招牌。表面上以治病为业，实际上他仍在中国边境地区人事联络朝鲜流亡爱国者的活动。

1926年初，金日成离开抚松到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并在此加入了朝鲜共青团同盟。

    到1926年5月，金亨稷已经病入膏肓了，终于于6月5日病逝。

    金亨稷的遗体安葬在抚松县小南门街十里外的头道江畔。那是一处紧挨松花江的高坡。金日成知道母亲为什么将父亲安葬在这里，她是想让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能眺望他一往情深的祖国。

    金日成的母亲康盘石，1892年4月21日出生在距平壤20公里外的一个名叫七谷的小村里。她的父亲康敦煜是位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家庭里，她姿色出众，性格刚强。

    金日成在中学毕业后，母亲发现他正在吉林秘密组织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心里十分高兴，因为她发现金日成正继承着她丈夫的遗志，为实现朝鲜的独立而奋斗着。

    看到金日成一天天长大，她心里就备感欣慰。

    1929年，金日成因组织秘密反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在伊通县被捕，被关进了伊通监狱。康盘石闻讯后并没有像那些同时遭到逮捕的学生的家属那样，赶往伊通探监。两年后，她才见到了长子金日成。那时她发现经过几年的人生风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特别是经过伊通监狱的磨炼，变得更加成熟。

    母亲望着金日成说：“成柱，你在伊通监狱的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去探监吗？”康盘石接着说：“如果是一般人，也许在她听到儿子坐监后，一定会百里迢迢去探望的，可是我觉得那样做反而对你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在监狱见了我，反而会感到难过的。我想我如去探监也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不如让你一个人孤独一些。因为你的前面还有许多山冈要爬过去，还有许多河要趟过去，母亲不可能替代你爬山过河的。如果从一开始就这么娇嫩，那么你将来还能成大器吗？”

    金日成哭了：“妈，我懂了，我会坚强起来的。”

    “成柱，你爸去世的时候，他托付我的事情，就是要把他用过的两支手枪传给你......”康盘石小心地从一只包袱里取出两支手枪，现在她感到已经到了将枪支交给儿子的时候了，于是她郑重地对金日成说：“妈希望你像你爸爸那样活着。你爸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过，朝鲜独立的那一天他看不到了，他说死后由你接着干。如果你仍然不能让朝鲜独立，那就只好让你的儿子接着干下去。成柱，这两支枪你就留着用吧。”

    康盘石离开安图县的活动点后，金日成很快就在南满和北满加大了发展抗日地下活动的进程。当他正在为朝鲜人民加紧工作时，一个让他痛心的消息忽然传来了：母亲在芦苇村病重不起。

    金日成听说母亲病重的消息后，急忙从游击队住地连夜启程前往母亲住的村庄。母亲见他守候在身旁，就几次催他马上回去。她说：“成柱，如果你真想要干成一件大事，就不要顾家。”

金日成听了母亲的话后，他果真很少回家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从1932年起，东北各地开始建立由朝鲜人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2年4月25日，20岁的金日成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后来，金日成与北朝鲜官方，就将这一天作为了金日成创建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

1932年夏，当金日成听弟弟报告说母亲病危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一天凌晨，金日成从游击队住地背着15公斤玉米面匆忙赶回家，此时母亲已经瘦成一把骨头了。

    那次回家是最后的告别，因为金日成即将率领他的游击队向南满地区挺进。

    在与母亲分别的时候，母亲忽将一个小包从衣袋里取出来，她从里面拿出几张珍藏多时的钞票。金日成怔住了，他知道那是母亲病情尚轻的时候，到村子里给富户们洗衣服赚得的工钱。情知儿子此行必定困难重重，母亲要求儿子将仅有的20块钱带在身边。可是金日成无论如何不肯带，母子俩争了起来。最后还是康盘石一语定夺：“你现在已是游击队的领导了，在外边难免有花钱的地方。好在家里还有粮食和土地，哲柱和英柱都在我身旁，也用不着钱花。你一定要带在身上。”说完，她就催儿子快快上路。金日成似乎对母亲将不久人世已有预感，所以直到他离开芦苇村几里远的时候，还不时回过头去，在阳光下远远地望着那座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发呆。直到再也望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才大步地向游击队的住地走去。

    多少年后，当金日成成为威震中国东北的朝鲜抗日军总司令的时候，只要他一有空闲，眼前就会闪现和母亲在芦苇村分手的情景：穿着白上衣、形容枯槁的老母亲向远去的儿子引颈张望。那一瞬，永远在金日成的心中定格了。

    1932年7月21日下午，母亲康盘石在那座茅屋里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她刚好40岁。

康盘石死后，被中国乡亲们安葬在安图县芦苇村后面的高山上。母亲去世两年后，金日成才有机会来到母亲的墓前凭吊。那是1934年冬，金日成已在中国东北组建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朝鲜人民革命军。金日成站在母亲的墓前，油然想起当年与母亲那刻骨铭心的最后一别。“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

1933年至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在各抗日游击队扩大改编基础上，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9月18日，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进行改编，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东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下设四个团一个游击大队。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金日成任该师第三团政委，赵春学任三团团长。

不久，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它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金日成历任团长、师政委，二、五军联合指挥部政委兼苇河部队司令员，二军三师师长。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人投降后，中共东北委员会进行改组，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金日成所率部队与患难与共14年的中国战友分别，跟随苏军返回朝鲜。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正式脱离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此完成了建党。1949年9月9日，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年仅36岁的金日成出任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