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官网刊发长篇文章纪念钱伟长

　　【新民网·独家报道】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上午6时多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

　　2010年7月30日上午，上海大学官方网站滚动刊发长篇忆述文章《钱伟长与上海大学》，以时间为序回忆了钱伟长先生求学、治学、报国、治校的历程。

　　1912年10月出生的钱伟长先生是我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连续四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新民网记者 王洋)

　　钱伟长与上海大学

　　一、新中国诞生，他 忙碌且自信

　　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 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 年至1956 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 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 年升任教务长，1956 年升任副校长(校长 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 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 年至1956 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 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 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 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 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 年秋至1956 年春)，确定了57 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 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 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 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 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 个研究所和1 个研究室，即计算机、 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 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 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 “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 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 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 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 年，卒于1993 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 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 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 年，浙江杭州人，被 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 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 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 年，卒于1968 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 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 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 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 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 年获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 年12 月5 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 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 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 月， 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 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 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 年4 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 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 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 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 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 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 年 2 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 人。同一时期， 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 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 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 年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 年以后，他在1985 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 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 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 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 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 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 1956 年1 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 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 此在1957 年以后遭受长达20 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二、改革开放，他选择了上海

　　1976 年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 年3 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预示着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当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此时的钱伟长奋起之情油然而生，他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拥护改革开放，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他那些沉寂谷底20 年的科研成果与心得也像喷泉般喷发而出。1977 年至1983 年期间，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公开发表与宣讲他的科研成果与心得；另一方面，他在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除了青海和西藏以外)累计180 个城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 的报告，听讲人数愈30 万之众。 2007 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学校看望钱伟长，说起当年他还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时，就曾聆听过钱伟长的报告，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地对钱伟长说：“您老也是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创导者呵。”

　　钱伟长精神矍铄，四处奔忙，却有好多双眼睛正追随着他的身影，关注着他重振事业的走向。1979 年前后，在国内高校间有个“钱伟长想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发展”的说法。对此说法，有一个人特别留意，他就是上海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华。这是一位政治素养很高的大学领导者，1937 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 年代踏入高等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批 判，改革开放后调任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工业大学的前身上海工学院于1972 年与上海机械学院合并，易名为上海机械学院，1979 年恢复上海工学院建制，并更名为上海工业大学)。他求贤若渴，并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他任期内，大胆地从教师队伍中直接选拔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中有：王力平，1981 年从计算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党办主任，后为校党委副书记，再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徐匡迪，1986 年从冶金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令德，1983 年从电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再后来相继担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委员会书记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方明伦，1984 年从机械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科研处处长，1986 年担任副校长，再后来成了校党委书记。

　　作为一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优秀领导者，张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全面的理解，对于“办好一所大学要有一位好校 长”有着深切体会，对钱伟长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有着惺惺相惜的好感。他到了上海工大以后，首先想到要赶快为学校找到一位“好校长”。虽说这时候中共上海市委已任命当时的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慧洁兼任上海工大的校长，但她无暇过问学校工作，甚至没有来过学校。因此，有一位声望高、水平高的实职性的校长，对于待势而发的上海工大来说，就显得格外紧迫。若是能请到钱伟长来做校长，当然是求之不得。

　　上海工大与钱伟长从 1978 年开始接触。1980 年，钱伟长在重庆交通学院(2006 年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创办《应用数学与力 学》杂志。他办这份杂志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当时他私下跟一个与 他熟悉的同志说，他就想“冲破一 个束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另外， 他还有一个具体的打算，就是希望以杂志编辑部为据点，大规模举办力学系列讲座，以推进与繁荣我国力学科研与教育事业。但 是，他又觉得在重庆实施这个计划，地域偏远，交通不便，当时就有转到上海的意向。张华得知这一消息后，某日，趁钱伟长因公旅居上海某宾馆，委托副校长艾维超专程去拜访。

　　艾维超去见钱伟长是顺理成章，一点都不唐突，因为他俩既是清华老校友，又曾是清华老同事。 艾比钱小一岁，晚一年考入清华， 学的是电机，时年还和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钱三强住同一间寝室；解放后，艾维超在清华电机系任教，钱伟长任清华副校长时，艾是电机系副主任；他俩的夫人正巧也是清华中文系的同届校友。艾维超是在上海工学院创办初期 从清华调入的，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1979 年被提拔为副校长。 艾、钱俩见面后不久，《应用数学与 力学》杂志编辑部便在上海工大内 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就此，上海工大与钱伟长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筹办力学系列讲座。办事处由钱伟长直接负责，下有5 个工作人员。学校方派了一个许姓专职干部，另外4 位由钱伟长带来。许同志保持办事处与学校的联系，主要是负责和钱伟长本人的联系，安排好他到上海后的住、行，并帮助他联络上海有关单位。

　　办事处成立后不久，许同志按钱的指示，先行与上海市科协主席李国豪取得了联系，并于某日陪着钱到李的寓所。会晤中，钱讲到要在上海举办力学系列讲座，希望科协支持。李听后表示十分赞同，说“现在上海的 学术气氛还非常淡薄”，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活跃上海的学术氛围”。李当即拍板，由学校的办事处向上海市科委申报，由市科协出面组织，在南 昌路科学会堂举办。于是，从此时开始直至1982 年，由钱伟长主持的力学讲座连续举办了几十次，每次参加 者有五、六十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及工程界的专业人士。讲座 影响很大，一时间成为我国力学界、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钱伟长想到上海来办学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传开了他要离开清华大学的说法以后，国内就传说有好几所著名的大学想请他去做校长。1999 年，钱伟长在为《费孝通文集》 写的序言中就披露了他当初的真实想法：“我找费孝通商量怎么办，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他赞同我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理想。”他在上海工大设立了办事处以后不久，专程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拜访了市委书记夏征农。夏征农见到了他很高兴地说，欢迎他到上海来工作，“到上海来发展，发挥你的才能”。

　　从1978 年至1981 年，学校领导曾多次试探性地向钱伟长提出，他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工作，他的反应是积极的。学校领导也曾多次向夏征农、副市长杨恺、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壁、杨慧洁、市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舒文等市领导汇报和建议，要求上海市委 请钱伟长担任上海工大校长，市领导们都欣然表示同意，并答应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1981 年10 月下旬，夏征农两次到上海工大召开师生座谈会，学校领导再次当面请示，夏均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说：“市委几位书记交换意见，同意让钱伟长教授来工大当校长，也向乔木同志(笔者注：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了汇报，乔木同志认为是可行的。”后来，舒文也传达了同样的意见，并说已把上海市委的这个意见电话告至了教育部。

　　上海工大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校内得知这一消息的干部、教师无不表示兴奋与关切。不料，就在1981 年的11 月中下旬，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钱伟长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又被打上了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