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让文强们死亡？

我认为，文强们作为一个个曾经的好党员、好干部，走到被判刑甚至被判处死刑的地步，原因是复杂的，也是简明的；既有其主观的原因和问题，也有客观的也就是其生活环境的问题。当然外因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要不然如何解释有的人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里，也很有权力、监督也不很严密，为什么就没有走到这一步呢？内因固然是最终起作用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外因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里可以用得着邓小平的一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理解，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制度，绝不是仅仅是指狭义上的规章制度，而是指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是总的制度体系。我们对一个个单个儿的人的行为的考察，必须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的信仰、信念、性格、修养等，而要联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那么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回到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文强们死亡的”呢？可以肯定地说，是文强所生活的社会制度。

无疑，文强与许多犯了罪的干部一样，并不是从一开始当干部甚至从成人开始就是坏蛋。任何人的言行都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此即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环境造就人。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那么多的干部贪腐，为什么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的人造假贩假？甚至象某些人说的“十年浩劫的时代”，也不像“市场化时代”有那么多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为那个时代的一系列制度是有利于人们形成并秉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正所谓毛泽东时代“整人”（主要是整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和各种人），恰恰是为了让被“整”的人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那样的人），这种“整”，主要是“斗、批、改（‘斗、批’是方式和途径，促使其‘改’是最终目标）”，基本上属于思想斗争的范围，一般情况下是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很少关起来。如果不是罪大恶极的话，更不不剥夺其生命，枪决的也仅仅是刘青山、张子善那极少数罪大恶极的人。

反观市场化时代，不“整人“了，还”和谐”了，打击犯罪和反贪腐都纳入法制轨道了，是惩防并举了，（注意，不是防惩并举，更不是预防为主。毛泽东时代则是思想领先，首先端正思想，重在端正思想，使人不愿意、耻于贪腐和犯罪，是预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各种犯罪，要么关、要么杀，文强等人就这样杀掉了。由此，可以明确地说，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是有利于人的进步的，是不利于人的退步的。市场化时代制度的功效恰恰是相反。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三十余年来，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重要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的怎么样呢？党内的自我纠错机制怎么样呢？社会上，因为执法资格和执法权的明确，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批评错误言行、监督违法犯罪的权力被取消（据说都是为了防止规范执法秩序，防止有人乱执法），专群结合（即专门力量与人民群众结合）这一被实践充分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针被取消了、被腰斩了。于是乎，纪委监察局成立了、警察队伍扩编了、预防腐败局也出笼了。反腐败的成绩越来越大，人越抓越多，监狱也爆满了，干部贪腐问题几近无解，各种违法犯罪防不胜防。社会治安不得不靠警察甚至武警持枪巡逻来维持（是红色恐怖吗？）。这是什么样制度造成的？孰好孰劣，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有助于人们形成大公无私、损己利人、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共产主义进步道德理念，可以有效抑制有人形成并坚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先私后公、损人利己、徇私枉法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阶级道德观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观念不得人心，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新风尚，让人崇敬、无比高尚。

相反，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腐朽制度，不仅不利于人们形成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而且会为“劳动力商品化”“商品拜物教”“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剥削有理、剥削有利、剥削有功”大行其道创造条件。三十余年来，贪腐普遍、黑金横行、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等中国的一切乱象为什么会愈演愈烈，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私有化制度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两种制度的比较，残酷的社会现实，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普遍向往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制度，坚决反对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化制度。人们要的不是要谁死的制度，而是要大家都活得更好的制度。这个更好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