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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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序(1)   说起来,这是一本旧书,尽管读过旧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已面目一新。      本书断断续续写作于1988~1989年,出版于1991年。起因是1987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党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人在中外关系教研室,要给研究生上课,又因为实在感觉到传统的中共党史离开了国际背景讲成功,太不真实,想要给研究生们讲授一点新的东西,于是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目。但讲稿只写了个大概,1988年春季的课也没有讲完,人就因为去成都开会,到松潘等红军长征路上考察,染上了急性肝炎,一病好几个月。等到体力渐渐恢复过来,就赶上了那场风波。结果,这门课在人大再也没有上过。因为随后的一两年里在人大已经没有可能自由开课了,我也知趣地马上闪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了。      重新开始把讲稿的草稿变成书稿,是1989年底。我利用不用上课的条件,买了一台PC机,一边啃DOS,学五笔,一边开始写这本书。记得当时还没有硬盘的概念,电脑的内存只有256M,所有的内容都要存在一张5英寸的软盘里。但这本书大体成形时,我的录入速度和修理电脑的能力,至少在当时的老师们中间,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老师都还没有用过电脑,更不要说每半年为电脑升一次级了。就连出版社都还不接受电子书稿,非要你打印出来不可。      能够在1991年,也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年前把这本书印出来,也还是沾了中央党校的光。因为我在党校工作了五年时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比较熟,再加上党校当年的地位不一般,党校许多教员,包括学校的领导层,思想反而比人大这种学校要开放与活跃得多。因此,我的书稿一经提交,还是很快就通过了相应的审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正式出书了。      从199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严格地说,当年出书太急,问题较多,最后一章当时实际上都还没有写完,但我一直还是把这本书看成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的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可以补充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对这本书里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      再版序本书所讲的内容,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的读者和学生们,相信是会有帮助的。尤其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因此,虽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修订这本书可能远不如换个题目写一本新书影响更大,但我还是想把它再做一遍。   再版序(2)   之所以一直心有不甘,还因为这本书当年其实并没有卖出多少。当年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印了两千册,发行了半年,压在库里的还有近千册。因为没有销出去,我要,他们也乐得全都给了我。然而书拉回去之后,因为家里一时堆不下那么多书,当天下午都搬到三楼的楼道里堆起来,准备第二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再把书搬进屋里去。谁承想,当我第二天想要整理屋子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头天下午在楼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一本不剩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在深夜里专门做这种“收废品”的工作。      说起来,对于有人把它们重新送回造纸厂去,赚回一点谋生的钱,我也并不特别在意。一来这些书本来就没有发出去,即使我搬到家里堆起来,它们最终也还是难免会流落到类似的地步,因为我个人毕竟送不出去多少。二来书出几年之后,研究的条件、形势,包括学术的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这本书也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因此,很早之前,我就有心想找机会修订这本书。非常感谢尚红科先生,帮我了却了这样一个心愿。      旧书最大的问题是注释不够和不规范,其次是文字上问题较多,包括一些地方行文和内容需要加工充实,最后一章当年交得过急,少写了一小节。我原以为这些工作并不困难,应该有两三周时间就够了。没想到,我几乎放下了手里其他的所有事情,紧赶慢赶,还是忙活了差不多两三个月。      修订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注释引文的查找。当年研究的条件较差,特别是许多档案资料没有开放和出版,虽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有近水楼台之便,看到了许多文献史料,但大多不能注,就算有的能注标题,也因为没有公开出版,注不出出版单位。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要想找到当年引用的资料引文,不论是要找到它们究竟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还是要找到它们今天发表在哪本书或已公开于哪篇文章、哪件影印、油印资料当中,有时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常常会让你为了一两则资料费上大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有时也还是找不到,只能另想办法处理了。      修订中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史实的核对和补充。由于原书写于十几二十年前,当时我虽然能够看到比一般人要多得多的资料,但对有些历史事实还是弄不大清楚。这些年来资料开放的程度远较当时高得多,而且海外获得资料的余地也大得多,因此现在要弄清楚过去弄不大清楚的许多历史细节,与过去相对就容易得多了。因此,即使是旧书修订,也需要把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进展尽可能反映进去。值得欣慰的是,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史实的补充倒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再版序(3)   修订中另一项自找麻烦的工作,是我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和为每章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对中共的理论、思想和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多了一些,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沉闷,通过小标题可以让读者读起来容易一些,也可以按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而用小结来对每章作一史实上的概括和论点上的简要分析,也有助于读者归纳每章的内容所在。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在同样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之下,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这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再版序(4)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那么,问题也就产生了,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参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7页。      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