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翻过隔世的黑暗，又做了一片孤云

建国后的家庭，但凡家中有书柜的，必有领袖文集。没有有德国的大胡子，也有俄国的小个子，当然最最少不了中国的大瘊子。六十年来一甲子，去年烟花特别多。收拾书柜，当年的“红宝书”仍在，只是常年少人摩挲，竟郁闷得微微泛黄，有如尿渍。而新华书店照卖“红宝书”，翻开一看，却是俞敏洪的GRE。上一个时代的金口玉言，这一个时代的残花败柳。
我们见过太多英雄临死前的豪言。一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一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甚至鲁迅笔下的阿Q也在懵懂中喊了一嗓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你可曾听过这样的遗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没骨气的话，来自一篇文章《多余的话》。写这篇文章的狗熊，竟也是一位红色领袖，他的名字，叫瞿秋白。
少年丧母，他投亲靠友，尝尽冷眼后靠外交部的免费俄文培训有了一点糊口的本领。身为俄文专家，为继续研究俄国文学，他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为了应付报社的稿子，他在专注自己兴趣之余不得不用心研究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资料。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莫斯科。然而偌大一个莫斯科，除了这位瘦弱的书生瞿秋白，竟然一个俄文翻译也找不到。糊里糊涂，他被张太雷介绍进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俄文水平，也因为他多少了解翻译了一些俄国革命的资料，他被尊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组织内的地位诡异地攀升着。直到“八七会议”到达最高峰。
瞿秋白同志是个人才啊！还是海归的！但他自己竟然说：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一个政党的重要领袖，在资质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竟然有这这样的幻想：“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同志们，看呐！盘踞在我党高位的瞿秋白先生，竟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竟然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分明就是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所鄙视的小布尔乔亚文艺青年啊！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优柔寡断、随波逐流，革命谈何成功？可是，同为文人，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同为文人，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同为文人，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同为文人，瞿秋白自言却自语：“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其实，文人瞿秋白还算是一个好同志，只可惜，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滚滚革命洪流中，在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当中，他，竟然是来打酱油的！临死的他，没有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而是这样婆婆妈妈地说：“你们去算账吧，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搞文字的文人假正经呀，搞革命的文人最无情。明明不是一路人，也非得攒一个政治局，也没话，见了面就酸着个脸开会喝茶，互相敷衍一下，互相勾搭一下，互相调戏一下，哈哈哈哈一下，回头就互骂傻逼。陈独秀被拉下马后，瞿秋白本来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可是他不关心政治，不抓紧军事，专门和稀泥捣糨糊，这岂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果然不久，他就被威武的王明同志一脚踹了下来。
同样失意的，另有一个文人——毛委员。瞿秋白真是没有辜负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小白，他从来不搞阴谋，不像其他人，一见了面就堆笑，一转了身就互掐。于是毛委员很高兴，于是被中央雪藏的那段日子里，哥俩玩得很好。多年后，一个洋鬼子一针见血，他把瞿秋白和毛泽东这对过气组合称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作为“山沟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山祖师，复出后的毛委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而瞿秋白的手中，是没有枪的，心中，就更没有。
瞿秋白同志并不傻，他深知自己不是搞革命的料。根据他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武器来打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软蛋。怎么可能因为说了几句话，发表了一个声明，就可以令自己处于历史风暴的中心呢？就可以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力挽狂澜呢？就可以在历史中蹬鼻子上脸呢？在狱中他袒露心迹：“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而瞿秋白再也没有机会独自去搞他的文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然而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周恩来、李德、博古）居然做出了让瞿秋白同志留守即将沦陷的苏区的决定，他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红军带上了米，带上了面，带上了铁锅，带上了老婆，就是没有带上瞿秋白。
1935年5月17日，临行前一夜，他竟觉得分外轻松，竟还有话要说。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他这么解释：“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怪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书毕，即成《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临刑前的瞿秋白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大门。当时有现场记者报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到达刑场，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六十年来一甲子，去年烟花特别多。可是他的话，从未显得多余，多余的，是他这个人。走了也好，走了也好，当子夜梦痕已残，当午夜梦痕难寻，你翻过隔世的黑暗，又做了一片孤云。
【附】瞿秋白同志狱中词作两首
【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多余的话》 瞿秋白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