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核心价值与香港

林沛理
香港的成功，修补了英国人的自尊，并为大英国主义提供重要证据，在世人面前炫耀成就。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香港总督彭定康在最后一次检阅香港的世纪末华丽之后，与妻子及三个漂亮的女儿搭乘大不列颠号离开这个他“最爱的城市”。在他向送行的官绅及透过电视直播目送他离开的全港市民挥手话别的一刻，泪水由他的眼眶流了出来。
自视极高的彭定康从未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较为吃重的角色，末代港督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唯一一场大戏。当晚全球瞩目的这出戏，他自是七情上面、功架十足，其中又夹杂了相当的自怜自伤。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行热泪的确是他的真情流露。彭定康身为一个殖民地的统治者爱上了他的殖民地；而香港人作为殖民地子民，也从此将他们的殖民地主人放置于永恒的思念之中。这个中心事实是理解香港的殖民与后殖民现实的一个重要关键。
的确，香港是殖民者英国的骄傲、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香港史无前例的成功修补了殖民者英国给历史弄得支离破碎的自尊；并且为他们自己深信不疑的大英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就其意识形态而言，英国的帝国主义是种族主义与使命感的奇怪结合。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英国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伯克(Edmond Burke)是英国帝国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他坚信世上并无“人权”(Rights ofMan)这回事，有的只是“英国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Englishmen)；而英国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亵渎和不容侵犯的。英国人不但对这种所谓“英国人的权利”深信不疑，并认为自己既与众不同，便有责任去活出高贵的价值(obligated to be noble)。
这正是英国帝国思想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英国的帝国主义者致力将“英国人的权利”输出到全球的每一角落，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并视之为全国上下的使命。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想像里，不管是在殖民地官僚系统任职的英国行政官员、情报人员，还是负责攻城掠地、镇压反抗的英国士兵，都是肩负起拯救化外之民(殖民地土著)、将文明带到不毛之地的“屠龙者”(dragon-slayers)。他们要屠的龙，正是那些长期如瘟疫、灾难般蹂躏殖民地土著、令他们无法成才、自立的恶习、劣根性、无知和落后。在强调平等、民主、民族自决和政治正确的后殖民时代，这种带有强烈种族歧视含义的帝国思想本已声名尽丧，但香港作为史上最成功的殖民地个案，在九七年回归中国这场全球瞩目的政治大戏，却给予彭定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英国殖民者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以屠龙者的角色出现。
在所有具学术体面(academicrespectability)的主流论述中，殖民主义(colonial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殖民地的开拓(colonization)作为一种侵略行为，皆被描绘为近代史上人类灾难的一个重要源头。在突尼斯出生、对殖民主义之恶知之甚详的理论家梅弥(AlbertMemmi)，在其发表于上世纪中叶的反殖民经典《殖民者与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Colonized)便指出，近世人类遭受最大的压迫来自殖民主义者的野心和统治。在书中他力陈殖民者带给被殖民者的灾难，包括：逐步但无可避免的经济崩溃；以及全面、深入社会各阶层、生活所有层面的贫乏。
梅弥认为，殖民主义者最大的罪恶，不是在物质上对被殖民者的剥削或者在肉体上对他们的奴役，而是在精神上、心理上对他们进行日复一日的不断摧残、异化和打压，最终彻底消弭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成为任人摆布、呼唤和统治的“匮乏奴”(creatures of wants)。
梅弥指出，在所有被殖民者的内心深处，都有一股需要彻底改变的强烈欲望(a fundamental need forchange)。可是在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殖民地的权力分布和剥削关系很难出现本质上的改变，被殖民者在长期被奴化的环境下生存，不知不觉间培养出了一种对殖民者的价值观的酷爱(passion for the colonizer‘svalues)。被殖民者不断模仿殖民者，致使自身文化的本体性都摇摇欲坠保不住。殖民理论家把这种对殖民者的“仿效”(mimicry)视为一种被殖民种族对殖民文化的臣服表现。
这种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二元对立的论述，以及从中衍生、杜撰出来的殖民者肖像，可以说是完全不适用于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殖民地现实。(《香港人的“非典型被殖民者心态”》二之一)
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