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虾 - 关于羊的故事之二：淘汰精英

淘汰精英
羊群缓缓地向前迁移，头羊总是走在羊群的最前头督促羊群。羊群的大多数都不愿快行受累，因而对头羊有意见，可头羊依然督促如前，导致群羊愤狠。一天，迁徙到了有狼的地带，头羊督促更急。一些不满头羊的老羊便开始密谋，暗地里联合起来，对付头羊。一天，来了野狼，头羊奋不顾身冲在最前头同狼搏斗，群羊在老羊的指挥下，纷纷后退，头羊被野狼杀死。
人类有时同寓言中的羊群有着惊人的相似的。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运动，回顾古今每一次大的社会改造，往往镇压最多的往往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中要求先进的激进分子。每次社会大的改造，决不是大树剪枝，而是象伐树一样，专检大树砍伐。思考至此，我耳边总是不断地回想起大赛主持人说的那句话，“去掉一个最高分”。
在生产队的时候，社员的羊集体放牧。在放牧过程中，总有一些羊脱离羊群，牧羊人鞭子便派上了用途。对于脱离羊群的，牧羊人虽然都用鞭子对付走在最前列或跟不上队伍的羊。对于老弱病残，牧羊人建议羊的主人多喂些好东西，增加营养，而对于老是跑在羊群前面的羊，牧羊人的鞭子总是毫不客气。多次鞭子之后，走在队伍最前列的羊如果依然往前跑的话。牧羊人便把这类羊列为害群之羊，建议羊的主人把这个走在队伍前列的“害群”之羊或单独圈养，或卖掉，或杀掉。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种人最可怜，一是社会的先行者；一是社会的落伍者。落伍者因为跟不上时代，而为社会淘汰。先行者因为超越时代，而面临与群体对抗的尴尬。对于走在羊群前列的离群羊，即便豺狼不吃掉它，牧羊人也不会放过它们。以前生产队放羊的时候，老弱病残跟不上羊群的羊和老是走出羊群的健壮者总是逃脱不了最线杀掉或卖掉的命运。走在羊群前列和走在羊群最后的，往往是危险的。在历次运动清洗之后，人们信奉“永远不要走最前列，也永远不要站最后面”的中庸哲学。
英国优生学家法兰西斯.戈尔登的《合群与奴隶性》讲：澳洲一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野牛群。草原上有很多凶猛的野兽，不时袭击它们。牛群中独立性比较强的野牛，则常常喜欢单独行走，所以，常被凶猛的野兽捕食。而那些奴隶性、依附性重的人，因为不敢脱离群体半步，很少为野兽捕食。
达尔文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的法则。可是在弱肉强食自然法则外，还存在一个弱群害强的反社会淘汰事实，也就是独立性强的强健个体往往比依附性强的奴性个体更容易被社会淘汰。
自然界如此，社会规则也是如此。人类在遵循社会进化规则的同时，也在存在一个淘汰个性强健的社会逆淘汰的社会反进化法则。这也是成熟的文明社会往往走向社会进化反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创造人类文明之后，也会在文明的规则下，吞噬自己最优秀的儿女。
法西斯德国对^o^人、犹太人的灭绝或镇压不用说。前苏联从建国到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数的苏联优秀儿女被政权铲除，在中国反右期间铲除或镇压知识分子多达57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民主制度没有完全确立的国家，迫害政治犯往往是所有统治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高干李锐说：“^o^自己整自已是从三零年富田事件开始的。从一九三零年开始，^o^自己杀自己，从省委书记到将军，杀了有十万多人，国民党杀^o^的干部绝对没有这样多！”古代无端迫害强者不说，就是今天一些国家竟然将迫害民族精英的罪恶公然入宪。
自然法则就像修剪旁溢斜出的辛勤园丁，个性独立的东西被容易被修建掉。一群野牛在面临被一群狮子捕食的危险后，总会有个性强健野牛站出来，抵抗猛兽，而抵抗的危险自然使最线被自然淘汰。一个蜂巢面临危险时，总是个性最强健、最勇敢的个体捕向敌人，强健者反抗的结果自然是最线被淘汰出局。社会就是这样具有一种反优生的法则在暗自涌动着，淘汰着强悍而富于独立思考的个体，优容奴性强而缺乏独立精神的个体。
先驱逃不掉先去的命运。周作人在《民族的颓废——社会反优生学的选择作用》一文指出：“人类社会中，确于无意之间激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有利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合、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是的，从来在社会上做人没有比媚上骄下的更少危险和安全，也没有比代行权威者的命令的有势力，替旧道德说话的得到多数人的信从，和因袭做人的省气力了。”
在民主社会规则之外，社会规则总是这样，经过一次次运动的无情清洗和屠杀，相对个性强、独立性思考、比较有能力的个体被整肃下来，剩下的差不多除了奴性十足的人也就是乖巧的滑头了。强悍的、独立性强的个体越来越少，而刁钻古怪、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之徒得道。一代一代地演化下去，整个社会更加不利于强健者的生存。一次次人类自我血腥政治，往往是一次次对强健个体的集体屠杀或改造；一次次人类自我改造（学习），也是人类自我颓废的过程。自废天性，自我设限，也只有聪明如人类的动物才能干上来的事情。一次次人类屠杀，一次次人类自废天性；一次次改造，一次次作茧自缚。无休止的整人害人，个性总是首当其冲；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就是人性自我作茧自缚的恶性循环。
法国圣西门曾设想：假如法国损失了解情况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诗人，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列宁把这段论述称之为“圣西门名言”。尽管如此，十月革命宣告了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末日，随之而来的是对党内精英的不幸。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在所谓的继续革命晃子下，又开始了对党内精英们的清洗。先是处死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党内精英，随后又处死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等3万5千名军队精英，其中八成以上是高级军官，包括5名元帅中的3位，15个方面军司令员中的13位，8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57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0名旅长中一半以上，以及所有军区的司令员。
个性强、独立思考的人倒下了，民族也就少了脊梁；强悍的个体少了，社会也就少了支撑。铲除了高个子栋梁，非要矮个子来代替，天非塌下来不可。天塌砸大家，社会没有了支撑，对于谁都不是好事。“硬脖子”个体没有了，再多的软骨也不顶事。少了强健的、自由个体，人群也就少了活力，社会也就少了动力。大家都不去当大个子，社会空间高度靠谁来打造。社会逆达尔文淘汰导致精英末路的同时，也在为古老民族送葬。
精英末路，使得苏联经济建设严重遭到严重的破坏；精英的末路，使得苏联军队指挥人才严重奇缺，以致于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军队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用老百姓的一句话来讲：西特勒进苏联好比野猪进家园。尽管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却付出了及其惨重的代价。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臭皮匠越多，精英越难以生存。臭皮匠们不仅能毁掉诸葛亮，同时也往往毁掉一个时代的诸葛亮。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精英们之所以没有作为，还不是臭皮匠们发作的缘故。就是在今天，赵本山的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中的农民兄弟们，照样能在中央电视台上让我们的专家接受“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小品中刚刚穿上几件新衣服的农民，便把我们的模特专家训斥得一无是处。每看到一阵阵群体喝彩后，使我想到了专家接群众专政的屈辱。我们这个社会，或群体，为什么总是铲除和愚弄我们时代精英？我不知道群体害智的拙劣，为什么能给世俗的我们带来如此快意？精英成了我们时代的易碎品。
阳春白雪，因为曲高而和寡；下里巴人，因为适合众人的口味，所以不用提倡就会大有人和。越是曲高的人越是和寡，也越脱离现实和生活。当楚王责怪宋玉没有人缘时，宋玉辩解说：“有个在郢歌唱的人，开始唱《下里》《巴人》，跟着唱和的多达数千人。其后，唱《阳阿》《薤里》，跟着唱和的人，不过数百人。再后，唱《阳春》《白雪》，跟着唱和的也就仅有数人了。这是因为曲高和寡的缘故。”
社会就是这样，当智者曲意迎合的我们时，我们就会把他们当作改造好的人；而当智者的意见曲高时，我们就会把他们当成异端份子群起而攻之，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每当我放弃独立见解，自觉和那些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者婊子们站在一起时，我可以得到他们的少许赞扬，就被他们引以为同志；每当精英们的意见跟那些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婊子们意见不同时，他们就骂我是花岗岩的脑袋，是十恶不赦的可怜虫或婊子。在古代，秦国一个叫李木到了一个疯人村。村子里有一口疯人井，只要喝了那井里的水，人就会变疯。李木告诉村里的人不要再喝那水了，说他们都已经疯了。谁知，村里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大家一起把疯人井里的水灌到李木的喉咙里。
自古圣贤多寂寞。人太智慧了，看问题就太尖锐、极端，就很难再跟人民打成一片，这些问题必然影响个人生存问题。人一旦成了什么都看明白了孙悟空，也就成了一个领导不爱、同事不喜、亲戚不疼、妻子不爱、送上门的美色也不能享受的人。这种人除了痛苦、委屈和灾难，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只能给智者带来灾难？！智者的曲高，成了“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在我们这个社会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思维清晰和条理的哲学家，却应付不了生活带给一塌糊涂；能预见社会未来的思想家，却预见不到自己眼前的生活雷区；那些为民族、为社会奋然前行的民族精英，总是在磕磕绊绊的狭窄道路踉跄生活。古今中外，人类的先知先觉们，无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群体的背叛和围剿的烈火中，屈辱而生，踉跄而行。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巴金曾说过：“那些在那个时代自杀的人，并不是弱者，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不公正与邪恶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尚存的士可杀不可辱在老先生身上彻底地体现。我们的国家再多灾再多难，但是只要还有读书人的种子存在，我们的民族精华还存在。我们的国家还能再生。”
英雄气短，精英末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精英，而是社会精英曲高和寡，难以被人和社会了解，处境比常人艰难。生活往往就是这样：社会总是处处刁难智者，留给智者的道路总是坎坷和不公，似乎智慧越大，道路越窄。一位智者讲：“河太窄了，大鱼难掉头，斗不过烂泥鳅。山太矮了，大兽难藏身，斗不过狐狸精。政治待遇太低，大人会被小人欺。”
精英末路，社会规则往往不利于精英们生存。数学家，哲学家，船夫三人同船共渡。数学家问船夫说：“你会数学吗？”船夫说：“不会。”数学家说：“你失去了生命的1/3。”哲学家问船夫：“你会哲学？”船夫说：“也不会。”哲学家：“你又失去生命的1/2。”忽然，狂风大作，小船将倾。船夫问二人说：“你们会游泳吗？”二人都说：“不会。”船夫说：“你们将失去生命的全部。”
巴尔扎克说过：“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一样，总是嫩苗多于成材的树木，鱼苗多于长成的大鱼；有多少可能成器之才像种子落到岩石上，枯死埋没。”伟大的先驱，不仅意味着身体随时捐躯，而且意味着为现实所不容忍。但社会却因为他（她）们的献身而不断前进。先知因为先觉而凄惨壮烈，庸人因为混沌而潇洒生活。潘晓说：“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至少“精英末路”的又一感叹。
有一副漫画，画的是一只鹤立在鸡群里，鸡群中的一些鸡们对鹤立鸡群的鹤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更有一些愤愤不平的鸡民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锯和斧子，在砍鹤的腿，希望鹤同于群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真正的天才在根本不知其价值的人监督之下，实在大杀风景。”
改革家路德先生说：“我要砸烂这些寄生虫，虽然各种邪恶势力会纠结起来，像房顶上的瓦片那样厚实，共同反对我。”圣保罗也说过：“我不仅预备被人捆绑，而且准备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美国人巴里莫尔说：“好人死得早，因为他们看出：要想作好人，活着就没用了。”鲁迅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可在鸡民们的群体里，鹤立鸡群便是最大的罪过。对于鹤立鸡群的命运，除了削掉鹤腿外，几乎没有任何出路。在群鸡的夹缝里，真是应了落魄的凤凰不如鸡的道理。
在劳动改造的年代，一位南开大学毕业的学子打成右派后，在生产队挖大粪。由于常年的脑力劳动和缺少必要的劳动技能，所以常常成群众戏弄和批斗的对象。当然劳动是光荣的，但蔑视专家学者的劳动，非但不是光荣的，而且是愚昧的蛮干。要专家学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大深翻一样，翻上来多只能是不利于庄稼的生土。社会同人的身体改造一样，每一次大的改造都会大丧元气。有时革命非但不是壮举，反是邪恶，文革就是绝好的例证。借用法国罗兰夫人的一句话来讲：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恨之恨皇帝的屠刀不长眼，将多少英雄豪杰的头颅砍；恨之恨我们这个社会近视眼，将多少社会精英的事业断。革命者在毁灭旧时代同时，不仅血洗旧时代精英代表，而且也会血洗自己的精英同志。革命的过程中，罪恶的枷锁似乎更青睐革命时代的精英们。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利的唯一堡垒。在各个时代，滥用权利都是以最优秀的人物的血为代价，换取其兽性的欲望和无穷的野心。”
把时代的精英们打倒，同耕作大深翻一样，翻上来的深土是长不出高产的庄稼来。把时代精英打倒，无异于让锄犁的人去开军舰，带给时代的命运只能是严重的搁浅或翻船。精英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是我们社会大厦的支撑。从古至今，先驱者为推动时代进步所遭受的苦痛、怀疑和毁谤，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永远不能为人类全部知道或理解的。
精英气长存，奈何命多苦；空有报国志，焉何不能全？！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千年里，“去掉一个最高分”的精英末路政治一直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独裁者总是打着稳定的幌子，为了统治的需要，不惜以“人民”的名义铲除前行的先驱。社会总是一个枷锁被打破后，而为套上另一个枷锁；精英门在冲破一个牢笼之后，另一个牢笼也在时刻等着他们，让先驱们一生的精力消耗在了挣扎和抗争之中。
英国人说：“他们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掉莎士比亚。”西奥多.帕克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一个象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他的价值比无数个南卡罗来纳州的价值还要大。”卢梭说：“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才华修美的人物吧。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们吧。”歌德也说：“才能是上帝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才华需要有人同情，需要人了解。”居里夫人说：“要使山谷肥沃，就得时常栽树。我们应该注意培养人才。”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群体中的“最高分”们做些什么呢？！不要在对我们时代的精英开炮了！多些宽容，少些捆绑，给精英们一块试验的天地，别让我们的先驱们流血之后在流泪了。
(翟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