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谱写《何日君再来》的刘雪庵的悲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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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想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今天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可能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刘雪庵这个名字，但谁都道《何日君再来》这首蜚声海内外为千百万人喜欢唱、喜欢听的歌曲。甚至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失意，不分得意；也不分你是生活在如花似锦的故土，还是飘泊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它乡，甚至不分你牵手情人的玉腕还是失恋时的孤独踟躅，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和一唱起这首歌，便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与幽思，唤起你万千思绪的翻涌。毫不夸张地说，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为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
刘雪庵先生除留有这首千载绝唱的《何日君再来》外，还有好多好多的爱国歌曲，如《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上前线》、《流亡三部曲》。刘雪庵先生一生创作谱写了众多烩灸人口的爱国歌曲，使不少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壮大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后又用歌曲帮助没有人性的新独裁者毛泽东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又用.....问鼎天下。此句转发者不敢苟同）击败了还有点人性天良的老独裁者蒋介石先生。
但是，这些爱国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并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更未给刘雪庵先生带来荣耀。相反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斗争，他的作品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刘雪庵先生更是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歌曲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宝贵的生命。
值此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我循着历史的轨迹，去翻阅了刘雪庵先生这页惨不忍睹的大悲大难的人生故事。他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病床上，自始至终不屈不挠，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生命最后的一刻也没有忘记写歌谱曲。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也是个令人心酸的名字。
爱国抒情，向往自由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 “精忠报国”的故事。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一二”发生了国共分裂，国民党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 “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四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受到高度评价。
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其它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由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用歌抗日，以曲救亡
“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由黄自亲自领着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在《出征别母》一曲中写道：“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
不久“一·二九”运动暴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七 ·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张曙、夏之秋、冼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
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和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在。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
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同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彷徨变得坚定。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振聋发聩，促人奋起。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
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追求进步，反对独裁
1938 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此时，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
“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 “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误中奸计，身陷“阳谋”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先生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
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右派，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悲惨人生，凄凉晚年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
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 “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词照》、《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
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 “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 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和所有右派一样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
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
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5 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尾声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兰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
《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兰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本文引用了李泥女士所著“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一文的一些资料，特此致谢）
今天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可能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刘雪庵这个名字，但谁都道《何日君再来》这首蜚声海内外为千百万人喜欢唱、喜欢听的歌曲。甚至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失意，不分得意；也不分你是生活在如花似锦的故土，还是飘泊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它乡，甚至不分你牵手情人的玉腕还是失恋时的孤独踟躅，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和一唱起这首歌，便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与幽思，唤起你万千思绪的翻涌。毫不夸张地说，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为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
刘雪庵先生除留有这首千载绝唱的《何日君再来》外，还有好多好多的爱国歌曲，如《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上前线》、《流亡三部曲》。刘雪庵先生一生创作谱写了众多烩灸人口的爱国歌曲，使不少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壮大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后又用歌曲帮助没有人性的新独裁者毛泽东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又用.....问鼎天下。此句转发者不敢苟同）击败了还有点人性天良的老独裁者蒋介石先生。
但是，这些爱国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并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更未给刘雪庵先生带来荣耀。相反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斗争，他的作品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刘雪庵先生更是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歌曲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宝贵的生命。
值此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我循着历史的轨迹，去翻阅了刘雪庵先生这页惨不忍睹的大悲大难的人生故事。他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病床上，自始至终不屈不挠，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生命最后的一刻也没有忘记写歌谱曲。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也是个令人心酸的名字。
爱国抒情，向往自由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 “精忠报国”的故事。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一二”发生了国共分裂，国民党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 “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四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受到高度评价。
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其它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由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用歌抗日，以曲救亡
“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由黄自亲自领着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在《出征别母》一曲中写道：“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
不久“一·二九”运动暴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七 ·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张曙、夏之秋、冼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
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和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在。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
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同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彷徨变得坚定。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振聋发聩，促人奋起。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
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追求进步，反对独裁
1938 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此时，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
“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 “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误中奸计，身陷“阳谋”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先生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
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右派，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悲惨人生，凄凉晚年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
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 “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词照》、《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
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 “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 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和所有右派一样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
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
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5 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尾声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兰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
《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兰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本文引用了李泥女士所著“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一文的一些资料，特此致谢）
谱写《何日君再来》的刘雪庵的悲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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