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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文化论坛 : 什么是科学传播
文章来源: 《科技中国》2007年第1期
加入时间: 2007-02-07
阅读次数： 182 次
什么是科学传播
吴国盛
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筹）于2006年9月成立了。这个专业委员会将来如何开展工作，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传播”有些什么样的认识。这里我提些个人的看法。
科学传播涉及科学、传媒和公众三者的互动，目前国内实际上有三个圈子。第一个圈子是“科技新闻、科技记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二个圈子是“科普作家、科普工作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三个圈子就是我们这些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从事“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的学者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这三个圈子各有特色，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的科学传播是“科学元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元勘”的一个有特色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扣住“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来做文章。我们需要首先讲清楚，我们搞“科学传播”，并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地盘上去，而是我们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它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元勘即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自身的事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相会后必然出现的新情况和必须要研究的新问题。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需要经过长年累月的专业训练才有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并对一小块领域有发言权，因此，它本质上是排斥民众的。现在流行的颇带讽刺意义的“民科”（未受过科班的科学训练但想对科学发言者）一词，其实就反映了这种真实的情况。然而，民主时代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合法性均应该最终诉诸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如果作为精英知识的科学不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最终与自由的个人相关联，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通过诉诸纯粹理性、自然规律、宇宙公理，并不能为科学的合法性辩护，这是20世纪后启蒙反思的重要成果。交往、商谈、主体间性的概念需要引进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之中。费耶阿本德有一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而我们还需要一部《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而这后一著作，其实就是一部“科学传播导论”。
为什么说“科学传播”能够成为以“民主社会中的科学”为主题的“科学元勘”呢？这需要从“传播”这个词说起。我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一文中已经指出过，Communication译成中文的“传播”其实具有相当的误导意义，即没有传达出“交流”、“互动”的意思。但是，每一个语词的翻译其实也是一个“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单向传播传统：传媒只是“喉舌”和“应声筒”。但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人有义务将这个词“正本清源”，要弘扬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民主社会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重新“打量”科学。否则，就谈不上“科学传播”了。科学元勘语境下的科学传播不是一个如何“传播”科学的问题，而是要研究“科学”如何能够“交流”起来。
让科学交流起来，这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就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的话题，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则是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课题，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则是通常狭义的科学传播问题。在我们科学传播主义者看来，“平权”的观念是基本的，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帝国主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要反对物理学中心主义和生物学中心主义，要对“数理传统”（或称natural philosophy传统）和“博物学传统”（或称natural history传统）一视同仁。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科学主义”，在科学与公众“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精英主义”。
“平权”的观念需要落到实处。为什么我们科学传播论者总喜欢鼓吹博物学？鼓吹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将“多元、平等”观念落到实处的一个措施。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老百姓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确实没有发言权。民主制度能够做的只是监控资金流向，以及对可能的应用前景予以评估。但主要是博物学知识的地方性知识，却完全可以由民众掌握，并因此构建一个民主、民治的生活世界。这件事情对当前的中国来讲，可谓意义重大。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惨遭遗弃，使中国的农村彻底边缘化、荒漠化。要建成一个和谐社会，乡村建设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工程，而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离不开民众自治，二离不开地方性知识。工业化可以使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却不能将中国的广大农村也消化掉。乡村建设需要有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首先是科学观要有一个变革。
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问题，是落实“平权”观念的另一个措施。西方的科学元勘者已经在解构精英主义的科学知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研究，指出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权力角逐和（科研）资源争夺的过程，从而最终打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科学（向公众）普及之间的界限——所谓的“科普”，不过是科学家对那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工作的一种贬称而已。这些研究被有些人认为太超前了，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我认为，中国科技界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如院士体制、基金体制、产出评估与管理体制，恰恰需要有更锐利的目光来透视。我们的科学元勘不是超前而是严重滞后了，以致我们的公众和决策层没有足够的理论武器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科学传播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
文章来源: 《科技中国》2007年第1期
加入时间: 2007-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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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传播
吴国盛
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筹）于2006年9月成立了。这个专业委员会将来如何开展工作，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传播”有些什么样的认识。这里我提些个人的看法。
科学传播涉及科学、传媒和公众三者的互动，目前国内实际上有三个圈子。第一个圈子是“科技新闻、科技记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二个圈子是“科普作家、科普工作者”的圈子，他们组成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三个圈子就是我们这些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从事“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的学者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这三个圈子各有特色，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的科学传播是“科学元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元勘”的一个有特色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扣住“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来做文章。我们需要首先讲清楚，我们搞“科学传播”，并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地盘上去，而是我们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它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元勘即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自身的事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相会后必然出现的新情况和必须要研究的新问题。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需要经过长年累月的专业训练才有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并对一小块领域有发言权，因此，它本质上是排斥民众的。现在流行的颇带讽刺意义的“民科”（未受过科班的科学训练但想对科学发言者）一词，其实就反映了这种真实的情况。然而，民主时代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合法性均应该最终诉诸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如果作为精英知识的科学不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最终与自由的个人相关联，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通过诉诸纯粹理性、自然规律、宇宙公理，并不能为科学的合法性辩护，这是20世纪后启蒙反思的重要成果。交往、商谈、主体间性的概念需要引进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之中。费耶阿本德有一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而我们还需要一部《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而这后一著作，其实就是一部“科学传播导论”。
为什么说“科学传播”能够成为以“民主社会中的科学”为主题的“科学元勘”呢？这需要从“传播”这个词说起。我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一文中已经指出过，Communication译成中文的“传播”其实具有相当的误导意义，即没有传达出“交流”、“互动”的意思。但是，每一个语词的翻译其实也是一个“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单向传播传统：传媒只是“喉舌”和“应声筒”。但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人有义务将这个词“正本清源”，要弘扬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民主社会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重新“打量”科学。否则，就谈不上“科学传播”了。科学元勘语境下的科学传播不是一个如何“传播”科学的问题，而是要研究“科学”如何能够“交流”起来。
让科学交流起来，这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就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的话题，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则是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课题，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则是通常狭义的科学传播问题。在我们科学传播主义者看来，“平权”的观念是基本的，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帝国主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要反对物理学中心主义和生物学中心主义，要对“数理传统”（或称natural philosophy传统）和“博物学传统”（或称natural history传统）一视同仁。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科学主义”，在科学与公众“交往”的时候，要反对“精英主义”。
“平权”的观念需要落到实处。为什么我们科学传播论者总喜欢鼓吹博物学？鼓吹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将“多元、平等”观念落到实处的一个措施。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知识，老百姓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确实没有发言权。民主制度能够做的只是监控资金流向，以及对可能的应用前景予以评估。但主要是博物学知识的地方性知识，却完全可以由民众掌握，并因此构建一个民主、民治的生活世界。这件事情对当前的中国来讲，可谓意义重大。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惨遭遗弃，使中国的农村彻底边缘化、荒漠化。要建成一个和谐社会，乡村建设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工程，而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离不开民众自治，二离不开地方性知识。工业化可以使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却不能将中国的广大农村也消化掉。乡村建设需要有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首先是科学观要有一个变革。
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问题，是落实“平权”观念的另一个措施。西方的科学元勘者已经在解构精英主义的科学知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研究，指出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权力角逐和（科研）资源争夺的过程，从而最终打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科学（向公众）普及之间的界限——所谓的“科普”，不过是科学家对那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工作的一种贬称而已。这些研究被有些人认为太超前了，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我认为，中国科技界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如院士体制、基金体制、产出评估与管理体制，恰恰需要有更锐利的目光来透视。我们的科学元勘不是超前而是严重滞后了，以致我们的公众和决策层没有足够的理论武器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科学传播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