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夏晓虹 -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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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有个地名叫“汤门”，是明清时代福州的城门之一。附近的地方叫“汤边”，旧时迎神赛会的里社组织，其名则叫“金汤境”。汤，顾名思义即热水，也就是温泉(现在这一带还叫温泉路)。小时(文革末期)每天放学后到汤边一带玩耍，经常看到地下坑中冒出腾腾热气，附近的村民忙着用水桶提取热水。
在汤边一带，八十年代初以前有很多的“汤池店”(即澡堂)，福州男子特别是老人往往一大早就上澡堂(头汤最干净)，脱光衣服，拿着毛巾，穿上澡堂备置的木屐，劈里叭啦地走到池边，跳进大池中，在热汤里滚一滚，将浑身的皮肤泡得通红，然后爽畅地爬上来擦干，披着浴巾躺在凉丝丝的竹椅上睡一会儿，再泡杯莱莉花茶，悠闲自在地与同伴“碎喘”(聊天)。晚境顺遂的老人，家中无琐事牵萦，往往能在澡堂里泡上一整天，日复一日，安度晚年。澡堂中有修脚趾的、理发的，卖“(大、小)前门”、“飞马”或“水仙牌”香烟的，还有就是兜售碗糕的。碗糕似乎是闽东特有的一种点心，雪白色，松松甜甜的，略带沙涩的口感，非常可口。因其每块都是放在一只小碗中炊出来的，倒出后的形状也是碗状的，故名“碗糕”。在澡堂中卖碗糕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福州郊县的福清人。闽地方言中，“哥”(意即男子)与“糕”同音，故而福州城里人戏称福清人为“福清糕(哥)”，后者用一种特殊的福清腔调(与福州话声调略有不同)抑扬顿挫地吆喝着……(关于“福清哥”的详细情形，可参见拙著《近六百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福清人在澡堂中卖碗糕始于何时无从查考，但里人何求的乡土小说《闽都别记》中就有“福清糕(哥)”的戏称。根据历史学家、福州人傅衣凌教授的看法，小说大约成书于“清乾嘉之际或更后些”。它是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照历史故事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倘若考虑到民俗传承的惯性，福清人卖碗糕的历史想来不会太短。
福清系福州的郊县(今设市)之一，在历史上也是福州府的一个属县。该地灾害荐臻，又多是沙土，只宜种植番薯，民生极为竭蹶困窘。在旧时代，生计无聊的福清人除了卖碗糕，就是当“狮公”(道士)和和尚。由于地瘠人稠，不少福清人更是多往海外发展。许多人飘洋过海，前去日本谋生。
晚明及清前、中期，正值日本近世的江户时代(一六○三—一八六七年)。当时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颇为着迷，举手投足、穿衣戴帽均悉心模仿。诚如《清俗纪闻》序所说的那样：
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
“吴舶”也就是航至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清俗纪闻》成书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宽政年间，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它是由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监修、以唐通事向前来日本贸易的苏州、湖州、杭州和嘉兴一带的清朝商人采风问俗而写成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于江南和福建等地的“(吉)凶之礼，舆服之制，舍之法，以至屋室饮馔、器财玩具、日用人事之微，旁逮缁黄之俗”，全都图文并茂、巨细无遗地详加记载，这是研究十八世纪前后南中国庶民日常生活及风俗文物的重要史料。该书卷之二《居家》对“人浴”有如下的记载(意译)：
沐浴在历书上有汤沐日和剃头日，夏日隔三、四天或四、五天洗一次，不天天汤浴，而多是将热水放入浴盆，用毛巾浸着擦拭身体。
农夫、雇工等小户人家在浴堂汤沐，浴堂的浴池八、九尺方或一丈二、三尺方，其中灌满热水后，可供二、三十人入浴。
浴堂有店主、管家和看管衣柜者，衣柜上编有号数，钥匙上也带有号数牌。有人来洗澡，就将带有同样号数牌的毛巾交给来人，衣裳放入柜中锁上。洗浴完毕，照毛巾和钥匙的号数开启衣柜，交了汤钱，穿上衣服。浴资一人三个铜钱。
该书附有“浴殿(堂)”图。据平凡社出版的普及本《清俗纪闻》编者孙伯醇和村松一弥利用内阁文库所藏彩色绘本，对图片作有说明：
浴堂亦即风吕屋。浴堂入口处的番头(掌柜)，坐在黄色竹笼制成的柜台上，入口两柱上的对联写着：“杨梅结毒休来浴，酒醉年老没入堂。”黄色汤舟是木制的，上方有陆汤之舟，两者之上放着手桶。浴池由石头铺垫而成。汤桶呈黑白相间的花道儿。跟前的一个人正坐在盆里洗着身子，灶门前的男子手上拿着吹火的竹筒。
“陆汤”是指澡堂里作为冲洗用的干净热水；而手桶也就是提桶，亦即带梁(拱起或成弧形的柄)之水桶。当时到日本长崎的中国商人，势力最大的主要有江浙和福建两个地域的人群。从《清俗纪闻》“浴殿”图中，可见是以柴火烧沸汤水的浴室，与福州自然天成的温泉显然有所不同，故而当是江南一带的浴室场景。
从中国的史籍来看，江南一带的浴室有不少记载(韦明铧先生作有《考“混堂”》一文，载《扬州曲艺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我们可以以此对照《清俗纪闻》中的相关资料。明代中叶杭州人郎瑛曾说，杭州八字桥东有浴肆，“夜半即有汤”。他在《七修类稿》卷十六中进一步指出：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吴俗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到混堂入浴是生活在苏杭一带之“天堂”中人的一种日常生活享受，同时代的北方人大概不曾拥有，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舒筋活血、顺气畅怀的个中乐趣。对此，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山崎美成著有随笔集《世事百谈》，该书卷三载“唐人ぱ浴せずとぃふ谚”，中引《一家言》李渔向倪涵谷孝廉借澡盆一浴的文字，其书妙趣横生，亦可见南人与北人之风俗迥别：
弟入都半载，尘垢满身，未经一浴，无其具也。北人都不弁此，且谓多浴耗神。不审此地诸公得此养生妙诀，果能与彭比算否？老年翁以南人居北，必然避此迂风，幸为一假。磁盆寓中尽有，但恐浴至好处，忽然瓦解，吃惊致病，则耗神之说验矣，将为北地诸公所笑！故必求其木者。
山崎美成继而指出，当时来舶长崎的清人，也不洗澡，而只是将毛巾浸泡在热水中，然后擦拭肌肤。他以为，这大概就是《一家言》所谓的“北人迂风”吧！
揆诸实际，笠翁欲借木盆而不用磁盆，倒不完全是担心怕洗到人港处遽而土崩瓦解，而可能是由于他在南方洗惯了“盆汤”。因为盆汤时所用，均系木盆。《清俗纪闻》“居家”中，就有“盆汤”一目。盆汤是一人一间，并备有一个木盆的汤浴，这当然是比较高级的浴室，不过每人平均需花费三、四分的银子，应属穿长衫者所得享用。因此，笠翁借木盆洗澡一事，似可折射出当时北地盆汤甚至混堂还尚未普及。大概只有等南人北上达到一定的规模，澡堂乃至盆汤(北方称为盆塘或官堂)才会拥有市场。
对于北方的澡堂，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先生所编《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就有一些描述。例如其中的《北京市井风俗编》第十八章就写道：
北京里的澡堂子，是人洗澡的地方儿，他那门口儿，可是有好些个记号儿，墙上是写着“官堂”一座，“盆堂”几座，又写着“净水池堂”一座，中间儿是一个挺大的“堂”字儿，对子总是“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堂”。或是写“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都可以的。要是到了晚晌的时候儿，是在门口儿立着一根狠(很)长的杉高杆子，上头挂着一个灯笼，所为的是有人要洗澡的时候儿，好容易找的着。……那澡堂子，也不算是干净，因为北京人家儿多半儿都没有澡盆，没法子才上那儿洗去。要像是南边的地方儿，不但澡堂子狠干净，而且家家都有澡盆，随便就可以洗，不像北京风俗，都是上澡堂子去洗澡去的主儿狠多。
文中的两幅对子，其中之一的下联，与《清俗纪闻》所载大致相同；而另一幅对于，则是北方浴室的通例。《续都门趣话》曰：“从前京师澡堂，率于门首粉墙上署一联：‘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千篇一律，几无人敢更易一字。”相比之下，在“南边的地方儿”，澡堂不但干净，而且很早就已颇具规模。在清代中叶，扬州城内外有数以百计的混堂。对于混堂内的设施布置，《扬州画舫录》卷一《草河录上》有如下的描述：
……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柜，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
李斗笔下的“浴池之风”，“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不仅与吴俗相同，也跟差相同时的《清俗纪闻》之描述颇相类似，这说明后者对澡堂的描摹，确实是以江南浴室之场景为其素材。晚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有：“扬州好，沐浴有跟池，扶掖随身人作杖，摹挲遍体客忘疲，香茗沁心脾。”这说的也就是“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的情形。福州澡堂水不甚热者也称“娃娃池”，因为小孩肉嫩皮薄，经不起皮厚肉粗的老人那样可以用热汤猛烫，故有此称。“洗邋遢”虽然不曾闻说，但“有钱没钱，洗汤过年”，却也是无论贫富均都奉行的准则。因此，除夕日澡堂的生意总是顶好的，有时竟至于排起了长龙。男子做亲(结婚)前一夕必至澡堂入浴，这也是惯例。或许是过于憧憬随即而至的“小登科”，有时喜极生悲，准新郎倌神魂颠倒糊里糊涂，竟至误入滚烫的大池(大池水极烫，也最干净，似即《清俗纪闻》所谓的陆汤。一般人只是用手桶舀出，掺以冷水用来洗头)，烫坏了身子，最终酿成悲剧的事例也屡有所闻。
据前述《七修类稿》称，混堂门榜曰“香水”。在清代前期，扬州城内莳花赏鉴，蔚成一时风尚。特别是菊花，到雍、乾年间，栽种渐趋繁盛。于是，费执御《梦香词》称：
浴池郡中(按：指扬州)美甲他处，池水日以野菊花渍之，名曰“菊花香水”。
这与福州稍带硫磺味的温泉不同，也可作“香水”的一个注脚。
至迟自清代起，扬州就有“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之说。“皮包水”是喝茶，“水包皮”也就是洗澡。这种风气曾随着豪侈风雅的“扬气”或“盐商派”的生活方式之传播，在苏北各地都颇为盛行，即使是滨海荒陬也不例外。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贵重书——彩色画卷《清国漂流图》中，文化七年(一八一○年，相当于清嘉庆十五年)，日本船“长久丸”自琉球那霸归国途中，陡遇风暴漂至中国。这些日本船员在经过通州(今南通)城西门一带时，就看到当地的“混堂”。根据差相同时的中国方志记载，从通州沿运盐河和串场河北上，到僻处海隅的东台，那里竟也是“通衢，多茶肆、浴”。“浴”也就是混堂。
在扬州一带，澡堂中修趾甲、剃头者多是江北人(很多是苏北盐场各县排泄出的无籍游民)。晚清两淮盐业衰落之后，服务性阶层纷纷外徙，诚如徐谦芳《扬州风土纪略》所述：
扬地产妓女、佣工、庖人、剃发匠，此亦不必讳也。佣工仅及于海上，余则各省多有之，发匠且达于东瀛。……
故而后来扬州以“三把刀”(即剃头刀、切菜刀和修脚刀)著称。其实，“三把刀”的说法，并不为广陵所专美。福州的“三把刀”也相当有名，其中的剃头刀、修脚刀也多附丽于汤堂。清人王式金《福州竹枝词》曰：
汤门城外水常温，结构亭台自一村，浴罢半瓯茶乍试，归途凉趁日初昏。
该诗自注：“汤门井楼门外出温泉，土人构亭馆为浴室，暑月游人极盛。”汤门、井楼门为明清时代福州相邻的两个城门，乡土史家陈文涛先生曾著有《福州市上下古今谈》，其中就有三山温泉的详细记录。早在宋代，福州已有汤井巷、温泉坊的地名，及至明清时代，汤门、井楼门一带更是形成了驰名远近的温泉休闲区。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曰：
闽县井楼门外有温泉焉，居民于其处开设浴室，谓之汤堂，夏日尤多。有日新室、一清居、万安泉、六一泉等名。重轩覆榭，华丽相尚。客至，任自择室，髹盆几，巾拂新洁，水之浅深唯命。浴后，茗碗啜香，菰筒漱润，亦闽游一大乐事也。近来又兼设酒馆，珍馐咸具，大食小烹，咄嗟而办。雏伶妙妓，挟筝琵，携管笛，往来伺迹其间，清歌艳曲，裂石穿云，夕阳在山，赠以缠头而散。
施鸿保并引清人查初白《炎天冰雪集》中的《凫山同年邀游城东汤泉诗》说，在清初当地就已开设浴室。“凫山”即满保宗，时为闽浙总督，他邀其友查慎行同浴其处，可见当为比较高级的浴室，恐非一般引车卖浆者流所可享用。
据说，夏季“洗汤”，在浴室中出一身热汗，对发泄酷暑郁闷之气颇有助益。不过，汤池店内“暑日游人极盛”，恐怕更多的还在于“浴翁之意不在汤”吧？！
福州汤堂中“雏伶妙妓”那样的角色，在江户时代的日本风吕屋中也曾出现，称为“汤女”。据远藤元男《近世生活史年表》(雄山阁一九九五年二月版)，宽永十年(一六三三年，相当于大明崇祯六年)，江户(今东京)就流行起汤女风吕。风吕屋中的汤女原来是“垢搔女”(替人洗去污垢的女子？)的角色，后来才演变成三陪性质的卖春私娼。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通过与清朝商人的交往，并从购得的大量汉籍中了解中国，学习唐山人的穿衣戴帽。享保年间，唐通事通过询问来舶长崎的清人朱佩章，写成了《清朝探事》，详述中国的风俗文物，其中就有对“福州式木屐”和“杭州式木套”的状摹。只是不知此处的“福州式木屐”，是否就是汤池店内所见的那种“鞋拖屐”(elokiak)？
据《大阪繁昌诗》的记载，日本的“浴肆事实状态”，“与西土颇相似”。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西人”，“西土”也就是中国。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汉语教材中有一部叫《闹里闹》，其中就讲到中国苏州的浴室：
……当初潮州人初到苏州地方，……忽见一个浴室，说是里头有绝精的香水，今日新开的。许多人去洗燥(澡)。那潮州人，那一日转湾抹角，转过了许多湾，多走几里路，觉得有些倦了，心里要去洗浴。走进浴堂去看，那浴堂里头果然洁净，每人名下一个衣柜，衣柜上编做号数，又有一根二寸来长的号筹拴在手巾上。但洗了浴出来的人，那掌柜的验了号筹，开了衣柜，交把衣服，再不得差错。当下潮州人脱了衣服，了手巾和号筹，走进浴池里。那浴池里香水初热，好不爽快。洗了半晌，傍边有一个人对潮州人说道：“大叔，我替你洗洗脊背。”潮州人道：“这是极妙的事情，但是不曾相与过的，不敢劳动你。”那人道：“这何妨？洗了你的，轮一递一手，我的背也要劳动你洗一洗。”说罢，不管他肯不肯，就去洗背。那人道：“我这手巾不知那个洗过的，有些狐臭。”潮州人听见，忙把自己的手巾递与那人，道：“我这条手巾还乾净，着实替我洗洗。”那人接过手巾，替他洗了一会，口里不住的说道：“好水，有趣！”不想那人早已把自己的号筹抵换了潮州人的去了。这潮州人那里留心，在水里打滚烫尻哩。那人捏着手巾号筹，故意说道：“好水，我去小解来再洗一洗。”说罢，连忙走将出来，把号筹交把掌柜的看了，那掌柜的验过了号筹，开了衣柜，把潮州人的衣服，穿在身上，拖了鞋子，其余的零碎，卷在一处，挟在肋腋也，急急忙忙打发了浴钱，飞奔也似往外头去了。……后来这个人(按：指潮州人)到东洋来做生意，那一年我还做职事，在馆里见他的时节，把这遇着骗子的话，说把我听。
职事，大概也就是唐通事。《闹里闹》是长崎培养唐通事的课本，而当时的通事中有许多都是福州人(指说福州方言的人，除了府城外，还包括福清、长乐等地)特别是福清人的后裔。在福州，故老传说中有许多在澡堂中受骗的故事。有一则故事是说某瞎子富翁上澡堂，一个穷人想骗他的衣物，并借机愚弄他，就假装是个伙计，声称自己姓“齐”，名“梨汉”，让他将衣物放心地交给自己。结果，等富翁下了汤池后，他就将衣物钱财悉数席卷而去。富翁浴毕，大呼“齐梨汉”，结果引来众浴客围观起哄，精赤条条地出乖露丑。原来，闽地方言，“齐梨汉”与“齐来看”同音。当此小市民之狡黠与机诈弥漫于整个社会之际，即使是到了晚近，老辈还总是告诫后生，上澡堂千万不要带手表等贵重物品(当时手表是个大件，与时下不同)。下池之前要用被单(铺在竹椅上的蓝色条纹布单)包好自己的衣服，最好竹椅要离浴池近些，能为目光所及，以便于看管。较之福州人，扬州人显得更加精明。日本《大阪繁昌诗》引扬州人石成金的《传家宝》曰：
浴池混堂内，贤愚人众不可多带银钱，如久浴，可出池将衣箱看过再浴。(又曰：如浴完穿衣时不可背着衣箱，须紧靠箱前，勤勤照看。穿完衣服，起身时，须将箱内各处用手一摸，恐有零星遗忘之物。大抵日间洗浴，失物者少，而黑晚多致误事，又曰：要日间初开池时进浴，人既稀少，水又洁净，倘至黑晚，人多水污，失落衣物尚是小事。人众混杂，多有梅疮、结毒、疥癞之类，倘传染于身，流害无已。)
明清时代江南的生活艺术对于江户时代的文人趣味，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活艺术类的著作(明清文人的笔记、随笔，如《五杂俎》、《考余事》、《江消夏录》等)在日本均相当走俏。譬如，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文人画坛的重镇谷文晁，在他的《画学斋过眼图稿》中，就详细引用了石成金的《天基乐事》，揣摩后者的“扫地之乐”、“静坐之乐”、“读书之乐”、“饮酒之乐”、“赏花之乐”、“玩月之乐”、“观画之乐”、“听鸟之乐”、“狂歌之乐”和“高卧之乐”。石氏有关混堂的论述，更作为经验之道为《大阪繁昌诗》大篇幅征引。
在《大阪繁昌诗》作于幕末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其书卷之中“浴肆”条下先是收录一首诗：“众歌疑是树间鸟，群浴看如水上凫，万客须清心底垢，何愁污浊满肌肤。”其下注云：
……浴肆又名混堂，都俗称之风炉屋，其开门也卯，其闭之也戌矣。门外揭红灯，题以号，号屦之皆以汤宇(樱汤、扇汤、布袋汤、时雨汤之类)。肆主坐高坛，收浴钱(孔方八穴，至严寒必增)。
接着，《大阪繁昌诗》引用了《七修类稿》、《传家宝》等书，说明浴室的“和、汉同风同弊”。从上述可见，当时大阪的浴室卯时(早上五点至七点左右)开门，戌时(约晚上七点到九点)关闭。而肆主坐高坛，收取浴钱，此与《清俗纪闻》所记及图式颇相类似。
在江户(今东京)，早在德川家康人府之翌年，亦即天正十九年(一五九一年，相当于大明万历十九年)夏，当地开始已有澡堂出现。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二编曰：
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炉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当两户间作一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试事者谓之伴头，并户开牖，牖下作数衣阁。
周作人先生在《浮世澡堂译后记》一文中，曾说“《浮世风吕》在卷头一叶插画里，下半画着伙计坐在帐台上的情形(两旁的一幅对子却非日本所有，乃是从《清俗纪闻》卷二抄来的，虽然不知道中国浴堂在清朝是否如此)”。但我想，宽政十一年(一七九九年，清嘉庆四年)林述斋在《清俗纪闻》序中曾说：“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也就是担心《清俗纪闻》的问世，会对日本社会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浮世风吕》插画中的对子，或许正可说明中国混堂对浮世风吕的影响。
周作人接着说，式亭三马的落语小说《浮世风吕》，借澡堂作为舞台，让日本社会中的男女老少，走上台来，“对唱说白，表现自己”。这样的角度，无疑是找准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这颇有点像是《茶馆》所给予老舍以创作空间那样——其实，无论是澡堂，还是茶馆，都是东方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一。韦明铧先生曾引《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的一段话：
从前有一位父执告诉我说：“中国有三个城市，少年人不宜久居，就是扬州、苏州、北京。扬州有句俗语‘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形容一般人的生活，上午在茶馆，下午在澡堂。苏州人也是茶馆生活。北京的情形，虽然微有不同，而那些有闲的少年养成了这种习惯，生活过于懒散，是无法求得进步的。”
这让韦先生“产生一种奇想”——“也许混堂的‘混’字不仅仅是形容浴池中的水，而是形容浴池中的人。‘混’是一种生活环境、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混”的反面就是“非混”，也就是认真，正像从前老人家的那句名言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稍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恰恰缺的就是这“认真”二字。相形之下，日本人的一板一眼，使得他们的许多东西虽然都学自中国，但其模仿制品却往往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的寻常物品具有一种精致的美，传统的生活享受，也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却并没有褪色，而是愈益精致，从而成为代表日本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反差强烈，历史时期曾处在东亚文明核心地带的不少传统的生活艺术，却正随着经济的成长而逐渐淡漠乃至湮没……
小时候三分钱、五分钱(浴票之外另发肥皂)洗一次澡，当时泉源很多，澡堂也相当不少。“闽地地卑温”，温泉似乎是此种气候的天然调剂。八十年代初从四季如春的福州来到长江以南没有暖气、冬季湿冷的上海，第一年手脚龟裂，并结冻疮，但回去泡一次温泉浴就全好了。只是此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泉源纷纷被大宾馆和机关宿舍所圈用。余下的一些澡堂，价格上扬固不待言，部分人饱暖之后滋生出的某种欲望所留下的“难言之隐”，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古世风愈来愈缺乏“没人堂”“休来浴”之类的自律公德，也让人对大众浴室望而却步。此外，家庭卫生设施的改善，社会生活的日趋商业化，人们生活节奏的加速，使得悠闲迅速地远离了平民百姓。劈里叭啦的木屐声再也听不到了，传统食品似乎失去了她的魅力，碗糕以及伴随着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吆喝久违了，市面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纽约客”、“桑拿浴”，而旧时的城市风情却正迅速地消逝得无影无踪。
附识：一九九八年三月，雨窗静寂，陡闻吠声聒噪，聊作小文存此留念，且志乡土之思。
在汤边一带，八十年代初以前有很多的“汤池店”(即澡堂)，福州男子特别是老人往往一大早就上澡堂(头汤最干净)，脱光衣服，拿着毛巾，穿上澡堂备置的木屐，劈里叭啦地走到池边，跳进大池中，在热汤里滚一滚，将浑身的皮肤泡得通红，然后爽畅地爬上来擦干，披着浴巾躺在凉丝丝的竹椅上睡一会儿，再泡杯莱莉花茶，悠闲自在地与同伴“碎喘”(聊天)。晚境顺遂的老人，家中无琐事牵萦，往往能在澡堂里泡上一整天，日复一日，安度晚年。澡堂中有修脚趾的、理发的，卖“(大、小)前门”、“飞马”或“水仙牌”香烟的，还有就是兜售碗糕的。碗糕似乎是闽东特有的一种点心，雪白色，松松甜甜的，略带沙涩的口感，非常可口。因其每块都是放在一只小碗中炊出来的，倒出后的形状也是碗状的，故名“碗糕”。在澡堂中卖碗糕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福州郊县的福清人。闽地方言中，“哥”(意即男子)与“糕”同音，故而福州城里人戏称福清人为“福清糕(哥)”，后者用一种特殊的福清腔调(与福州话声调略有不同)抑扬顿挫地吆喝着……(关于“福清哥”的详细情形，可参见拙著《近六百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福清人在澡堂中卖碗糕始于何时无从查考，但里人何求的乡土小说《闽都别记》中就有“福清糕(哥)”的戏称。根据历史学家、福州人傅衣凌教授的看法，小说大约成书于“清乾嘉之际或更后些”。它是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照历史故事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倘若考虑到民俗传承的惯性，福清人卖碗糕的历史想来不会太短。
福清系福州的郊县(今设市)之一，在历史上也是福州府的一个属县。该地灾害荐臻，又多是沙土，只宜种植番薯，民生极为竭蹶困窘。在旧时代，生计无聊的福清人除了卖碗糕，就是当“狮公”(道士)和和尚。由于地瘠人稠，不少福清人更是多往海外发展。许多人飘洋过海，前去日本谋生。
晚明及清前、中期，正值日本近世的江户时代(一六○三—一八六七年)。当时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颇为着迷，举手投足、穿衣戴帽均悉心模仿。诚如《清俗纪闻》序所说的那样：
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
“吴舶”也就是航至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清俗纪闻》成书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宽政年间，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它是由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监修、以唐通事向前来日本贸易的苏州、湖州、杭州和嘉兴一带的清朝商人采风问俗而写成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于江南和福建等地的“(吉)凶之礼，舆服之制，
沐浴在历书上有汤沐日和剃头日，夏日隔三、四天或四、五天洗一次，不天天汤浴，而多是将热水放入浴盆，用毛巾浸着擦拭身体。
农夫、雇工等小户人家在浴堂汤沐，浴堂的浴池八、九尺方或一丈二、三尺方，其中灌满热水后，可供二、三十人入浴。
浴堂有店主、管家和看管衣柜者，衣柜上编有号数，钥匙上也带有号数牌。有人来洗澡，就将带有同样号数牌的毛巾交给来人，衣裳放入柜中锁上。洗浴完毕，照毛巾和钥匙的号数开启衣柜，交了汤钱，穿上衣服。浴资一人三个铜钱。
该书附有“浴殿(堂)”图。据平凡社出版的普及本《清俗纪闻》编者孙伯醇和村松一弥利用内阁文库所藏彩色绘本，对图片作有说明：
浴堂亦即风吕屋。浴堂入口处的番头(掌柜)，坐在黄色竹笼制成的柜台上，入口两柱上的对联写着：“杨梅结毒休来浴，酒醉年老没入堂。”黄色汤舟是木制的，上方有陆汤之舟，两者之上放着手桶。浴池由石头铺垫而成。汤桶呈黑白相间的花道儿。跟前的一个人正坐在盆里洗着身子，灶门前的男子手上拿着吹火的竹筒。
“陆汤”是指澡堂里作为冲洗用的干净热水；而手桶也就是提桶，亦即带梁(拱起或成弧形的柄)之水桶。当时到日本长崎的中国商人，势力最大的主要有江浙和福建两个地域的人群。从《清俗纪闻》“浴殿”图中，可见是以柴火烧沸汤水的浴室，与福州自然天成的温泉显然有所不同，故而当是江南一带的浴室场景。
从中国的史籍来看，江南一带的浴室有不少记载(韦明铧先生作有《考“混堂”》一文，载《扬州曲艺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我们可以以此对照《清俗纪闻》中的相关资料。明代中叶杭州人郎瑛曾说，杭州八字桥东有浴肆，“夜半即有汤”。他在《七修类稿》卷十六中进一步指出：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吴俗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到混堂入浴是生活在苏杭一带之“天堂”中人的一种日常生活享受，同时代的北方人大概不曾拥有，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舒筋活血、顺气畅怀的个中乐趣。对此，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山崎美成著有随笔集《世事百谈》，该书卷三载“唐人ぱ浴せずとぃふ谚”，中引《一家言》李渔向倪涵谷孝廉借澡盆一浴的文字，其书妙趣横生，亦可见南人与北人之风俗迥别：
弟入都半载，尘垢满身，未经一浴，无其具也。北人都不弁此，且谓多浴耗神。不审此地诸公得此养生妙诀，果能与彭
山崎美成继而指出，当时来舶长崎的清人，也不洗澡，而只是将毛巾浸泡在热水中，然后擦拭肌肤。他以为，这大概就是《一家言》所谓的“北人迂风”吧！
揆诸实际，笠翁欲借木盆而不用磁盆，倒不完全是担心怕洗到人港处遽而土崩瓦解，而可能是由于他在南方洗惯了“盆汤”。因为盆汤时所用，均系木盆。《清俗纪闻》“居家”中，就有“盆汤”一目。盆汤是一人一间，并备有一个木盆的汤浴，这当然是比较高级的浴室，不过每人平均需花费三、四分的银子，应属穿长衫者所得享用。因此，笠翁借木盆洗澡一事，似可折射出当时北地盆汤甚至混堂还尚未普及。大概只有等南人北上达到一定的规模，澡堂乃至盆汤(北方称为盆塘或官堂)才会拥有市场。
对于北方的澡堂，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先生所编《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就有一些描述。例如其中的《北京市井风俗编》第十八章就写道：
北京里的澡堂子，是人洗澡的地方儿，他那门口儿，可是有好些个记号儿，墙上是写着“官堂”一座，“盆堂”几座，又写着“净水池堂”一座，中间儿是一个挺大的“堂”字儿，对子总是“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堂”。或是写“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都可以的。要是到了晚晌的时候儿，是在门口儿立着一根狠(很)长的杉高杆子，上头挂着一个灯笼，所为的是有人要洗澡的时候儿，好容易找的着。……那澡堂子，也不算是干净，因为北京人家儿多半儿都没有澡盆，没法子才上那儿洗去。要像是南边的地方儿，不但澡堂子狠干净，而且家家都有澡盆，随便就可以洗，不像北京风俗，都是上澡堂子去洗澡去的主儿狠多。
文中的两幅对子，其中之一的下联，与《清俗纪闻》所载大致相同；而另一幅对于，则是北方浴室的通例。《续都门趣话》曰：“从前京师澡堂，率于门首粉墙上署一联：‘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千篇一律，几无人敢更易一字。”相比之下，在“南边的地方儿”，澡堂不但干净，而且很早就已颇具规模。在清代中叶，扬州城内外有数以百计的混堂。对于混堂内的设施布置，《扬州画舫录》卷一《草河录上》有如下的描述：
……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柜，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
李斗笔下的“浴池之风”，“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不仅与吴俗相同，也跟差相同时的《清俗纪闻》之描述颇相类似，这说明后者对澡堂的描摹，确实是以江南浴室之场景为其素材。晚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有：“扬州好，沐浴有跟池，扶掖随身人作杖，摹挲遍体客忘疲，香茗沁心脾。”这说的也就是“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的情形。福州澡堂水不甚热者也称“娃娃池”，因为小孩肉嫩皮薄，经不起皮厚肉粗的老人那样可以用热汤猛烫，故有此称。“洗邋遢”虽然不曾闻说，但“有钱没钱，洗汤过年”，却也是无论贫富均都奉行的准则。因此，除夕日澡堂的生意总是顶好的，有时竟至于排起了长龙。男子做亲(结婚)前一夕必至澡堂入浴，这也是惯例。或许是过于憧憬随即而至的“小登科”，有时喜极生悲，准新郎倌神魂颠倒糊里糊涂，竟至误入滚烫的大池(大池水极烫，也最干净，似即《清俗纪闻》所谓的陆汤。一般人只是用手桶舀出，掺以冷水用来洗头)，烫坏了身子，最终酿成悲剧的事例也屡有所闻。
据前述《七修类稿》称，混堂门榜曰“香水”。在清代前期，扬州城内莳花赏鉴，蔚成一时风尚。特别是菊花，到雍、乾年间，栽种渐趋繁盛。于是，费执御《梦香词》称：
浴池郡中(按：指扬州)美甲他处，池水日以野菊花渍之，名曰“菊花香水”。
这与福州稍带硫磺味的温泉不同，也可作“香水”的一个注脚。
至迟自清代起，扬州就有“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之说。“皮包水”是喝茶，“水包皮”也就是洗澡。这种风气曾随着豪侈风雅的“扬气”或“盐商派”的生活方式之传播，在苏北各地都颇为盛行，即使是滨海荒陬也不例外。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贵重书——彩色画卷《清国漂流图》中，文化七年(一八一○年，相当于清嘉庆十五年)，日本船“长久丸”自琉球那霸归国途中，陡遇风暴漂至中国。这些日本船员在经过通州(今南通)城西门一带时，就看到当地的“混堂”。根据差相同时的中国方志记载，从通州沿运盐河和串场河北上，到僻处海隅的东台，那里竟也是“
在扬州一带，澡堂中修趾甲、剃头者多是江北人(很多是苏北盐场各县排泄出的无籍游民)。晚清两淮盐业衰落之后，服务性阶层纷纷外徙，诚如徐谦芳《扬州风土纪略》所述：
扬地产妓女、佣工、庖人、剃发匠，此亦不必讳也。佣工仅及于海上，余则各省多有之，发匠且达于东瀛。……
故而后来扬州以“三把刀”(即剃头刀、切菜刀和修脚刀)著称。其实，“三把刀”的说法，并不为广陵所专美。福州的“三把刀”也相当有名，其中的剃头刀、修脚刀也多附丽于汤堂。清人王式金《福州竹枝词》曰：
汤门城外水常温，结构亭台自一村，浴罢半瓯茶乍试，归途凉趁日初昏。
该诗自注：“汤门井楼门外出温泉，土人构亭馆为浴室，暑月游人极盛。”汤门、井楼门为明清时代福州相邻的两个城门，乡土史家陈文涛先生曾著有《福州市上下古今谈》，其中就有三山温泉的详细记录。早在宋代，福州已有汤井巷、温泉坊的地名，及至明清时代，汤门、井楼门一带更是形成了驰名远近的温泉休闲区。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曰：
闽县井楼门外有温泉焉，居民于其处开设浴室，谓之汤堂，夏日尤多。有日新室、一清居、万安泉、六一泉等名。重轩覆榭，华丽相尚。客至，任自择室，髹盆
施鸿保并引清人查初白《炎天冰雪集》中的《凫山同年邀游城东汤泉诗》说，在清初当地就已开设浴室。“凫山”即满保宗，时为闽浙总督，他邀其友查慎行同浴其处，可见当为比较高级的浴室，恐非一般引车卖浆者流所可享用。
据说，夏季“洗汤”，在浴室中出一身热汗，对发泄酷暑郁闷之气颇有助益。不过，汤池店内“暑日游人极盛”，恐怕更多的还在于“浴翁之意不在汤”吧？！
福州汤堂中“雏伶妙妓”那样的角色，在江户时代的日本风吕屋中也曾出现，称为“汤女”。据远藤元男《近世生活史年表》(雄山阁一九九五年二月版)，宽永十年(一六三三年，相当于大明崇祯六年)，江户(今东京)就流行起汤女风吕。风吕屋中的汤女原来是“垢搔女”(替人洗去污垢的女子？)的角色，后来才演变成三陪性质的卖春私娼。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通过与清朝商人的交往，并从购得的大量汉籍中了解中国，学习唐山人的穿衣戴帽。享保年间，唐通事通过询问来舶长崎的清人朱佩章，写成了《清朝探事》，详述中国的风俗文物，其中就有对“福州式木屐”和“杭州式木套”的状摹。只是不知此处的“福州式木屐”，是否就是汤池店内所见的那种“鞋拖屐”(elokiak)？
据《大阪繁昌诗》的记载，日本的“浴肆事实状态”，“与西土颇相似”。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西人”，“西土”也就是中国。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汉语教材中有一部叫《闹里闹》，其中就讲到中国苏州的浴室：
……当初潮州人初到苏州地方，……忽见一个浴室，说是里头有绝精的香水，今日新开的。许多人去洗燥(澡)。那潮州人，那一日转湾抹角，转过了许多湾，多走几里路，觉得有些倦了，心里要去洗浴。走进浴堂去看，那浴堂里头果然洁净，每人名下一个衣柜，衣柜上编做号数，又有一根二寸来长的号筹拴在手巾上。但洗了浴出来的人，那掌柜的验了号筹，开了衣柜，交把衣服，再不得差错。当下潮州人脱了衣服，
职事，大概也就是唐通事。《闹里闹》是长崎培养唐通事的课本，而当时的通事中有许多都是福州人(指说福州方言的人，除了府城外，还包括福清、长乐等地)特别是福清人的后裔。在福州，故老传说中有许多在澡堂中受骗的故事。有一则故事是说某瞎子富翁上澡堂，一个穷人想骗他的衣物，并借机愚弄他，就假装是个伙计，声称自己姓“齐”，名“梨汉”，让他将衣物放心地交给自己。结果，等富翁下了汤池后，他就将衣物钱财悉数席卷而去。富翁浴毕，大呼“齐梨汉”，结果引来众浴客围观起哄，精赤条条地出乖露丑。原来，闽地方言，“齐梨汉”与“齐来看”同音。当此小市民之狡黠与机诈弥漫于整个社会之际，即使是到了晚近，老辈还总是告诫后生，上澡堂千万不要带手表等贵重物品(当时手表是个大件，与时下不同)。下池之前要用被单(铺在竹椅上的蓝色条纹布单)包好自己的衣服，最好竹椅要离浴池近些，能为目光所及，以便于看管。较之福州人，扬州人显得更加精明。日本《大阪繁昌诗》引扬州人石成金的《传家宝》曰：
浴池混堂内，贤愚人众不可多带银钱，如久浴，可出池将衣箱看过再浴。(又曰：如浴完穿衣时不可背着衣箱，须紧靠箱前，勤勤照看。穿完衣服，起身时，须将箱内各处用手一摸，恐有零星遗忘之物。大抵日间洗浴，失物者少，而黑晚多致误事，又曰：要日间初开池时进浴，人既稀少，水又洁净，倘至黑晚，人多水污，失落衣物尚是小事。人众混杂，多有梅疮、结毒、疥癞之类，倘传染于身，流害无已。)
明清时代江南的生活艺术对于江户时代的文人趣味，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活艺术类的著作(明清文人的笔记、随笔，如《五杂俎》、《考
在《大阪繁昌诗》作于幕末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其书卷之中“浴肆”条下先是收录一首诗：“众歌疑是树间鸟，群浴看如水上凫，万客须清心底垢，何愁污浊满肌肤。”其下注云：
……浴肆又名混堂，都俗称之风炉屋，其开门也卯，其闭之也戌矣。门外揭红灯，题以号，号屦之皆以汤宇(樱汤、扇汤、布袋汤、时雨汤之类)。肆主坐高坛，收浴钱(孔方八穴，至严寒必增)。
接着，《大阪繁昌诗》引用了《七修类稿》、《传家宝》等书，说明浴室的“和、汉同风同弊”。从上述可见，当时大阪的浴室卯时(早上五点至七点左右)开门，戌时(约晚上七点到九点)关闭。而肆主坐高坛，收取浴钱，此与《清俗纪闻》所记及图式颇相类似。
在江户(今东京)，早在德川家康人府之翌年，亦即天正十九年(一五九一年，相当于大明万历十九年)夏，当地开始已有澡堂出现。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二编曰：
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炉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当两户间作一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试事者谓之伴头，并户开牖，牖下作数衣阁。
周作人先生在《浮世澡堂译后记》一文中，曾说“《浮世风吕》在卷头一叶插画里，下半画着伙计坐在帐台上的情形(两旁的一幅对子却非日本所有，乃是从《清俗纪闻》卷二抄来的，虽然不知道中国浴堂在清朝是否如此)”。但我想，宽政十一年(一七九九年，清嘉庆四年)林述斋在《清俗纪闻》序中曾说：“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也就是担心《清俗纪闻》的问世，会对日本社会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浮世风吕》插画中的对子，或许正可说明中国混堂对浮世风吕的影响。
周作人接着说，式亭三马的落语小说《浮世风吕》，借澡堂作为舞台，让日本社会中的男女老少，走上台来，“对唱说白，表现自己”。这样的角度，无疑是找准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这颇有点像是《茶馆》所给予老舍以创作空间那样——其实，无论是澡堂，还是茶馆，都是东方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一。韦明铧先生曾引《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的一段话：
从前有一位父执告诉我说：“中国有三个城市，少年人不宜久居，就是扬州、苏州、北京。扬州有句俗语‘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形容一般人的生活，上午在茶馆，下午在澡堂。苏州人也是茶馆生活。北京的情形，虽然微有不同，而那些有闲的少年养成了这种习惯，生活过于懒散，是无法求得进步的。”
这让韦先生“产生一种奇想”——“也许混堂的‘混’字不仅仅是形容浴池中的水，而是形容浴池中的人。‘混’是一种生活环境、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混”的反面就是“非混”，也就是认真，正像从前老人家的那句名言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稍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恰恰缺的就是这“认真”二字。相形之下，日本人的一板一眼，使得他们的许多东西虽然都学自中国，但其模仿制品却往往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的寻常物品具有一种精致的美，传统的生活享受，也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却并没有褪色，而是愈益精致，从而成为代表日本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反差强烈，历史时期曾处在东亚文明核心地带的不少传统的生活艺术，却正随着经济的成长而逐渐淡漠乃至湮没……
小时候三分钱、五分钱(浴票之外另发肥皂)洗一次澡，当时泉源很多，澡堂也相当不少。“闽地地卑温”，温泉似乎是此种气候的天然调剂。八十年代初从四季如春的福州来到长江以南没有暖气、冬季湿冷的上海，第一年手脚龟裂，并结冻疮，但回去泡一次温泉浴就全好了。只是此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泉源纷纷被大宾馆和机关宿舍所圈用。余下的一些澡堂，价格上扬固不待言，部分人饱暖之后滋生出的某种欲望所留下的“难言之隐”，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古世风愈来愈缺乏“没人堂”“休来浴”之类的自律公德，也让人对大众浴室望而却步。此外，家庭卫生设施的改善，社会生活的日趋商业化，人们生活节奏的加速，使得悠闲迅速地远离了平民百姓。劈里叭啦的木屐声再也听不到了，传统食品似乎失去了她的魅力，碗糕以及伴随着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吆喝久违了，市面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纽约客”、“桑拿浴”，而旧时的城市风情却正迅速地消逝得无影无踪。
附识：一九九八年三月，雨窗静寂，陡闻吠声聒噪，聊作小文存此留念，且志乡土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