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蒋介石曾打算让毛泽东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 Qzone日志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毛泽东质问道：“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末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在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再去。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了。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
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