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国咱们的家

为什么做好人难？这个问题无论是在谷歌还是在百度上都没有一条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以为，做好人难是当前的客观环境造成的，这个“客观环境”就是“中国的国情”，而造成这个“特色国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教人向恶的政治制度。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来借钱，而你又有能力借的时候，你是借还是不借？不借肯定会得罪朋友，而借了你不但会失去金钱，甚至还会失去这个朋友，除非你打心眼里觉得这笔钱一定得借，哪怕借钱的朋友不还钱也是正当的。中国人借钱不还的习惯大约是从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因为那时就是借银行的钱也可以不还，大不了你与银行的掌权者内外勾结，支付一笔回扣，然后，几百万、几千万的银行贷款就可以“划呆”了。而这些被他们随意“划呆”的贷款，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多年积蓄的血汗钱。
如果你见别人被肇事逃逸的车辆撞伤了，你千万不能去救，因为你很可能会被诬为肇事者，不然你为什么会救他？你说你是学雷锋，笑话，你到法庭上说这话试试，肯定会让法官笑掉大牙。因为救死扶伤已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常理”。
如果你看见坏人在欺负一个女孩子，你千万不能见义勇为，因为哪怕你为了保护那女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个被你救的人也未必敢站出来为你的见义勇为作证。那女孩子会以为那个坏人很有背景，他的什么亲戚也许就是掌握着许多人生杀予夺之权的权贵。自己如果出来作证，不仅未必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可能会再搭上自己“清白”。她的“清白”远比你的生命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千万不能以“不贪为宝”，别人都贪，你却不贪，你就会成为另类，他们就会将你淘汰出局。某市的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就因为没接受纪委书记小舅子的礼品，并且在局党组会上表态认为这个被老百姓称为“高衙内”的小舅子不适合担任某区公安分局局长，而被纪委书记“双规”。
如果你需要去行政机关办理一件正当合法的审批手续，你千万不要以为可以不需要花银子。一个正当的审批程序，他们可以批，也可以不批，可以三天内就批下来，也可以三年内也批不下来，您就掂量着办吧。
如果你想出于善意给领导提出批评性意见，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所有官方机构和国有企业内，一把手就是皇上，你敢批评领导，一定是活腻了。当然，如果你是在私企工作，也许会有一些例外，因为私企的一把手会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利益，对于善意批评也许可以接受。而国企和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决无这个“后顾之忧”，说不定他们比你还希望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府跨台呢。因为他们早已捞得脑满肠肥了，党和政府想要存续下去，就得不断地反腐败，弄不好哪一天东窗事发，就会把他们自己给反进去。而如果党和政府跨了，他们够三五辈人吃用不尽的财产也就没人追究。怪不得有人说当年苏共跨台就是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故意自凿沉船的。
如果你是专家、教授，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独立的人格，可以凭科学的良心说话，当年那个被称为“瘦肉精”的东西就是因为领导讲话要发展瘦肉型的猪，一些科学家就不敢在论文上提“瘦肉精”的毒副作用，就连大科学家钱学森在“大跃进”时也要违心地说一些“亩产万斤粮”的假话。
如果你是医生，你千万不能体恤病人，舍不得让病人去做本可以不做的CT，舍不得给低收入人群开本可以不开的高价药，否则与你有切身利益的提成拿不着不说，就连科室和医院里的领导也会不高兴的，因为你不能给他们创造利润。国内因此被淘汰出局，不得不出去自己开诊所的医生已不在少数。
如果你是法学家，那就更惨了。你参与制订的法律，你费尽心血作出的法条解释屁用也没有，君不见某些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的文件已出现在法院卷宗里，那就是法官知错错判的依据。法官只能按领导旨意和政府文件判案，而不能按法条判案，这就是“党的利益至上”的具体适用。毕竟许多法院都把党的利益摆在了宪法和法律之上。而党的利益又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往往被具体理解为各级党政一把手的利益。不过你千万别怪法官软弱，面对某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程序违法的案件，你们这些法学专家不也一个个地在报纸上表态说“程序合法”吗？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咱们的大学都是官办的，咱们的政法机关都是党养的，你不听人家的话，你就得下课，人家让你咋说你就得咋说。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称你们专家为“砖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是律师，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只需“自律”，完全有权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为你的当事人服务，现在司法部在你头上悬了一把“政治”之剑，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得学会味着良心“讲政治”、“顾大局”，对于敏感案件的当事人，拿人钱财不予人消灾也不是你的错。君不见，许多有良知的律师，宁可被停业、被吊证也要坚持法律的底线，最终他们只好选择离开律师队伍。因为中国律师实质上已异化为权贵的摆设，脱离了当初建立律师制度的本意。
如果你是一个蒙冤的访民，你千万别相信那些官员的鬼话，许多官员为了作秀常常会在电视上、报纸上说一些要纠正冤、假、错案的好听话，于是就引发一轮又一轮上访潮。可有上访就有截访，你的冤案得不到纠正不说，你的小命说不定就给访没了。被失踪、被精神病、被自杀往往是一些执着访民的最终归宿。毕竟官员们要上下照应，他们筋连着腿，腿连着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十年河东转河西，谁会为你一个蒙冤的老百姓申张正义？你看看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人都冤死多少年了，翻案了吗？
你如果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百姓，那你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你可能有一天被突然指认为杀人犯而被判除死刑。你说我没杀人，我冤枉。那个脑残的警察会把你折磨得生不如死，还会让你回答一个你根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你敢说没杀人？街上那么多人我们都不抓，为什么偏要抓你？”你说我连门都不出，一天三顿饭让家人给我送进屋子里吃，看看谁还敢说我杀人？但那青菜上残留有非常剧烈的农药，那酒里有毒，那肉里有“克伦特罗”，牛奶里有“三聚氢氨”，面粉里有滑石粉、吊白块，自来水早已被污染……就怕有一天你自己突然死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就是咱们的国家，这就是咱们的家。但你也别太悲观，以上提到的这些个事儿古今中外都有过，只不过咱们现在表现的比较集中、比较典型、比较全面而已。所以，有能耐的人都加入了外国国籍，包括许多官员也早已把自己的家属子女和存款弄到了国外。可咱们没这个能耐，咱们不仅这一辈子要在这个国、这个家里生活，说不定下一辈子和下下一辈子也还要在这里生活。所以，咱们还得忍受下去。只是，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美好一些，咱们是得作出些努力，来改造我们的国、我们的家了。
其实，在民国时期，咱们国家的国民素质还是十分高的。所以，吾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再呼吁要在中国全盘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可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竟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听从吾党提出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之忠告，最后落了个惨败的下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吾党内个别人的胡作非为（这完全不影响吾党之伟大、光荣和正确），“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假大空的政治说教把人心都搞坏了，国民素质每况愈下，致使中国已不能适应西方的民主。于是我们距离西方的民主越来越远了，仅存一点儿“中国特色民主”供我们享用。
所谓西方民主，就是老百姓有权把握官员的命运，把官员装进笼子里，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所谓“中国特色民主”，就是官员有权把老百姓围在圈里当猪养，想怎么宰割就怎么宰割。于是，咱们是当围观“猴子”的观众，还是当任人宰割的猪就成了一个问题。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想当任人宰割的猪，如果真是这样，咱们就得自觉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了。
咱得让这个国家的人都多一些诚信，咱得让这个国家的人多一些善良，而这一切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因此，咱们都要多一些思想，想一想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员和权贵不敢肆无忌禅地欺压百姓，想一想怎样才能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赶下台，想一想怎样才能真正成为这个国和这个家的主人。
只有咱们的素质提高了，吾党才能适时地将“民主”的权力恩赐给咱们，咱们才有权力围观“猴子”。如此一来，咱们老百姓就能享受吾党在六十多年前向国民党呼唤的那种民主了，吾党为之呐喊了近八十年的民主愿望也就能实现了。
这不仅是吾党的一大幸事，也是咱们全体中国人的一大幸事。更是咱们的国家和咱们家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