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性：近代中西医论争的文化表征

郝先中
摘要：从文化接触的视角来看，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与对立，无疑是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及话语场域之间的冲突。这场论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反映，烘托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道景观。五四时期的欧化思潮与反传统主义为中西医论争埋下了思想根苗，而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构成了中西医论争的文化表征。历史表明，对抗与排拒无济于事，多元与共生才是合理的发展路径，而豁达与从容或许是中国医学走向未来最为舒展的文化姿态。
关键词：中医；西医；传统文化；现代性；中西医论争；
中西医学的百年流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构不成夺目耀眼的篇章。但作为一门关涉国计民生的应用技艺，医学却与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且学术构架脚踏义理与实用两端，医学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的特点，也包含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的内涵，诚如熊月之先生所言：“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以为医学最为合适。”[[1]]（p710）可以说，中西医学的命运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镜，聚敛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情绪与科学思潮等各种冲突与张力。从这个意义着眼，医学无疑可为活生生的文化标本，而中西医学的扞格与汇通，实质上就是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一特性决定了中西医学的论争极易跳出单纯的学理之争，跨出医学界而拓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因此，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医论争问题，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解剖标本。
一、中西医论争：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道景观
近代中西医论争始发于清末民初，国学大师俞樾提出《废医论》，构成废止中医思想之滥觞。民初后废医论者渐多，1916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提出废止中医，非偶发之论，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几年后杜亚泉、恽铁樵等出面应战，开中西医学术正面论战之先河。1925年，中医界再次请准中医加入学系，中西医之争卷入国家层面；同年，上海医师公会创立，废止中医之营垒开始形成，于是中西论战了无虚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肇建，政府设卫生部，权柄为西化派所握，中西医之间形同冰炭。中医甚至被激进派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他们不惜以“规划现代化的卫生工作”为名，动用政府行为立法干预，意欲废止中医，开辟了五四以来以政治法权解决文化论争的先例，中医的命运问题第一次被提到现实层面，中西医冲突骤然升级。1929年废止中医案出台，由此引发全国性大抗争，双方剑拔弩张，势如洪水，不复可遏。这场混战持续近10年因抗战而搁止，其间，医界、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公众纠缠其中，集会、请愿、抗争、论战此伏彼起，此为近代中西医论争的主要过程。
近代中国医学格局的演变，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发展，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经历了特殊的分化与裂变过程，在冲突中形成了新的文化特色。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近代社会，“文化救亡”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主题之一，他们急于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开始把目光投向给自己带来创伤的西方世界，岂料，这个相对陌生的世界让他们眼花缭乱，不少人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检讨和反思，对比中西文化的优劣，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求索富强之术，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经由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些思想上的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不断升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高潮。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天朝大国”的意识，其特有的文化优越感驱使着人们历数国学之长，但近代中国遭受的耻辱和严峻的现实还是迫使中国走上“师夷长技”、“采西学”的道路，由最初器物层面的效法到政治层面的套用，再到对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推崇。一部分思想文化界人士从认为中学不如西学发展到中学全部不如西学；从认为西学只是在枝叶上优于中学，发展到认为西学在根本上优于中学。在这些讨论中，出现了推崇西学、鄙夷中学、主张兴西破中的全盘西化思潮，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废止中医论。由于西医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严密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实证性理论，容易使人信服，相反，中医理论建立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上，有很大的思辨性、猜测性和模糊性。中医理论的这些特点容易使人肯定西医而否定中医，做出西是中非的判断。正是这样一锅异质医学理论交织所形成的“夹生饭”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对决，为近代中西医的大规模论战埋下了伏笔。
医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始终受着整个文化体系的制约。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在这样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的有关话语权的争夺。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被动局面就无可避免。也正因为二者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质疑与反思。
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趋势牢牢地左右着中国传统医学变迁的走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20世纪初的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漩涡之中。在整个中学都遭到抨击、破坏，整个西学都受到推崇、提倡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氛围中，中医学不可能不遭到冲击，医学界的欧化思潮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必然的伴随现象，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欧化思潮的必然组成部分。最先主张引进西方医学和批判中医之弊端的本为中医界人士，而且后来的中医界内部也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欧化势力，这足以证明欧化是中国医学近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而西医人士中主张全面废止中医的言行则是极端的欧化论，它的产生和盛行更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
二、骂中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场
今天，我们讨论中医在近代的历史命运时，根本无法绕开“五四”。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派生的欧化思潮、反传统主义对传统中医的命运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刷下，深受西方科学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习惯于采用以西例中的方式，对中医理论大加批判和否定，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后的东西文化优劣之争导致中西医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中医甚至被海归派视为被置于弱势文化的行列，倍受打压，几乎沦落到了“失语”的境地。一时间，享有几千年历史荣光的中医学，一下子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成为激进主义者声讨的对象，被指责、攻击甚至谩骂，“骂中医”一时成为欧化知识分子们的一项饭后运动。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批判中医的标准就是西医。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结构，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2]]（p9）
胡适虽然没有强烈而过火的批判中医的言辞，也没有直接介入之后的中西医论战，但他是个西化思想很浓的现代学者，自称是“信奉西医的人”，并且支持他的友人批评中医。可以说，他对中医的态度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明确指出过，现代医学只能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3]]（p2），他甚至断言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
丁文江是“五四”时期思想界极端排斥中医的代表人物。这位被胡适认为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4]]（p2）对中医憎恶和贬斥几乎到了极端。他“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5]]（p62）据陈伯庄回忆，“有一次论到中医，我坚持中药具有实验效用，在君（文江――引者）极不耐烦 。我说，‘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他断言回答说：‘不！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6]]（p67）丁文江曾有一首“寿高梦旦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7]]自然，这是一首谑联，不能作为历史文献去解读。但作为一种思想的表征，“骂中医”的背后暗含着“五四”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在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人的著作里，都有很多批判传统中医的辛辣文字。至于说坚决不看中医的，绝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直言不讳地说：“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8]]（p492）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9]]显然，在傅斯年等人的意识中，新学与旧知是格格不入的。鲁迅贬低中医，是众所周知的。从1918年《狂人日记》到1936年《花边文学·读书忌》为止，18年内所写的大量著作中贬低中医的章节至少有40多处，最经典的一句要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0]]（p128）同样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认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11]]（p93）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以西方科学文化来比照中国科技与传统文化、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留洋派中几乎成为一种定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以科学为准绳的话语体系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国故、经典、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必须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12]]
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中西医被强行地推到了“新与旧”的语境中。传统中医的守卫者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反映在医学界，就是一场沸沸扬扬的围绕“中西”、“新旧”名称问题的笔墨官司，中西医双方互赐恶谥，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而中医自称为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称之为西医甚至洋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一时间，“新”、“旧”、“国”、“西”成为中西医对攻战中相互杀伤对方的飞弹，如果说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缺乏冷静和客观的话，西医界激进人士对中医的批评则更近于苛刻和羞辱，双方讥讽谩骂之言日趋激烈。而“整个进程是以西医的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13]]。
这场名称之争暗含了中西医冲突的思想史内涵，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中，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经意间，从原先的华夷之争演变为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透过单纯的斗争形式的演变，可以看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从“华夷”语境中对西方文化的鄙薄，发展到“中西”语境中双方的对等，再到“新旧”语境中双方地位的倒置，其中包含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和否定。
这场知识界对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的激烈争论，进一步导致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升级，大量赞扬西医的文章见诸于报章杂志，同时，偶有社论主张废弃中医。”[[14]]（p32）不可忽视的是，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处于守势。
1923年的“科玄之争”，实际上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吸引了几乎中国全数的知识精英参与其中，尽管参加讨论的人数、派别颇多，观点各异，讨论的范围极广，涉及古今中外诸多思想流派，但讨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科学是什么与科学的功能（即科学与人生观及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在这场论战中，虽然没有形成最终的理性结论，但就阵容、气势与说理的知识性、逻辑性而言科学派占据绝对上风。科学派坚信：“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15]]（p40）这种论战的格局直接影响到知识界对作为传统文化支脉的中医学的立场与姿态。可以说，这种感染力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央卫生行政的决策者，并为他们确定“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的政纲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依托。医学被贴上“玄学”、“旧学”的标签，背上了“玄学鬼”的骂名。
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有无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反复辩论的话题。显然，这些在五四时期出炉的思想和言论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影响。或许可以说，民国时期大规模的中西医论争，在五四时期就埋下了思想的根苗，因为思想界的导向对历史的影响往往是关键性的。
三、传统与现代性：中西医冲突之文化表征
清末民初，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渴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反传统主义和欧化思潮，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其本质则是渴求现代化的焦虑，即在国家现代化受挫的时刻，追问现代化困难的文化因由。因此，这种文化反思和追问尽管包含有大量偏颇性、片面性的内容，但无疑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这一进程进行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进程中的情绪体现。他们运用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的进化、竞争、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文化观念，由此显示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的历史内容。它蕴含对传统的挣脱，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憧憬。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传统科学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强的传统性。中医有着与其他传统科学不同的命运。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传统科学先后被近代科学所取代而成为历史，惟有中医一枝独秀，非但没有被西医淘汰，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这一特有的现象被称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医药学自成体系，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此后西方医学借助于其他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西医焕然一新。从经验医学阶段发展到实验医学阶段进而形成现代医学，并以快速的方式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中国医学界的主流。中医学的危机悄然而至，从此面临实现现代化的抉择，因为如果不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发展中医，就不会有任何重大变革的希望，也只能停留在经验医学水平上。中医药学要真正的发展，必须走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加以整理、提高、发展的道路。尽管中医也在发展，但由于速度较慢，与现代医学的差距越来越大。传统中医面临革新与发展的选择，这是摆在中医界面前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这无疑是一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
矛盾由此凸现，因为中西医的碰撞会让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在中医革新的道路上，在与西方医学的交融中，中医药一旦现代化以后，中医传统会丧失吗？中医的特点会淹灭吗？中医还有属于自己的阵地吗？这些困惑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仍令人难以释怀。对立的观点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固有其特具性之固有文化，保存其固有文化，庶不失其民族之特有精神。”另一种“新兴者则毫不怀疑，全加接受，”折衷的观点是：“西医有科学之根据，实无攻击之余地，而中医有数千年历史，不能不有部分之价值，吾人应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合者存之，误者去之，将新旧医学，形成混一，创造我国之新医学。”[[16]]（p48～49）又要现代化，又害怕失去传统与个性，反映了大部分处于社会变革前沿人士的真实心态。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及废止和反废止的斗争相始相终。当请愿、抗争运动此起彼伏之际，恰逢民国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政权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挽救成为当务之急，政府不愿因为中医的存亡问题而扰乱政局，息事宁人的策略成为上乘之举。从政策层面上，政府设立国医馆，从立法层面上也对中医逐渐让步，先是于1931年将《医师暂行条例》修改成《西医条例》，继之于1936年公布《中医条例》，中医由“医士”改为“医师”。1943年，国民参政会通过孔庚等人提出中西医待遇平等的议案，同年立法院接纳中医界请愿，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为《医师法》，中、西医统称为“医师”。从此，传统中医学被认为与现代医学永远地分了家。
事实上，中医药界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呼声和行动从未间断，但实际收效却未尽人意。我们注意到，在中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谓中医现代化基本形成了一种“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用西医学的方法和标准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要求和衡量中医，造成了符合西医标准的便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由于中医学的人文内容和人文方法不符合西医的标准，因此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中医的人文文化被抛弃了，中医的人文精神被消解了，中医学成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验证和改造的对象。脱离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中医现代化的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医化。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科学主义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是乏力的，提出科学主义应从这一领域退却。
我们认为，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是无益的，中医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中医科学化，中医科学化的确需要高扬科学主义大旗，但中医现代化不仅仅是强调中医学能够科学化的部分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有关人文内容部分的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医现代化不仅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是中医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所以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应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医现代化首先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在中医现代化的尝试中，必须弘扬求实、求真、怀疑、批判、创新和奉献的科学精神。中医学研究对象是人，这是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复归的一个重要前提。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去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仁者爱人，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是仁的内核。在医学领域，“仁”是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即“术”来具体体现的。发掘和弘扬“医乃仁术”的科学精神及人文精神，结合时代精神予以提高，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克服当前医学技术主义和医学科学主义的弊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 豁达与从容：走向未来的文化姿态
今天，我们在总结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历史教训时不难发现，废止中医案的最终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西化派余云岫等人的“浮躁”，缺乏全国通盘的考虑，同时，也确实低估了中医和民间学术的反弹力，所以，提案一出，无异于捅了马蜂窝，结果不言自明。而在程序和手段上，西化派则过于迷信和依赖政府的权威，忽视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及诸多制约力量。其实，在商业社会中，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公众，比如广大消费者，而不是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更何况，西医作为外来文化的一部分，本身也不具备考评和衡量中医的权威，试图通过权力机构实施强行限制，自然无法服众，遭到猛烈回击也在情理之中，结果也显而易见。
这次中医废止之争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法则：在医学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作为现代国家制度的政府行政部门，其实也不具有绝对的权力掌握国家的医疗卫生方向，无法凌驾于社会消费群体之上。欲效仿日本，采取行政措施自上而下地强行“废止中医”，自然不能奏效。今天看来其实很简单，政府要做的，完全可以在充分尊重社会意愿的基础上，提倡和建立社会统一的商业法则，实行优胜劣汰。因为正当而可行的改革，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公众，最重要的是社会效率的提高，政府手中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于公权。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医废存之争中，废止派一方的最大犯忌就在于主体的彻底错位。废止中医案之所以遭到全国性的抵制，最终导致流产，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公众的话语权是政府和西化派所无法淹没的。同时，一个深刻的启发也产生了：在任何时候，政府法权都不具备学术评审的权威，如果政府凌驾于学术之上参与这种评价，无疑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废止派的失误在于不在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和竞争力上做文章，而是一味依傍政府的力量（更何况这个政府的内部不同派别的分化又为中医界所利用），他们本想动用政府这块巨石压倒中医，结果却不慎砸伤了自己，或许可以说，是废止派自己打败了自己。
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必然顺应东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背景，走向杂合与多元的格局。中国医学的发展走向，一直是近百年来医学界和思想界孜孜探求的主题。自近代西方医学初履东土以来，一元化与多元化的抉择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起初，一元论者占有明显上风，从罗定昌、唐容川到余云岫、陆渊雷，无一不是持医学一元论主张者。他们或主张以经典中医理论为准则，或主张中西医参合，或汇通、化合、折衷，或坚守国粹、或力求西化，凡此种种，都是坚持中国医学只有一种。
中国医学格局的形式，应该由中国的国情与医学的实效原则而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行将中西医学整合为一体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单纯的西医或单纯的中医的实效都远不及中西医并存的总体实效。今天看来，坚持中医一元化（国粹论）和坚持西医一元化（欧化论）都有偏颇与弊端。而二元医学格局更符合实效原则，也符合中国的实际与国情。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医学格局多半是多元化形式。因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有着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和生产习惯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此，便形成多元化的格局与风格。
一部近代医学史见证了这样的结果：中医药界并没有拒绝西方现代医学，在所谓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核，这是它能够接受新科学的基本条件。因此，二者在实际的接触和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地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吸收新的成分，而是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近代以来的学术论争和医界变迁就是这一发展的真实反映。
中西医学共同面对人类医疗与保健的命题，共同承担保卫众生的使命，二者又恰恰在20世纪这个时空关节点上相遇，倒是一份历史的机缘。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对抗与排拒不能解决问题，多元与共生才是合理的发展路径。而宽容心态与兼容学风更是双方互相学习与沟通的佳境，因此，是否可以说，豁达与从容是中国医学走向未来最为舒展的文化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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