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霸权地位看当今世界

--兼评一九九五年国际形势
张宇燕
（一）总体而言，九五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之目标在曲折中继续实现的一年。九五年是极具象征性的一年，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九五年是血雨腥风地区迈向和平之步伐加快的一年，在这一年，持续了数十年的中东冲突和打了数年的波黑战争终于露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曙光，九五年是地区—体化得到巩固与扩展的一年，在这一年，随着亚太经合组织通过《行动纲领》欧洲联盟又确认了货币—体化并同地中海十二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九五年是全球经济平稳增长的一年，在这一年，东南亚除日本外的经济仍旧最具活力同时欧洲、美国成绩尚可，九五年也是强权政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美知识产权和日美汽车贸易谈判双双在美国制裁的威胁下才最终达成了协议；九五年亦是国际金融动荡不安的一年，在这一年，既有巨型银行破产兼并又有美国对日元及马克的汇率波动创战后最高纪录，九五年仍是大国间矛盾增多关系日趋复杂化的一年，在这一年，美国既与俄罗斯因北约东扩争吵不休又与英法多有龃龉，九五年还是恐怖活动猖撅危机四起的一年，在这一年，俄克拉何马城大爆炸之声未静就又传来了埃及总统险遭不测和以色列总理遇刺身亡的消息。
(二)透过美国来分析今日之国际事务并展望明日之世界，可收“纲举目张”之功效。对九五年的世界形势进行评述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对此切入点的要求在于：对它的讨论能够涵盖世界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亦即它不仅能够将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一一如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一一包容其中，同时还能够将各异的问题--一如经济问题或安全问题一一囊括在内。当今世界格局可被简约地概括为“一超多强”，其中，“一超”是指今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多强”则是指主要包括日本、欧洲联盟、俄罗斯、中国等在内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它们之间关系的冷暖阴睛，对当今国际事务及其未来走势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均举足轻重；同时，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亦都把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鉴于此，美国理应成为讨论九五年世界形势最恰当的切入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九五年世界以美国为中心而发生的诸项重大事件，虽说有某种程度上的突发性质，但本质而言，它们大都决定于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内起伏兴衰的历史因素，如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社会组织的进化、思想传统的变迁等。以美国为分析之“纲”，自然意味着对下列问题进行深究：美国的意图，美国实现其意图的能力，美国为实现其意图而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行动，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对世界的影响。所有上述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在九五年所发生的诸事件中得到了反映。
(三)了解美国人时常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理解美国意图的出发点。在多数美国人眼中，美国是人间天堂和人类的灯塔，其宪法是人类智慧与意志的产物，体现了人类不言而喻的真理、美国几乎是一个上帝圈选的国家，美国人优于任何其他人，美国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都是最卓越的，美国有责任向全世界推广它们，由美国来领导世界是理所应当的，至于那些与之格格不入的人或国家，则至少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富足且乐观自信的普通美国人，从某种角度看又是在个人主义道路上走得甚远并且思想简单的人。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他们无所不知但同时又对一切一知半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观念或偏好很容易受到传播媒介的左右。然而，尽管其利益的侧重点各异，但也正是这些普通的美国人构成了美国政治市场的基本单位。同时还应看到，美国人似乎患上了一种竞争恐惧症，害怕在竞争中被他人超过。由冷战至今的美国所走过的正是这样的道路，先是近乎疯狂地对待苏东集团，后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待日本的经济强盛和欧洲联盟的创建与拓展。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思维倾向是，国际政治不过是促进或维持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别国实力的持续努力。而—位真正坚强而自信的领导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通常是不会到处鼓吹其美德和显示其强大、并将自己的意志或价值观强加于人的。
(四)美国的政策大多是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产物。美国式民主政治秩序的代表者(总统和议员)，在金钱统治社会的大背景下，通常是被选出来照顾各种集团利益的。广大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冲突与协调，构成的便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式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的合法性，意即赢得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如果说对外政策仅仅是内政的自然延伸，那么当多数美国人负有“教化”世界之使命感时，政治家在全球维持并扩大美国的霸主地位以迎合选民，在国际事务中大有作为，显然吻合提高其统治合法性之根本目标。尽管有人争辩说；在美国存在着一个游离于政府和企业界两大势力之外、并以谋求公正无私和提高公共道德为目标的第三力量----即所谓的“权势集团”(如大学、基金会、传媒界及研究机构等)，它能够在追逐权力的政府和追逐利润的企业界之间起平衡作用，尽管有人争辩说，美国外交政策所受的压力并未与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却不难看到甚多的相反事实。在冷战期间，每当美苏关系显露出缓和或改善迹象时，总要有某种不寻常的事发生。U-2飞机事件，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韩国民航班机被击落等，均破坏了走向缓和或军备控制的努力。冷战的最大受害者，只是贪婪的国防工业承包商和深知只有在国际对抗中方可获得最大影响力的军事首脑们，以及少数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利益集团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九四年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决定，就和那封由数百位大公司总裁签名的信有关。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公司的成功，和国家的成功或强大往往是两回事。克林顿政府强压波黑冲突三方达成协议，力促中东和谈，除了稳定伊斯兰世界以保证石油供应外，还意在树立形象以求在九六年总统选举中连任。
(五)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患有某种在未来可能发作的致命之疾。像美国这个自我标榜民主与自由的国度，真正的危机源有三个：不同利益集团间在目标上的冲突，以及因互不妥协而造成的内部凝聚力的下降，此其一，种族(主要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此其二;与物质上的放纵享受和个人主义泛滥俱来的道德败落，此其三。抵制并且扼杀创新行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反应，为寻求并保护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效率亦是其自然而然。这—切反映在政策及制度上，便是所谓的“制度僵化症”。勿庸讳言，美国黑人的绝对物质生活水平—直在提高。然而意味深长的却是，他们的相对处境却并未改观。历史经验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社会动荡往往并非导因于绝对的“苦难”，而更多地滥觞于部分“苦难”消除后的剩余部分成百上千倍地无法忍受。对美国而言，要实现全球控制，单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没落必然使美国的价值观和内聚力受到严重损害，进而使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至少部分地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由美国“民兵”制造的俄克拉何马城大爆炸，表明的便是其内部的脆弱性。面对辛普森案件审判而产生的种族对抗和法律权威的丧失，就是有再多的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轰炸机、间谍卫星也无济于事。真正的威胁已经发生变化，它们同冷战威胁已无直接关系。今天的世界有对付一个主权国家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既定方针，但对付内战或内乱则要麻烦困难得多。因此，当动态地考虑美国真正实力时，其内部变化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参数。
(六)虽说美国五十年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就综合国力而言我们实难得出类似的判断。美国是否在衰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对除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对美国地位或力量的判断，无疑是制订其对外政策的基础。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份额上看，九二年的近百分之二十六相对于五零年的约百分之五十、七零年的百分之三十六虽然是大大地下降了(日本则从七零年的约百分之七增长到九二年的约百分之十六)。从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上看，美国所占份额变化不大，、约在百分之九至十二之间。但近二十几年来的巨额贸易赤字，则多少可说明美国在贸易领域地位的下降。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在七六年至九一年的十五年间，美国大体与欧(共体)盟持平但却大大低于日本。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一，在九三年至九五年间的经济复苏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欧洲联盟和日本(三者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二、百分之二点零和百分之零点七)，二，美国自九二年来随经济结构调整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三点二的百分点增长中有二点二个百分点源于此。难怪《世界竞争力报告》最近连续两年排美国产品竞争力为世界第一了)。如果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所下降，那么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美国相对于日、德、(苏)俄、英、法而言，在七零至九零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里所说的综合国力的内容，包括人力与自然资源，经济能力，对外经济活动，科技，社会发展，军事实力，外交能力，政府控制和管理能力等项指标。此外，美国还拥有吸引和使用人才上的优势。
(七)美国经济上的相对衰落,集中表现在支撑霸权的美元特权逐渐削弱。美国主要是利用了美元独—无二的国际地位，从而为它谋求全球霸权提供了物质条件。四五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使美国获得了世界银行家的身份，美元随之成为世界性货币。这意味着：—，世界需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逆差以输出美元，来为世界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二，世界其他国家为得到以美元表示的硬通货而近乎无偿地为美国提供商品，服务或是贷款；三，被大大高估了的美元无形中使美国受益颇丰。美国拿着源源不断印出的美元到世界各地采购，长此以往势必使美元本身贬值；而欧洲和日本之所以愿意持有已经通货膨胀了的美元，部分原因在于籍此可获得美国在冷战期间提供的安全上的保护，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容忍它们对美国的歧视性出口，容忍它们执行进攻性的出口扩张战略。由于美国滥用美元赋予它的特权而在全世界到处插手，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在七三年崩溃，由于对美元特权使用上的“惯性”作用，在随后实行的浮动汇率制下美元汇率一贬再贬并成为全球货币市场动荡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从八六年开始美国历史性地由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九四年底为七千五百亿美元)，由于美国庞大的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短时期内无法消除，更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美元的国际货币作用不对称(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而美元却占世界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五十五，同时美元担负了全球贸易四分之三的结算职能)，因此我们可得出如下推论：美国霸权过分倚重美元特权的时代结束了。然而，鉴于美元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一时难以替代的的基础，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既有的国际地位，由于美国尚可联合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汇率进行干预，因而美元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主要角色。知晓了这一背景，九五年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也就容易理解了。如果说有补充的话，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高涨，对汇率巨涨落起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作用。
（八）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经济体现由美元特权开始向所谓“公平贸易”转移。美国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于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而其最大购买者之地位，又同美元特权唇齿相依。随着美元特权地位的削弱，美国势必寻找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新的经济支点。而该支点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尽可能维持美元现有的残存特权，因为如果听任美元继续贬值，则美国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就将随着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危机而大幅度受损，第二，能够给其竞争对手制造一定的麻烦。也恰恰是在此背景下，美国高高举起了“公平贸易’的旗帜，即要求那些长期享受美国单方面贸易优待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开放市场，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亦不再无条件地承担安全义务(海湾危机中美军成为雇佣兵、要求日本为美国驻军承担费用便是两例)。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另一方面又通过立法从而使自己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特殊贸易国----即有权对那些有损美国贸易利益的所谓不公平贸易实施制裁。这样一来，美国既可以借助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以多边方式迫使它国开放市场，又可以通过贸易制裁这种单边措施强迫那些“从事不公平贸易者”就范，从而达到改善国际收支、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鉴于美国市场是当今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所以几乎任何贸易协定均会使美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在九五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和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的强硬与专横态度，亦可由得到部分解释。
(九)分析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之间的密切关系，亦是理解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点。美国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的关系，常常被贸易伙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所掩盖。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主要归咎于美国的预算赤字。由于美国极低的储蓄率根本无法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因而政府就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维持并促进经济增长，结果就造成了庞大量的预算赤字(到九五年累计近三万亿美元)，考虑到增加税收往往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故预算赤字的弥补只能来自于发行政府债券(九二年国债为四万亿美元并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及印制钞票。如果政府债券的购买者来自美国内部，则债券的出售便意味着挤占国内储蓄，从而无法解决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而滥印美元只能导致通货膨胀，无异于饮鸩止渴。在此背景下，海外的资金的注入就至关重要了；换言之，也只有外国向美国销售商品与服务所赚的钱不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与服务，而是用来购买美国的不动产，各种证券和政府债券，美国才能在不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缺口。而达到这一效果的途径，则是美国通过巨额贸易赤字，向世界输出美元(八二至九四年经常项目赤字累计约一万两千五百亿美元)。当美元特权存在时，当各国对美元存有较高信心时，当对作为清偿手段的美元需求很大时，美国的预算赤字问题并不显得十分严重。但随着美元特权的式微，借助贸易赤字的增加来弥补预算赤字这条路便难以走通了。这是因为随着预算赤字的扩大，为了继续吸引足够的外国资本就必须提高利率，而这反过来又将造成美元的升值，结果又相应地增加贸易赤字，并殃及国际金融的稳定。在不下决心彻底解决预算平衡的情况下，降低贸易赤字的途径，也就只剩下迫使其它国家开放市场或扩大对美直接投资了。显而易见，这一战略是与欧洲、日本及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出口导向政策背道而驰的。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在经贸利益上的冲突，至少部分根植于美国庞大的预算赤字。平衡预算问题在今年成为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争论焦点，并且因总统与国会的争执而引发了部分政府部门的停业，由此看来也不足为怪了。
(十)美国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主要盟国--主要是欧洲联盟和日本--的认可与支持。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西方世界之盟主地位建立在两个支点上：一，美国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障，二，美国向盟国开放市场。苏联的垮台和美元特权的削弱，使得美国要想维持其盟主地位，就不得不另找支点，因为昔日的盟友一下子变成了强有力竞争的对手。这也恰是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时而感到力不从心的一个原因。
真正让美国牵挂的是欧洲。建立一个统一欧洲之梦想由来已久。强敌的存在通常是联合的必要条件之一。欧洲共同市场的创立，其初衷是出于对苏联的惧怕，同时还出于避免下一次法德战争和效仿美国。冷战结束后最耐人寻味事件之一，就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九三年欧洲联盟的成立，更多的是出于对更强大的、并已露出某种颓势的美国的不安(在七十年代末创建的欧洲货币单位就是对美元霸权衰落的一种反应)，出于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的防范，而不仅仅是出于对自由贸易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带来好处的精确分析与计算。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只要单方面降低自己的关税而无须加入任何关税同盟，就可从中得到大部或全部的利益。
欧洲联盟在订立新的规则。表面上看，它们是在订立共同市场的贸易规则，订立与外界经贸往来的规则，实际上它们是在订立全世界的、被称之为“准贸易壁垒”的经济贸易规则：在壁垒区内贸易及生产要素自由往来，而不同壁垒区之间的往来则受到限制。让参加国享有外界无法享受的特权与好处，是使经贸同盟生命力旺盛的充分必要条件。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真正动力之一，就在于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大，而关税同盟仅仅是第一步。欧洲联盟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均大于美国，其目标是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与货币—体化。这就是其力量之所在。欧洲联盟的真正弱点在于它的多国性，故对欧洲联盟的真正威胁则来自其内部。用经济整合政治既需要时间，又需要各国对一体化高度认同。
在种族、文化和经贸方面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欧洲所显示出来的“离心”倾向，一方面使美国感受到了某种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使之产生了某种失落感。在九五年，美国借积极东扩来激怒俄罗斯，美国长期旁观英法德因利益相异而无法在欧盟内部解决的波黑冲突，美国与英法德在挑选北约秘书长过程中的磕磕绊绊，法国驱逐美国间谍并异乎寻常地提出给德国以核保护，北爱尔兰独立领袖亚当斯再度应邀访美，欧盟与地中海十二国发布《巴塞罗那宣言》，并希望以此进入美国传统势力范围，诸如此类，均表明美欧之间的龃龉增多。不难想见，随着欧盟—体化的巩固与深入，美欧矛盾还将涌现。这里需特别指出，美欧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们的共同利益或是相互依存程度，至少从中短期看，要远高于分歧。九五年十二月美国与欧洲联盟签订的《跨大西洋新纲要》，即可支持此判断。
(十一)从金融的角度看，日本对美国霸权的支持从相当意义上讲是决定性的。美国自一四年至八五年始终是债权国。到了八六年美国首次成为债务国，当年它就从国外借了约一千亿美元的债，至九四年底其资产负债净额达七千五百亿美元之巨。相比之下，日本则在八六年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当年其海外净资产为一二九八亿美元。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新发债务的约百分之十是被日本买走的。九四年外国人在美国的资产总额为三万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金融资产。日本把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和储蓄款投在美国的行动，支持了美元，为美国的防御体系融通了资金，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模糊了美国在金融上离不开日本的事实。直到九四年，情况仍旧如此。日本国外净债权累计上万亿美元，其中的相当部分投在了美国。鉴于美国向日本等国借的是美元，结果在国际金融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债务国可以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既在资本项目又在贸易项目上同时获益。这意味着美国既可通过美元贬值而减少债务(八五年三月至八六年三月间美元的贬值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又可促进出口。作为债务国，美国必须取得出口盈余才能最终还清债款，作为债权国，日本因国内经济问题那怕只是放慢向美国融通资金速度就会波及美国的经济，作为大市场，美国经济状况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出口(日本近一半的就业机会与出口有关)，作为外部压力，苏联的解体又使得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需要降低。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日美经济关系既高度依存又必然出现矛盾，并且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珍珠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讲话中竟然对日本只字未提，日本政府在冲绳事件后仍决定让日美安全条约继续发挥作用，表明的恰是两国间的共同利益。
(十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世界政治长周期”。自十六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先后出现过四个“世界领导者’，即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上述诸国之所以拥有压倒优势的洲际性权力，并且能够主导世界基本规则的确立，在于它们在技术和社会组织方面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其中包括航海大发现，近代民族国家，宪政制度、工业革命、现代科技和教育体系等。在每位世界领导者的对面，又都有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博弈规则的“挑战者”，它们是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七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的拿破伦法国，二十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日本及苏联。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争斗的最终结局，揭示的便是所谓世界政治长周期，即“世纪性规律”。此规律的基本含义有三：一，挑战者统统失败了，二，成为新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无一不是先前世纪领导者的主要伙伴，三，挑战者的合作伙伴一般均随挑战者的失败而同遭厄运。对此尚需补充的是，领导地位总是由正在衰落的领导者逐渐地“禅让”给其主要伙伴，尽管在这—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能够成为强有力挑战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最先并有效地从世界领导者那里学到了创新，服从世界领导者或遵守其设定的规则，常常不得不付出、有时是相当高的代价。
如果接受这一分析范式，那么冷战后的世界便是一个有领导者而无挑战者的世界。冷战给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世界领导者美国的主要伙伴日本和德国因“搭”美苏冷战之“便车”而成为世界强国，苏联作为挑战者而溃败并殃及其东欧盟国。共同的巨大反差的一个被加强或放大的逻辑结果，便是、至少暂时是所有潜在的世界领导者在时机未成熟之前避免成为挑战者，并且决不放过任何“搭”它国对抗之“便车”的机会。在无挑战者时，如果存在着人为“制造”另一个挑战者的可能，那就制造之。近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至少可以从中得到部分解释。
(十三)尽管列强与美国的差距在相对缩小，但苏联的挑战失败反而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冷战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一超”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多强”则主要指美国的伙伴日本和欧洲列强，昔日失败的挑战者(苏联)俄罗斯和潜在的未来世界领导者中国，以及那些正处在巩固与扩大阶段的地区集团(如东盟和里约集团等等)。从博弃论的角度看，美国的霸主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国使自己的政策选择成为影响博弃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的概率。直观上看，美元的压倒优势之地位已大大削弱，苏联的垮台使美国的军事重要性急剧下降了，欧洲联盟和日本的相对地位至少从中期讲大幅度上升了，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迅速提高。然而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事实是，世界的“两霸抗衡”格局被“一超多强”格局所替代。这一转换意味着剩下的一霸拥有了一种空前的，使自身成为维持均衡之决定性因素的机会，因为诸强在缩短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相对差距的同时，处于同一或近似水平的强国之数量却增多了，而列强的数量越多，就越是有利于维护列强之上的霸主的权威(这满足了西汉名臣贾谊所开列的“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安邦定国之条件)，因为诸强均不愿作挑战者从而避免成为“出头之鸟”，同时又都想方设法搭他人之便车之。随列强数量增多而来的合谋上的更大困难，亦使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拥有了分而治之的资本。
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指望美国严格履行或承担那些于己不利的条约或义务是不现实的。在历时近两年的美日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完全抛开世界贸易组织而扬言单方面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甚至在接受乌拉圭协议之际，美国竟在其上附加了一个议案，从而使美国“有权”对有损美其贸易利益的国家进行制裁。所有类似作法均反映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尊霸术贱王道”行为方式。
(十四)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美国强大实力的源泉之一，还在于它是一个整体。相对于美国而言，世界上许多强国或集团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的国际金融地位和制造技术，俄罗斯的核打击力量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输出国组织手中强大的能源武器，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充满活力的经济。然而，依靠单一或少数几个力量源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往往只能在与它那种力量有关的领域内产生影响，因而是脆弱的。相比之下，美国几乎在所有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上都名列首茅或拥有—席之地，人口数量和教育程度、军事实力、外交联盟，技术成就与潜力、资源与经济规模、意识形态上的所谓“感召力”、政治相对稳定等等。如果说权力最终归于最稀缺资源或最不可替代资源的拥有者的话，那么美国的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综合力量，便是最稀缺的资源。
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欧洲联盟的本质就是要获得因联合而来的综合规模收益。未来对美国权威或霸权真正构成挑战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欧洲联盟。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国家联盟的质量问题。鉴于各成员国均有自身的既得利益，鉴于冷战后外部安全压力的减弱，鉴于外部世界对联盟的分化瓦解，国家联盟与司法统辖权一体化的主权国家相比，其整体力量或综合实力的质量肯定是要打些折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是说，尽可能利用或制造欧洲各国间的矛盾，在安全问题上维持并夸大外部威胁从而使美国在欧洲被需要，一言以蔽之，在“数量上”听凭欧洲联盟的扩大而在其“质量上”寻找机会以左右影响欧洲，于美国是有益的。
这样看来，“一超多强”的世界和“多极化”的世界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极”的概念至少是三位—体的：它既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又是个人类文化学概念，还是个综合实力不相上下的事实。如果按此逻辑，则由“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化只不过刚刚起步。最可预见的恐怕是原来的美苏两极被新成的美欧两极所替代。这样看来，日本要成为霸主的机会在东北亚。日本要想在综合实力上实现突破，恐怕只有创立以自己为经济主导的、在政治上与他国进行权力分享的，在文化上依从的东北亚儒教经济共同体。不言而喻，这是美国甚至欧洲都不愿意看到的。
（十五）发达工业化国家构成当今世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实乃其间合作压倒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日联盟与美欧联盟之所以能在无确定敌国或敌国集团的条件下得以延续、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其大的背景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迅速提高，从而使发达国家更明确地意识到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共同既得利益及共同的风险。具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共同既得利益体，首先表现为它们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今天的国际货币除了美元就是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或法朗。货币的国际化本身意味着向它国征收一笔货币发行税，意即无偿但又隐蔽地攫取它国财富，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操纵则意味着能够通过高估本币(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发达国家的币值无一不被高估)从而无形地占有它国资源，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或崩溃的最大输家又只能是那些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它们也是现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在使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尽管各国的程度不同)之后，发达国家在迫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开放市场方面，显然拥有共同利益。那种把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作为条款写入贸易规则之中的努力，便是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再次，它们亦是现行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制订者与受益者。安全的定义是它们给出的，对世界和平秩序的理解与维护也必须依赖它们。这样一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均是它们制订规则、行使权力及维护自身利益的场所和途径。最后，它们共同的既得利益还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准确说表现为用同一或近似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诸如“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论”等，体现的就是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某种认同。
仅仅指出发达国家间存在共同的既得利益，说明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它们在无直接敌国威胁下结成联盟这一现象。如果说拥有潜在或实际共同利益是合作或联盟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其充分条件就在于发达国家的数量较少和美国这个‘一超’的存在。国家数量较少将会更容易求得一致意见，并利于监督执行，存在“一超”意味着美国有能力行使“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维持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团结。结果，我们今天目睹美欧、美日、日欧间的冲突与矛盾最终总是被化解掉，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六)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的所有深刻变化无一不涉及国家主权概念的变化。国家主权问题由来已久，然而今天它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因为：一，全球化以及与之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二，超国界全球问题，诸如环境，毒品，移民，债务及恐怖主义等日益增多并日趋严重；三，冷战后民族种族意识普遍增强，从而引起对主权概念的重新定义；四，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存在着某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利，如所谓的人权，从而籍此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五，诸如跨国公司这类被称之为“非国家行动者”的作用急剧增长。一言以蔽之，随着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随着分工与合作之潜在收益的增大，随着对某些价值观念的重新诠释，特别是随着“—超多强”格局的出现，原有的绝对主权概念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所谓“相对”或“弹性”主权观念的挑战。从可能的后果上看，对国家权利的重新界定是一把双刃刀。它一方面有利于合作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为某些大国干预别国内政提供了的借口，甚至其有利的一面也可能被某些大国恶意地加以利用。
与国家主权概念密切相关的问题甚多，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的限度或深度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一一资本，技术管理及知识一一都可以跨国界流动，并且其流动所受到的障碍日益减少。然而有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却不能如此自由流动，这就是劳动力。既使是那些最狂热的自由市场原则的信奉者或鼓吹者，也都回避了允许劳动力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流动的主张。而恰是这个有意的忽略，使得全球及地区经济—体化和诸如“地球村’概念，甚至包括美国所热衷的“人权’概念等产生的致命的缺陷。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之所以被忽略被回避，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它必然要触及文明与种族冲突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
(十七)我国目前的狭义国际环境较好但广义国际环境并不乐观。所谓狭义国际环境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我国的领土安全。今天在我国的周边已无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并与主要周边国家建立起了睦邻友好关系。所谓广义国际环境，则涉及到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演化，国际关系规则与内容的更替，以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改变。从广义上看，我国的国际环境在某些方面程度不同地恶化了。这具体表现在：一，冷战的结束使我国在原有的‘美苏中大三角’中所处战略地位下降，同时，我国战略地位的下降还表现在冷战后各国对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认识模糊，远未达成共识。二，冷战后对安全的优先考虑让位于经济利益，而我国以出口导向带动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与别国的经贸纠纷乃至冲突，井将波及列强的既得利益格局，三，国际人文环境与我国十分不利。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际人文环境。此环境有三项内容，即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舆论和新闻导向。在三者中，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又最为根本。
目前在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支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有三种占主导地位的论调，其一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其二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其三为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将)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如波黑战争)，并把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断言，冷战胜利本身，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模式及社会目标选择，均表明自由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彻底的思想胜利，剩下的只是随时间流逝而必然解决的实践问题了。“民主和平论”宣称，实行所谓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因此冷战后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全球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按照上述三个理论推演，则今天的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便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端。可见，由这三种论调支配的国际人文环境对我国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还有一点估计是，尽管美国同其他列强间的矛盾可为我国提供“搭便车”的机会，但目前来看它们之间发生命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十八）尽管美国尚未形成协调一致或成熟的对华战略或政策，但从其所作所为中不难看出，在“没有章法”的背后隐含有某种逻辑。近年来中美关系坎坷甚多冲突不断：从军售问题到人权问题，从接待达赖到允许李登辉访美，从双边贸易失衡、市场准入到知识产权，从劳改产品出口到吴宏达入境，从克林顿政府九三年宣布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到九四年又不得不脱钩，这些均不同程度地表明美国缺乏一个完整的和协调一致的对华战略。同时，美国目前也不可能制订出一套定型的对华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一直在重新定义中国：在经济上表现为使用新的统计方法(购买力评价法)来估算中国的实力与市场潜力，在战略或安全上用军售与核问题(如北朝鲜的核问题)来检验中国的影响力与合作意向，在文化上则用文明及其冲突来判断中国。至今西方重新定义中国的努力尚未结束。对华战略构成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得到民主与共和两党的一道支持才可实现。但由于美国目前仍未找到发展对华关系的战略利益，故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分歧大于共识。结果，美国对华战略也就成了现在的所谓“既非遏制又非姑息的全面接触”。
表面看失去章法的美国对华战略，其背后是有着某种内在逻辑的。就逻辑主线而言，恐怕在于不愿看到一个在文化、人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与美国均大相径庭的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美国可以容忍东亚诸新兴经济的迅速成长，甚至能够容忍拥有强大单一力量的日本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它永远无法容忍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综合国力之潜力的国家变成强有力的竞争者。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针对按目前速度发展十到十五年以后的中国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认真面对一个正迅速崛起的中国，并在尝试各种途径以阻止或延缓它的发展，至少是找到一条既能容纳中国又能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两全之策。
(十九)在战略上韬光养晦，在战术上有所作为，成为当今我国外交哲学的基础。在对待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要以孟子为师，即“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在对待像泰国、蒙古这样周边小国，则“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具体地讨论对外政治经济政策，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 本文的协作得益于与以下诸位的交流和探讨，他们是：余永定博士、盛洪博土、李向阳博士、卢跃刚先生、邵鸿滨女士、王宇博士、高海红女士，在此特表谢意。水中如有错误或疏漏，则完全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