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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纵深发展，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蔓延开来，且愈演愈烈，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黑洞”。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其加以遏制，经济基础被腐蚀松散就有可能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动摇。为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全面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并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纳入贪污贿赂罪一章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目的是司法救济，是为了补救国家工作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产，但由于其规避法律、毁灭证据等掩护行为而导致大量犯罪事实无法认定的司法漏洞。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作概括性规定，司法机关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仍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存在大量取证难点。本文就试从改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律规定之粗糙性入手，探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概念及立法特征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从1982年8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草案）》颁布实施以来，专家学者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种种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因为不论是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上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都是超常规的。从实体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超常规的犯罪行为。因为该罪的行为状态包括持有、作为、不作为三种状态。持有，即行为人拥有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作为，是指行为人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不作为，是行为人不能说明所拥有或支出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只有当持有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或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的时候，才具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要件。从诉讼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也是超常规责任。因为该罪的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被告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立法通例中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是不同的，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架构
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牵涉到国家工作人员方方面面的问题较多。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不能只是注重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还需注意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中其他证明因素的确认。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获得只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办案人员如能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收入来源，就可以用其现有全部财产加上其所有支出，再减去合法收入，得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用等式来表达，就是：
现有全部财产+所有支出-合法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
由此可以看出，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对巨额财产的获取时间、支出、合法收入以及现有财产状况等分别认定，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从而用这一严密的证据体系来支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应用这个等式时，办案人员要本着“对于模棱两可的数字，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为准”的原则。关于等式中涉及到的各项收支数额如何认定，本文后有详述。
（一）获取时间之认定。对于办案人员来说，搞清楚犯罪嫌疑人获得非法巨额财产的时间是首要问题，对于推动案情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对获取巨额财产时间进行认定，那么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的认定就要从犯罪嫌疑人开始有合法收入、支出和拥有个人财产时起算，这无疑加大了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并且使收集证据的难度大大提高。理论上对于获得非法巨额财产时间的认定，应该是从其获得第一笔非法财产起至案发时止，最理想的时间认定是确认犯罪嫌疑人何时获得了第一笔非法巨额财产。但在实际案件中，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认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之所以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是由于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何时何地何种方法获得的非法财产。在实践中，要视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判断。如工作的调动、职位的上升、合法收入没有大变动而支出突然增大等，这些时间点都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开始获得非法财产的近似时间。如果经多方查证，确实不能认定嫌疑人是何时开始获取非法财产的，则只能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
（二）期限内全部财产增加值之认定。
1、起算时间：对于这部分财产的认定，是建立在已确定开始获取非法财产时间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确定准确时间而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的话，全部财产的认定则要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起算点。这也是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考虑的。
2、认定范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指全部财产包括在获取非法财产起始时间以后犯罪嫌疑人添置的享有物权的财产。其中，有发票的按发票金额认定；没有发票无法确定价格的，应请专门人员进行鉴定，以确定其获取时的实际价格（价值）；国家有规定的，如外汇、证券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折算。
3、认定难点：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财产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嫌疑人把由自己实际控制、占有、使用的财物辩称是他人物品，自己只是借用或代为保管等，企图躲过办案人员的视线；还有就是将自己出资购买的物品登记在亲戚名下，或直接以亲戚的名义存入银行，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办案人员针对不同案件要区别对待。
（1）、对于犯罪嫌疑人借用、代为保管之类的借口，首先要给犯罪嫌疑人作详细口供，把借用、代为保管等行为的前因后果、时间地点、在场人物、当时情景、对话内容等细节详尽记入笔录，再给犯罪嫌疑人辩称的物权人或财产所有人做一份详尽的证人证言。通过两人对同一事件细节叙述的比较，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已有证据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必要借用、或代他人保管财物；两份笔录在叙述关键事实上有无矛盾之处，如有，则应趁势要求犯罪嫌疑人及该证人对此处做出更为详尽的叙述，以获取更多矛盾疑点，并通过间接证据固定笔录中暴露出的矛盾疑点，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既不能自圆其说又不能翻供的两难境地，从而使其谎言不攻自破。
（2）、对于以亲戚名义登记财产的，要结合被登记为产权人的亲戚的经济状况和日常逻辑进行判断。如某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本身住房条件很差名下却有高级公寓的产权，并将公寓长期“借”给犯罪嫌疑人住。这种违背人之常情的情况明显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所做的伪装，完全可以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
（3）、关于假名存款以及借别人名义存款的问题。我国银行现在已经实行了“实名储蓄制”，假名存款和借别人名义存款的这种情况将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此就不作赘述。
（三）犯罪嫌疑人期限支出之认定。支出认定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支付的抚养费、馈赠费用、买卖东西的损失差价等所有实际的支出。其中，计算实际日常支出数额有很大困难，但又对认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有重大意义。所以实践中，本着“模棱两可时，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为准”的原则，办案人员一般把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费用最小化，即认为是没有此项支出。其他支出的计算也都是以有明确证据证明的为准，模糊的支出一律忽略不计。
（四）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收入认定。这部分收入是指根据国家规定应属犯罪嫌疑人合法占有的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福利、接受馈赠、股票得利等其他合法收入。关于工资等经单位领取的收入，比较容易计算，因为单位有原始账目和凭证可以参考；但对于其他收入的合法性，办案人员就要加以详细区分了。不少犯罪嫌疑人会声称自己继承或接受馈赠，办案人员要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判断得知犯罪嫌疑人的这笔财产来源是否真实合法。
（五）对于认定数额不足立案标准之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立案标准》，目前“差额巨大”的标准应以20万元为数额起点。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百万元以下的数额而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例几乎很少出现，经常是数百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才能考虑认定此罪。因此，《立案标准》中规定的20万元显然是低了，笔者认为，至少应将立案标准提高至50万元才算合理。
对于经侦查认定数额仍不够立案侦查标准，如还涉嫌其他犯罪够立案标准的，则以涉嫌其他罪名予以立案侦查；否则就应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使违法违纪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
三、 构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难点及立法补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是由严密的证据系统来支持的，任何一方面的证据出现断点，都会使整个认定系统坍塌，从而导致不能认定犯罪。这也是典型的“木桶理论”之体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为了规避法律，经常会编造是继承亲戚的海外遗产或接受台湾朋友馈赠，更有在邮市倒卖“猴票”转手就赚20万的故事出现在巨额财产的来源说明中。这种没有证据可查、没有证人作证的单方“说明”财产来源，是导致大量巨额财产无法认定为非法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需要从立法、司法解释上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所述的几个方面着手，逐步杜绝取证盲点，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