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读后感

[日期：2007-03-30] 来源：  作者：未知 [字体：大中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话，以史为鉴，以人为鉴，成就了这一代雄图霸主。历史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体系，他只是一个知识体系，面对同样的历史，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也一样，它讲述了一段段为我们所熟知或不熟知的史实。然而，在贾雷德•戴蒙德的笔下，这些史实被重新解读，重新组合，带领读者演绎出一段关于人类社会所以然的思维历程。
这是一本历史纵深感很强的书，作者的目光匆匆扫过13000年的历史星空，满天的繁星似乎并没有让他眼花缭乱，因为他的心中存着一个思考已久的疑惑，他要在星空找到那条不为人知的线索。
人类的历史从700万年前起步，经历了漫长的个体、氏族、部落、酋长制的发展，终于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国家，再经过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同化与被同化……人类社会渐渐走向了今天——这个貌似我们都很熟悉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耶利的问题”（即“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欧美人把持着世界的霸权，而不是印第安人或者非洲人？”）始终困扰着我们，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戴蒙德提出的答案是“环境的因素使然，而非各大洲居民的种族差异”——这是一个与种族主义观点相对立的解释，也许这是对的，也许用戴蒙德笔下的另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个终极的原因更为准确些，这个概念是“历史的过程”。社会之所以成为呈现在我们眼中的今天的社会，其原因必然是很复杂的，以至于用任何单一的尺度去考量这一问题都必将走进死胡同，碰壁，而不是走出迷宫。枪炮、病菌与钢铁，乃至文字、天气甚或某一个小人物的一次偶然，都可能会导致历史的重大转向，如果不是那位司机很偶然的一次错误转弯，费迪南大公就不会遇刺于1914年6月28日的那个时刻，尸横遍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会晚一些发生。这并不是说戴蒙德的历史追溯就因此而丧失价值，他的视野不同，他的目光在历史的夜空中动则数千年的跨越，这样的跨度不是任何一个个人可以影响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毕竟太短了。
在戴蒙德的笔下，也许“枪炮”所指明的是一条政治的线索，“病菌”所暗合的是一条传播的线索，而“钢铁”则意味着技术的线索。很显然，率先掌握枪炮武器的、最先适应了病菌的、最早能够熟练生产钢铁的群族将更具有竞争力，更可能，事实上也是这样，征服、吞并、同化其他的群族。但思想的脉络总是这样，它会追根溯源，穷根究底——新的问题接着出现，为什么是“这些”群族率先拥有了枪炮、适应了病菌、打造了钢铁？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暗指了“耶利的问题”，它追问的就是关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的终极答案。很显然，要拥有或适应枪炮、病菌和钢铁，首先客观条件必须允许，率先打造出钢铁的群组的生活区域附近必定要有铁矿，不具矿脉的地区不可能在意念中打造出坚刚利铁来，而率先适应病菌的种群必然是率先接近动物的种群（因为充分的科学事实表明，传染疾病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最初拥有枪炮的群族的首要前提则很难追索，虽然理论上来讲，这些群族首先必须拥有制造枪炮的原材料，但这个前提在历史的脉络中显得基本毫无价值，因为在枪炮制造出来的时刻，钢铁和炼铁的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传播了。再接着追索，那么具有铁矿的地区有很多，为什么不是大家一起造出钢铁，而是屈指可数的那些地区呢？还有，世界上动物有很多，为什么是那些地区率先接近并饲养了动物，而不是其他地区呢？这一系列问题，似乎开始慢慢地将答案向一个狭小的甬道中挤——许多可能的原因一一被局限在甬道内，突围而出的是粮食——这颗看似不甚起眼，在今天似乎司空见惯的星星，在戴蒙德的眼中成了历史的夜空中最耀眼的一颗——他的目光追索着这一点星光，穿越13000年的暗夜履行，直到今天。
粮食的驯化是人类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粮食生产是最初的农民在田园周边定居，开始春种秋收而不在逐水草而居。定居使得妇女不再需要用乳汁哺育幼童直到他的肠胃机能可以适应由渔猎而来的食物，也就是说，妇女的受孕频率开始因受孕周期的缩短而提高，这一变化使得定居的这一个人群人口数量加速增长，而定居使得定居点附近的人口密度增长，由此反馈回粮食生产的信息开始成为“粮食不够吃”了，“需要”是发明之母——这样，就促进定居的农民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耕种技术，开始集约生产——以满足定居人口对食物的需要。钢铁最为倚重技术，最初可能是偶然发现的，但当最早发现的人意识到这个东西比石器要锋利耐用的时候，作为一种技术，钢铁生产在那些富含铁矿的田园附近开始了。饲养动物，必然是在人类定居之后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最早出现在定居点的附近，因为渔猎群族是不会赶着家畜四处捕猎野兽的，病菌的产生最初在定居点，而定居的前提是粮食生产，为此病菌产生的终极因素也是粮食。枪炮还是比较特殊，但很明显，作为一种复杂的组合工具，同其他复杂的技术一样，不可能同钢铁一样是偶然发现的，它的发明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这意味着，当枪炮出现之前，某一群族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闲散人口——这些闲散人员才有可能有闲暇去发明枪炮这样复杂的家伙。我们已经意识到枪炮所指乃是政治，政治的出现是在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时出现的，它意味着一个大的人口集合，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靠个体无法有效调节的矛盾，于是几乎是自然而然，国家机器以及一系列的政治体系开始形成，以至于形成今天的这个政治局面，但其前提，我们看到，依然是首先有了粮食生产所致的定居。
我们开始追索粮食的来历，为什么是某些地区形成了粮食生产，而另外一些甚至于直到今天还停留在渔猎社会呢？是地理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将有很多的因素可以说明这一点，粮食的传播脉络在人类发展史上也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今世界的重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依然是在亚欧大陆，在古老的新月沃地和古老而现代的中国附近，而新月沃地和中国则有充分的考古发现证明是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因为他们的地理多样性和气候的适宜性。北美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中心，在这个论断中似乎是个例外，但不要忘了，200多年前，是欧洲人的殖民形成了现在的北美。
粮食生产促使了定居的形成，定居的扩大又逐渐发展了技术和政治体系。国家的发展史，是一部征战不休的历史——这是出于对资源的强烈需求。漫长的历史周期过去，历史的脉络延展到今天，而当下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似乎都理所当然。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价值乃在于告诉我们从何而来，这条脉络的走向是怎样的，那么聪明的人将能够顺着这条脉络去猜测（也许仅仅就是猜测而已）明天将会走向何处去。
“民以食为天”，是中国的古话——实用，是能够传承到今的中国古话最大的价值。粮食与政治，沿着悠久的历史长河漂流至今天，纠葛不断，打理不清——毕竟粮食是人民生存的最底层需求，而一切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则在这个层级结构中高高在上。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民一旦吃不饱肚子了，天下就会大乱，大乱之后，，貌似全新的生产体系和分配体系确立，人们再无衣食之忧的朝代大治——大乱大治，大治大乱，一乱一治，不乱不治似乎已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今天，封建时代一去不返，今日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十分睿智的选择和决策。今天，我们在政府的决策中看到了更多的未雨绸缪的行为，我以为这就是长治久安。
我们还是回到粮食这个话题，这必将是一个具有永恒的历史沉重感的话题。世界上最早的两大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已经名存实亡——过度的开垦放牧沉重打击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古老的新月沃地成了今天沙漠化、半沙漠化、干草原和盐碱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另一个粮食生产中心，是我们中国，情况似乎也不容乐观——城市化的进程侵占了大量的土地，过度的砍伐和放牧，使得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日益加快。目前，我国沙漠和沙化土地的总面积已达174.3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这无疑是一个更令人痛心的事实。任其发展么？显然不行，新月沃地的例子和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史实活生生地摆在那里。今天，我们还生活在有水喝，有田种，有饭吃的状态下，工业文明成果也蒸蒸日上，但无疑，在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致命危机。明人朱伯庐在家训中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是至理名言，于个体于国家于民族皆同此理。
前天听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到“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 ”、“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样的决策和战略部署，感到了无端的激动。毋庸置疑，这是一位负责人的领导人的态度，是一届负责任的政府的执政方针，体现了政府的长远目光和坚定决心。未雨而绸缪，这是政府的鲜明态度。作为个体的人，我想，我们也要有这种态度，要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态度和行为。任何的产品取得，无疑都意味着其背后对环境的索取和对生态的破坏，节俭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任何的浪费都无异于自虐和自杀。
我们对生命充满了热爱，为此，我们更应该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不妨去长江看看，去黄淮看看，去北方感受感受沙尘，去西部体会体会干渴……生态是脆弱的，我们也同样是脆弱的。粮食生产是脆弱的，我们对粮食的需求却不因为这脆弱而变得更少，所以，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很多，最易于做到的，也许，是从节约一粒粮食，节约一滴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