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小学表微_

钱大昕小学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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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友仁    目前阅读199人次
 
钱大昕在乾嘉学者中以博洽著称，阮元曾说：“国出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①说到他在小学方面的成就，人们交相称赞的是他在古声纽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许他为清代第一人。此外就很少谈及了。我们认为钱氏的小学成就远不止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笔者学识浅陋，不足以发钱氏之底蕴。今就读书所得梳理数条，聊为抛砖，请教方家。众所周知者不论，忽而未察者出之，故曰表微。
 
一、关于《说文》正文字体的论述
关于《说文》正文9353字的字体问题，段玉裁在《说文叙》的注中说：“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则以古籀附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王国维评价这段说：“此数语可谓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晓畅如是者也。”②应该说，王氏的称誉，段玉裁当之无愧。不过我们想指出一点，即这种千古卓识，钱大昕先已开其端绪。钱氏在《跋汗简》中说：“《说文》所收九千余字，古文居其大半。间有标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别体，非古文只有此数字也。后人不学，妄指《说文》为秦籀，别求所谓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③我们不如试加比较。对于《说文》正文的字体，段说“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钱说“《说文》九千余字，古文居其大半。”又说“后人不学，妄指《说文》为秦篆”，两家的意思一样。对于《说文》重文中的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段说这是“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钱说这是“古籀的别体”，两家得意思也并无不同。当然，两家的措辞有别，但这可以理解。段氏是在作注，目的在阐明许意；而钱氏是在作跋，目的在匡正谬说。立论的角度不同，但异曲同工。
 
钱，段二人不但在对《说文》正文字体的认识上一致，而且在具体字的说解上也有惊人的相似。如“弌，古文一”，段玉才说：“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盖所谓即古文而异者，当谓之古文奇字。”而钱大昕在同一文中说：作字之始，先简而后繁，必有一二三，然后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乃注古文于弌弍弎之下，吾以是知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别字，非弌古于一也。
钱，段二人在学术上认识一致的地方尚多，此其一端。这启发我们去探索这两位学者的交往。我们知道钱，段结识较早，私谊甚笃。尤其在1789-1840这十六年间，二人交往更多。段玉裁曾说：“玉裁侨居姑苏者十余年，先生方主讲紫阳书院，幸得时时过从讲益。”④据钱氏弟子何元锡编次的《竹汀先生日记钞》，知钱大昕曾于此时为段玉裁审读《说文解字》的第一本，即后来的《说文解字注》第一片的初稿。由此可知，段氏于钱自称“后学”，又称“时时过从请益，”并非客气之词，而是纪实之语。据此，我们虽然不能断言段氏之说是受到钱说的启发，但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就说是智者所见略同吧，钱说也较为早出。
 
二、关于二义同条例的论述
 
王引之在《尔雅述闻》中说：“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引之谨按：君字有二义。一为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为群聚之群、林、蒸是也。古者君与群同声，故《韩诗外传》曰：“君者，群也。”故古群臣字通作君臣。《白虎通义》曰：林者，众也。”此篇下文曰：“众也。”林、烝、群同为众多之义，故曰“林、烝、群也”。天、帝、皇、王、后、辟、公、侯为君上之君，林、烝、为群聚之群，而得合而释之者，古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故二义不嫌同条也。如下文“台、朕、赉、畀、卜、阳，予也，”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赉、畀、卜为赐予之予。义则有条而不紊，声则殊途而同归，此《尔雅》所以为训诂之会通也。魏张稚让作《广雅》犹循此例，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原文甚长，此为节录）
 
洪诚在《中国历史语言文字学文选》里说，王引之“《尔雅述闻》（二义同条例）这一则，在雅学义例上是一条重要的发现。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可以使我们对《尔雅》避免许多误解。”我们同意说二义同条例“在雅学义例上是一条重要的发现”我们也承认王引之的论述相当精到，但说“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我们有不同看法。洪成的“王氏发现”说，很可能是受到王引之本人说的“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的诱发。其实，王说本身就不符合事实。我们认为，二义同条例的发现者应当晋代的郭璞。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交待。这里只把钱大昕关于二义同条的条例论述略作介绍，一则发钱说之幽潜，二则明王说之失实。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尔雅答问》（以下简称《答问》）
问：神之训重何也？（按：《尔雅》原文是“从、申、神、加、弼、崇，重也”）
曰：重有重叠之义，又有尊重之一义。从、申、加，重叠之重也。神、弼、崇，尊重之重也。此与赉、畀、卜为赐予之予，台、朕、阳为予我之予，其例相同。景纯止据重叠一训，故于“神”字注云“未详”。
问：载、谟、食、诈，何以均有伪义？
曰：古文“伪”即“为”字。《书·尧典》“平秩南讹”，《史记》作“南为”，《汉书·王莽转》作“南伪”。《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盖“伪”有两义。载、谟者，作为之义。郭景纯专主虚伪之训，失其旨矣。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钱大昕不仅看到了二义同条的现象，而且是从“例”的高度去认识的，不然他就说不出“其例相同”的话来。不独此也，钱大昕在《答问》中也力图对二义同条现象之所以产生作出解释。他说：“景纯（郭璞字）于经术本疏，往往不考古训，望文生义。”又说：“景纯注《尔雅》，未喻声音相转之原，故于文多所未详。”这些话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单纯地在批评郭璞的主观修养，实际上在其背后已经含有对二义同条现象所以产生的内在原因的解释。所谓“望文生义”，所谓“未喻声音相转之原，”这和王引之所说的“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是一致的，二者都正确揭示了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王引之撰写《尔雅述闻》时使用参考书的情况。阅读《述闻》，可知王引之参考了大量的前人和时人的著述。前人的著述，主要是郭注邢疏；时人的注述，主要是钱大昕的《答问》和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当然，书名《述闻》，其中含有其父王念孙的见解，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只把王引之引用钱氏《答问》的情况作一说明。钱氏《答问》凡84条，王氏引用了17条，有11条王氏是肯定的，有6条是否定的。在肯定的11条中，有3条涉及二义同条例，其中就包括上文摘引《答问》的两条。王引之在引用《答问》的“神之训重何也”条时，还加按语说：“家大人曰：‘钱以神为尊重之重是也。’”这说明王氏父子都是参考过《答问》的。王念孙《广雅书证》也有征引钱说的情况，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别论。
同样一个二义同条例，钱大昕已经早于王引之谈到了，但钱氏并没有自矜为独创。王引之也谈到了，但却撇开参考钱氏《答问》这一事实，不无自得地宣称：“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这怎能叫人心服呢！我们并不否认王说有其精到之处，但这种精到的本身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吗！
 
三、评章太炎先生对《恒言录》的批评
章太炎先生在《新方言序》中说：“钱晓徵盖志輶轩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远。及其作《恒言录》，沾沾独取史传为证，亡由知声音文字之本柢。”又说：“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乃若儒先常语，如‘不中用’、‘不了了’诸文，虽无古籍，其文义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为！”
在这里章氏是以钱大昕之《恒言录》和已作《新方言》相比。可以看出他对《恒言录》是不满的，认为它无甚可贵。理由是钱大昕没有“察其声音条贯”，在《尔雅》、《方言》《说文》诸书中找到本字。简言之，在于没有“寻其语根”。应该承认，章氏《新方言》根据声音转变的规律，沟通古今，在“寻其语根”上卓有成绩。还应该承认，钱氏《恒言录》也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问题是要言中肯綮，批评到要害处。章氏以上面的话批评钱氏是难以服人的。为什么？首先，章氏批评的前提就有问题，所谓“钱晓徵盖志輶轩之官守者”云云，反映了他是把《恒言录》视作研究方言之作来看待的。但这不合事实。恒言者，常言也，即常用词语，钱氏在其书中时或以“俗语”称之。象“谦虚”、“消息”、“矫枉过正”、“吹毛求疵”等词，我们怎么能归之于方言呢。而这类词在钱书中是大量的。章氏那样的提法可谓拟非其伦。其次，每本书都有各自的义例。《恒言录》的宗旨原本就不在于“寻其语根”，而是要提供例证，指出常用词语的原始出处。关于这一点，虽然钱氏书缺乏自序以说明作书宗旨，但翻检书内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居间”二字盖出于此（卷1），“‘旁边’二字，见徐陵《杂曲》”（卷2），“世俗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 （卷5），“俗语多出释氏语录，如弄巧成拙，庞居士语也”（卷6）。以上各例均有书证，此略。凡此说明一点，即钱大昕撰写《恒言录》的意图和今天通行的《词源》一样，“结合书证，重在溯源”，可以说《恒言录》是一部小型的常用词溯源词典。一家的目的是溯词之源，一家的目的是“寻其语根”。溯词之源者，自必“取史传为证”；寻其语根者，理当“察其声音条贯”。这本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章氏怎好以自己的冠履强加别人！
《恒言录》既是溯词之源之作，那么，钱氏能否也像章氏那样把它写成“寻其语根”之作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正合着古人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谓予不信，请看下面数例。
《新方言》卷三：
《说文》：“女弋，妇官也。”《汉书、文帝纪》：“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 女弋转平声，亦为怡。今人谓妾曰姨娘，音正如怡。世皆误作“姨”。姨为妻之姊妹，非姬妾字也。
按：章氏认为，姨娘之姨，正字当作女弋。章氏此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已先言之，所以难称创见。我们再来看看钱氏是怎样说的。他在《廿二史考异》卷一“吕太后”条说：
 
“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也。”予谓姬从?声，姬妾字读如怡，乃是正音。六朝人称妾母曰姨，字易而音不殊。
 
可以看出，同样是寻“姨”（姨娘之姨）的语根，钱氏比章氏并无逊色。“姨”之语根，钱氏定为“姬”，章氏定为女弋，姑无论孰是孰非，即以“察其声音条贯”的方法而论，钱氏简捷，从谐声推得；章氏纡曲，从转声推得，相比之下，钱说似更可信。此其一。姨娘之姨，章氏认为始于今人，而钱氏则认为始于六朝，比章氏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来说，其价值自然有高下之分。此其二。如果要问钱氏何以知道始于六朝，那就请看《恒言录》卷三“称妾母曰姨”条。在那里钱氏举了两个《南史》的书证，以表明“今人称妾母曰姨，其来已久矣”。我们说《恒言录》的宗旨在于找出词语原始出处，于此又得一证。
再试比较》下面一例。
《新方言》卷一:
毛，无也。《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注：“《衍集》毛字作无。”《汉
 
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糜有孑遗，秏矣。”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秏,音毛。”今湖南、闽、广皆谓无为毛。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清唇音”条：
古读无如模。《曲礼》“毋不敬”, 《释文》云：“古文言毋，犹今人言莫也。”释氏书多用“南无”字，读如囊谟。梵书入中国绎译多在东晋时，音犹近古。无又转如毛。《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无。” 《汉书·功臣侯表序》：“糜有孑遗，秏矣。” 注引孟康曰：“秏，音毛。”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秏。”大昕按：今江西、湖南方音读无如冒，即毛之去声。
 
可以看出，章氏的论证并没有越出钱氏的范围。这样的例子还有，为省篇幅，此略。在这种情况下，揆之著述体例，宜标举钱氏姓名，以示前人已有成说。按之《新方言》，其中时有“王念孙曰”、“段玉裁曰”字样，知章氏书中固有此例。今独于钱氏贬而绝之，故又不能不雷同于其说，令人费解。
以上是就具体例子而言。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认为钱氏也是完全胜任的。章氏《新方言》是受戴震“转语”的启发，他的理论基础是定古音为二十三部，定古声母为二十一纽，在此基础上推衍其流变。但这项理论建设在钱大昕生活的时代已经基本确立。钱大昕本人不但熟悉古音﹙这一点，从钱氏序段玉裁之《群经音谱》已可见﹚，而且在古声母研究上尤有卓识。章氏本人也说：“定音莫察乎孔，审纽莫辨乎钱。”5可以说，主客观条件钱氏都已具备,而《恒言录》之所以没有写成象《新方言》那样的寻其语根之作，原因很简单，不过是作者为其著书义例所限罢了。章氏越乎其书义例而非难之，宜乎凿纳不入。
至于章氏批评说：“乃若儒先常语，虽无古籍，其文义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为。”这就透露出章氏是鄙薄寻找常用词语原始出处的工作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偏见。首先，寻找常用词语原始出处的工作并非易事。这里举两个例子。《养新录》卷十八“清慎勤”条：“王隐《晋书》载李秉《家诫》云：‘昔侍坐于先帝﹙按：指司马昭﹚，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原注：见《魏志．李通传》注﹚今人谓清慎勤三字出于吕氏《官箴》，由未读裴松之, 《三国志》注也。按钱氏批评的“今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四库提要》说：《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大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按：指康熙﹚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矣。请看，清、慎、勤三字并不难解，但找错原始出处的，或者说把司马氏之冠戴到吕氏头上的，不仅仅是蜚声清初诗坛的王渔洋，不仅仅是号称饱学的四库馆臣，而且上至康熙皇帝，下至内外百官，也都被蒙住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再如，“使功不如使过，”这个常用语也不难解，但据阎若躆自述，因为皇帝要知道它的出处，所以累得他前后找了二十年才找到。于是深有感慨地说：“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矣！⑥”可以设想，这类事如由一般人来做，困难会更大。其次，对于古代学者来说，数典忘祖，也不过是面子上不大好看而已。但对今天的学者来说，问题就不难么简单，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对于理想的词典编纂来说，溯源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王力先生十分重视词语原始出处的问题，曾说：“你如果能把每个字的每个意义都指出始见书，你的功劳就大了，你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就立了大功劳。这很不容易，这要博览群书。”⑦钱大昕的《恒言录》正是做的这种工作。我们认为，从这一点上讲，钱氏的见识高于章氏。
需要指出，无论是寻其语根，抑或溯词之源，都少不了要徵之于古。章、钱两家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有差别。章氏寻其语根，精言胜义，往往而有，但时时流露出复古的倾向。例如，他说：“《方言》：‘党，知也。’今谓了解为党，音如懂。俗作‘懂’，非也。”﹙卷二﹚又说：“今人谓妇考曰丈人，义亦无稽。谓妇妣曰丈母，名实乖谬。原其言丈，本是音讹，山西犹称妇考曰姼母，正作陟驾切。盖文人皮傅，一着纸笔，音义便差。”﹙卷三﹚如其言，则是今人写“懂得”，当作“党的”，写“丈人”，当作“姼人”，这行得通吗？刘师培说：“异日统一民言，以悬群众，其将有取于斯。”⑧愚期期未见即可。钱氏之溯源，意在以古证今，为俗语取得合法地位。例如，他说：“今乡村小民呼其妻曰主婆，人皆嗤其俚语，然《南史•张彪传 》：‘章昭达迎彪妻便拜，称陈文帝教迎为家主。’是家主之称不为无本也。”﹙卷三﹚“丈人”、“丈母”，《恒言录》中也有，据钱氏考证，称妻父曰丈人，始见于《柳宗元集》之《祭杨凭詹事文》。然则柳宗元这样的大家既已用之，世人用之又有何害。
由于章太炎在学术界的从高地位，其言往往被人引用，奉为圭臬，所以略述管见，请教方家。
注释：
①《十驾斋养新录序》
②《观堂集林》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③《潜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④《潜研堂文集序》
⑤靳华《论章太炎的古音学》﹙载《研究生论文集﹒语言文字分册》﹚
⑥《汉学师承记》
⑦《谈谈古代汉语﹒字典问题杂谈》
⑧《新方言后续》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