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一生最难熬半年并非被捕 乃王明挟怨报复

2010年04月07日 08:35 党史文苑
文章摘自《党史文苑》2010年第3期
核心提示：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1930年8月中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之命，由苏联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可是，次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在1935年的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是瞿秋白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李立三“左”倾冒险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瞿秋白心悦诚服地承认了“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也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接受了教育，端正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李立三却无视“左”倾错误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李立三所挑起的这场争论，惊动了斯大林，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并用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以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在权威面前，李立三不便反驳，暂时搁置了争论。
李立三是在“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此时，中央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论其个人素质，怎么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不久，李立三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胆大果断的李立三实际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
回国后，李立三早就把斯大林的话置之脑后，开始酝酿他的中国革命高潮期的理论和实践。1930年1月，他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并警告说，“右倾危险，是有它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在他的反右倾、反调和的高调之下，大胆的冒险计划，已在积极酝酿之中。
他的理想是狂热的，而性格又是粗放的，这就必然导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的急性病。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李立三“左”倾错误正式形成，并将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这个决议要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他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他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到来。
当这个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大为惊讶：“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这个发疯的冒险计划，当时在国内就遭到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反对，而此时的李立三，眼中所见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乃至世界革命的全面到来，怎容得别人的不同意见。他压制不同意见，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不恰当地使用纪律手段，把他们当作右派给予处分。
在党内讨论六月决议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率先表态，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这可惹恼了李立三，他立即致电远东局，以中央的名义要求调走罗伯特，甚至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远东局。由于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他竟然又以中央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批准他的中国革命计划。
他的胆子真大，竟敢在共产国际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擅自部署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他还异想天开，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
他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却不以为然地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还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
他的暴动计划一开始便严重受挫，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资料统计，从1930年6月到12月，有60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特科级人员1人，农民运动干部13人，学生运动干部3人。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立三路线”尽管时间短，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跃跃欲试
中国革命出现新的危机，值此生死攸关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得不先后派出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处理和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首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李立三把“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了”，“又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太低了”。李立三的错误在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即“最近三个月来的估量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
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将革命从盲动和冒险中拯救出来。中央决定中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取消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央做出两个决议，即《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策略上的错误，也就是表现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在处理立三错误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文人的风格，不像李立三那样的大刀阔斧，他只是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就是在组织调整时，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包括李立三在内，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只是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5名改为3名：向忠发、周恩来和瞿秋白，瞿秋白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在生命终结之际，瞿秋白对三中全会作了回顾。他说，我“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也就是说，他只是对事不对人，实际纠正了李立三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不是把李立三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李立三不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就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背离。可是，瞿秋白所纠正的仅仅是立三的策略错误，而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集中火力反右倾”，于是，他便注定要招惹来政治麻烦。
果然不过两个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指出，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明确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接到共产国际来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谈话，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告诉他，共产国际已不仅仅认为他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错误观点，制定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是原则性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第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就是要将瞿秋白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笔者注）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王明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甚至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态度”。王明欲取而代之的想法，溢于字里行间。
米夫挟怨报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和王若飞。当时，苏联正在大规模“清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无例外地掀起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首任校长拉狄克，因受托洛茨基的牵连，只当了两年校长便被清除。继任者为副校长米夫，时年27岁，年轻气浮，大有少年得志的骄横，中国留学生多看不惯他的做派和霸气。
安徽籍学生王明却攀援上米夫，成为米夫最得力的干将。米夫借用王明在一部分留学生中的作用，培植自己的派系，而王明也乐于为其所用，扯大旗作虎皮，吓唬不同意见的同学。一年前，米夫被苏联派往中国，王明便是他的译员，米夫曾认真地向中共推荐王明，只是由于陈独秀的态度，而没能如愿。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并没有什么人缘，他们背地里都说王明是“米夫的走狗”，对于他依仗米夫的势力，专门打小报告，打击同学的做法，纷纷表示不耻。王明非但不反躬自省，检点自己的言行，团结更多的中国同学，反而变本加厉地捏造谣言，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同学。所谓“江浙同乡会”便是王明一手制造的一起冤案，据杨放之回忆：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当时，向忠发正在莫斯科，根本不作调查，就煞有介事地说，江浙同乡会“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还威吓“消灭其组织”，对主要领导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其中的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对于特别严重的分子，甚至要枪毙。
向忠发讲话后不久，中山大学就有不少学生被捕、开除。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们，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中大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共代表团予以调查。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这才看明白，米夫和王明所宣传的中山大学的“非常剧烈的斗争”，实际上是场没有意义的“内斗”，他“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所以，他采取“调和的立场”，以“弥缝缓和”双方的关系。
这种处理方式，遭到米夫的反对。米夫操纵中大支部局，阻挠中共代表团过问“江浙同乡会”问题。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克格勃机关查阅相关材料，也同样遭到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同时也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中大的江浙籍同学，仅仅是对某些问题表示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因此而给他们定罪，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共同审查，做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是根本不存在的结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共产国际提出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让赋闲的鲍罗廷担任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让米夫知道了。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的张国焘回忆：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廷。这些事后来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廷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廷，根本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他（米夫）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
时值苏联开始清算布哈林，而瞿秋白与布哈林恰在富农问题上有一致之处，即都反对消灭富农。于是，米夫借此指使一些人，穷追猛打，非要把右倾的帽子扣到瞿秋白的头上。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不敢牵扯到路线斗争的旋涡中，只得认同米夫和王明的指控，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该对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负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团成员，板着面孔，宣读共产国际的决议，解除瞿秋白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的职务。
好心不得好报
瞿秋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李立三就错误而言错误，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的情绪，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别人倒了霉，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逻辑推理上，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后，形成《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给三中全会定了7条原则错误，甚至说，三中全会的领导机关表现出“不健全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的7名委员，众口一词地批评三中全会，给瞿秋白加的罪名是“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等。似乎李立三没有什么错，而瞿秋白却成了缺席被告。
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大肆吹捧王明等，称赞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主要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与此同时，米夫已到达中国，正紧锣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谁是两面派，谁又在搞小团体？显而易见，曼努伊斯基批评的就是瞿秋白。共产国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与会的中国同志，张国焘、黄平和蔡和森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循着共产国际的态度，作例行性表态发言。
曼努伊斯基既然让李立三去“揭破这个痛疮”，李立三也就顺竿而下，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说到底，是他太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处理立三错误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任人批评指责，甚至李立三也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背着“调和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和“两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是，米夫登场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集中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而此时李立三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成为活靶子，受到会议的无情批判。会议撤销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根据米夫的旨意，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谁又让他说些什么呢？在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压之下，他只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们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出现的如下话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