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革”中的李德生将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30:00
“文革”中的李德生将军
[ 2006-11-10 23:06:26 | By: 逛逛 看看 ]
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1950年任某军副军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他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央军委，此后历尽风风雨雨……
“文革”开始，李德生授命于周恩来前往安徽制止武斗。两派火力网里，他只身爬上楼外的软梯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
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在见面的握手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并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领的部队。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
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
他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1969年李德生调中央工作，被毛泽东派到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工作，被称为“掺沙子”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天气渐渐热起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中央决定他调北京工作。
离开基层部队，李德生还真有点舍不得。
在周恩来面前，他也没顾忌，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下面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长期在下面工作的李德生不知道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忧。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派进jun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他。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军人出身的人对古典小说一般读的不多，至少是没有研究。
主席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的许多人，因为林彪拉帮结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他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第十次党代会上，李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这引起了江青特别“关注"
林彪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高级将领们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有了新的局面，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冷落多年的叶剑英元帅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以前那种结党营私、不光明正大的丑恶现象在军委中消失了，大家有了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对他的垮台没有一点预见。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
林彪事件不久，军委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叶剑英刚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担子很重，几位领导在军委开会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这天半夜，江青突然风风火火跑进会议室，进门就叫道：“你们要为我作主!”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紧张地盯着江青，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平时大家也知道江青喜欢一惊一乍的，好像什么事经她一折腾，天都能塌下来。
“你们要为我作主。八一厂有人搞破坏，破坏样板戏……”
听到“样板戏”，大家松了口气，类似这样的话题的戏不知演出了多少回了，见多不怪了。
“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八一厂，把那些坏蛋揪出来。”
李德生忍不住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简直是重大破坏。他们拍摄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故意拍坏，没有质量。”
说来江青也真有胆子，因这样的芝麻小事也敢中止军委的会议，让所有人围着她的“样板戏”转。
李德生心想，他是总政主任，八一厂归他领导，这事应该由他来解决，就说：“江青同志，今天天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去八一厂处理这件事情。”
江青头一昂，瞪了一眼李德生，更不高兴：“回去?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我不回去。”
李德生又好言相劝了半天，江青就是不听，任着性子一定要当时就去八一厂。
叶剑英肚里窝火，突然站起来，击拍桌子下命令：“停止会议。走!”
江青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好像才睡醒，精神抖擞的。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江青去郊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江青突然来到八一厂，厂领导全被从被窝里叫起来，一到厂会议室，立即被眼前的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军委所有的领导都到场了。
结果江青批你一通批他一通，出了气。叶剑英等见江青语气缓和一些时，就说了几句，要大家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设备旧了及时向上汇报，可以更新。
等大家驱车回到军委会议室，指针已经指到凌晨3时。大家累极了，比去打仗还累人，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
事情过后，江青却在这个问题上又记了李德生一笔帐：为什么不支持她江青，反而劝说阻止，这是什么行为?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能仅仅看成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是他们妄图乱军的一个突破口。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服从命令，受到毛泽东赞扬江青攻击，他成了沈阳军区“坐冷板凳”的领导人。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就叫他先去沈阳。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0年，中央和军委为李德生彻底平反。
1985年，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
1990年，从现职岗位上退了下来。
合上这沉重且真诚的历史画页时，将军来到了他的家乡——河南新县的李家洼山沟，这是他1930年离开以后第二次回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将军看见家乡儿童却另有一翻感慨，忧虑山区的孩子上学难，长大往何处去?
他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终于办起了李家洼小学。
希望之火在将军手中点燃。
李德生
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1987年分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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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1950年任某军副军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他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央军委，此后历尽风风雨雨……
“文革”开始，李德生授命于周恩来前往安徽制止武斗。两派火力网里，他只身爬上楼外的软梯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
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在见面的握手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并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领的部队。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
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
他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1969年李德生调中央工作，被毛泽东派到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工作，被称为“掺沙子”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天气渐渐热起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中央决定他调北京工作。
离开基层部队，李德生还真有点舍不得。
在周恩来面前，他也没顾忌，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下面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长期在下面工作的李德生不知道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忧。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派进jun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他。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军人出身的人对古典小说一般读的不多，至少是没有研究。
主席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的许多人，因为林彪拉帮结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他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第十次党代会上，李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这引起了江青特别“关注"
林彪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高级将领们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有了新的局面，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冷落多年的叶剑英元帅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以前那种结党营私、不光明正大的丑恶现象在军委中消失了，大家有了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对他的垮台没有一点预见。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
林彪事件不久，军委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叶剑英刚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担子很重，几位领导在军委开会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这天半夜，江青突然风风火火跑进会议室，进门就叫道：“你们要为我作主!”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紧张地盯着江青，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平时大家也知道江青喜欢一惊一乍的，好像什么事经她一折腾，天都能塌下来。
“你们要为我作主。八一厂有人搞破坏，破坏样板戏……”
听到“样板戏”，大家松了口气，类似这样的话题的戏不知演出了多少回了，见多不怪了。
“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八一厂，把那些坏蛋揪出来。”
李德生忍不住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简直是重大破坏。他们拍摄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故意拍坏，没有质量。”
说来江青也真有胆子，因这样的芝麻小事也敢中止军委的会议，让所有人围着她的“样板戏”转。
李德生心想，他是总政主任，八一厂归他领导，这事应该由他来解决，就说：“江青同志，今天天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去八一厂处理这件事情。”
江青头一昂，瞪了一眼李德生，更不高兴：“回去?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我不回去。”
李德生又好言相劝了半天，江青就是不听，任着性子一定要当时就去八一厂。
叶剑英肚里窝火，突然站起来，击拍桌子下命令：“停止会议。走!”
江青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好像才睡醒，精神抖擞的。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江青去郊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江青突然来到八一厂，厂领导全被从被窝里叫起来，一到厂会议室，立即被眼前的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军委所有的领导都到场了。
结果江青批你一通批他一通，出了气。叶剑英等见江青语气缓和一些时，就说了几句，要大家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设备旧了及时向上汇报，可以更新。
等大家驱车回到军委会议室，指针已经指到凌晨3时。大家累极了，比去打仗还累人，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
事情过后，江青却在这个问题上又记了李德生一笔帐：为什么不支持她江青，反而劝说阻止，这是什么行为?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能仅仅看成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是他们妄图乱军的一个突破口。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服从命令，受到毛泽东赞扬江青攻击，他成了沈阳军区“坐冷板凳”的领导人。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就叫他先去沈阳。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0年，中央和军委为李德生彻底平反。
1985年，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
1990年，从现职岗位上退了下来。
合上这沉重且真诚的历史画页时，将军来到了他的家乡——河南新县的李家洼山沟，这是他1930年离开以后第二次回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将军看见家乡儿童却另有一翻感慨，忧虑山区的孩子上学难，长大往何处去?
他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终于办起了李家洼小学。
希望之火在将军手中点燃。
李德生
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1987年分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