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玉铭：我曾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

[人物]邵玉铭:我曾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
xilei 发布于 2010-7-21 21:28:00

台湾前“新闻局局长”邵玉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南都记者　韩福东　摄
邵玉铭
1938年11月3日生，籍贯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学士，美国佛莱契尔(Fl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等职务。
现任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1979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邵玉铭正在印第安纳州教书，这位圣母大学终身职副教授，在美已经14年，他想着回台湾效力。
蒋介石四年前去世，继任的蒋经国在领导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之后，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转坏。1982年，邵玉铭回台时，饱受诟病的台湾政治体制正在犹疑着酝酿适应时代的变革。接下来发生的“江南遇刺案”、“十信金融舞弊案”等事件，使老朽的国民党政府雪上加霜。蒋经国在去世前，开始在台湾闪电般发动一系列变革。
“蒋经国先生经常说时代在变，他要应付岛内外局势的变化，采取一些审慎的因应。”邵玉铭对南都记者说，蒋经国晚年做的几件大事，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等都是在临终前的1年半之内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些决定环环相扣，不是临时起意。
而邵玉铭本人，则在解除戒严前的过渡阶段，成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在其后出任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过程中，他又亲身见证了国民党第一党报的衰落。
邵玉铭现为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南都记者日前在其官邸对其进行了专访。
我以前也深受戒严之害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
“新闻局长”是我从政的第一个公职。在这之前，我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那里是台湾最大的智库，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大陆问题，蒋经国先生亲自指挥。我1987年4月29日到“新闻局”服务，去之前，我的前任张京育已经召开一些座谈会，但是还没处理。我来之后，等于完成了这个工作。
我1965年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待了17年，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和当地报纸都看。我在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主任前，那里出版有《匪情月报》，我常和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学者一起开会，《匪情月报》翻译作《Bandits M onthly》，他们看了后吓一跳，以为是关于江洋大盗的……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我当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匪情月报》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
有人对我说：主任啊，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别影响你官位……说一大堆。我心里想，无所谓，我可以不干，了不起我回去教书，我本来就是教书的。这杂志要送国民党中常会的，但也没人因此找我罗嗦，没事。我运气还不错。
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我来这第一天就允许影印。我也深受戒严之害，我自己的文章有一次去那里都影印不得。
还有一个笑话。我在美国教书，有很多藏书，1982年底回台湾服务，就租了阳明海运的货柜，运了一货柜的书，一百多箱好几万册。到了基隆海关，我去领书，“警备总部”的年轻人问：你这是什么书啊？打开40尺的货柜，一看都是书，就说：这么多书我怎么检查？这样好了，我随便拿10箱下来，就检查这10箱好了。
10箱书里面，他对12本很有意见，只要一看到毛泽东、列宁就没收。他说，我没时间看，我英文也不好，就把我这12本给没收了。
我一想，如果和他吵，他把我别的书也没收怎么办？就算了。这些书都送到“安全局”，后来攒多了就都送到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图书馆保管。馆长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就说：主任，这12本书好像是你的。我一看正是：好，放我书架上，我帮你保管。又把它们没收回来了。
我很讨厌这种事情，等当了“新闻局长”，我的基本政策是这些都不管。我主张两岸文化交流，有台湾学者去大陆参加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回来买了一些“匪书”，在机场就被“新闻局”的公务员给查了。按照以前“警备总部”的做法，就是没收。我说不行，不能没收，把它们放到政治大学图书馆，学者可以到那里去看。可是人家自己的书，要到图书馆去看，这不方便，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让他们带回去了。写个便条：我是做学术研究，对外不予流通。但他是否散播我也管不到了。
有些书商胆子大，通过去大陆的学者买了几百本书，说是学术研究，其实不是，书商就在台湾复印开始卖。我说干脆开放。
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关于报纸我做了三个决定，不限制纸张，不限制价钱，不限制印刷厂
我去“新闻局”之前，因为还在戒严，台湾只有29家报纸，但实际上大报就那么几家：“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立晚报、自由时报、民族晚报，还有“国防部”的青年战士报……上得了台面的也就七八家而已。报纸必须三大张、十二版，为什么呢？公开的理由是纸张很贵，要节省纸张，一个报纸一个许可证、只能一个印刷厂印刷，就是让你出报不方便。厂子设太多，发行量就会大。印刷厂都设在台北，得午夜飞车由台北将印好的报纸经高速公路运到高雄，到那就快天亮了。
台湾“党外运动”要宣传，因为不能办报，就办了很多杂志。你禁了我这本，我就再出另一本，而且常常这个杂志越禁越红，你不禁它，别人没觉得它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台湾真正执行禁书这些政策的机构叫“警备总部”，是军人在管党外杂志。我刚到新闻局时，我也吓一跳。“警备总部”在机场有办公室，查“匪区”(大陆)来的书和杂志，港口、邮局也都是“警备总部”在管。
举个例子，台湾戒严时期，很多歌曲不能随便唱的，譬如“一家八口一张床”——— 哎呀，大陆知道台湾八口人睡一张床，那太穷了，大陆不说台湾吃香蕉皮么？这种歌就不能唱。包括剪片子，这些事“新闻局”以前都干。杂志“新闻局”也抓，不过是由各县市的新闻处去抓。
我到任第一件事，坦白讲，就是要弄清楚政府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不是表面开放，但还要很多条条框框？这个如果不告诉我，我拿捏不清楚。我就向我的长官———俞国华“院长”请示，他很开明，说“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我问那经国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方面有什么意见没有，他说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意见。我也没去问，因为万一问出很多指示来，反而不好。
1987年7月16日，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我的态度是：戒严了38年，既然解除戒严了，就不要禁这些杂志了。既然“院长”没有什么指示，那好，我就自己办理了。
台湾解除戒严后，“警备总部”以前做的那些事马上由“新闻局”接管。“新闻局”没那么多人，也没这方面经验，公务员有任用资格，我们就从“警备总部”借调了一部分人，但是我对他们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做法不能和以前一样了，因为解除戒严了。
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不限张，但印多少张各报社都要看成本。第二，价钱不限，原来报纸有固定价格。第三，印刷厂不限制，全部开放。没有任何的限制条款，没有“但书”。我一旦什么都开放，尤其是印刷厂开放，大报都在台中高雄设厂，就不必“午夜飞车”，以前大概晚上11点截稿，现在凌晨1点截稿都可以，新闻和印的张数也多了，南部地方小的报纸害怕被吃掉，就来找我，说不能让他们在台中和高雄设厂，因为地方媒体拼不过他们。我想来想去，但是还是不能限制他们
自立晚报赴大陆采访风波我允许台湾记者到大陆去，那大陆记者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来呢？
我上任不久，就发生台湾《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风波。因为当时没有允许到大陆采访的政策，也没有允许到大陆拍电影的政策。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在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的时候，《自立晚报》就派李永得和徐璐去大陆采访了。
在台湾戒严的时候，老百姓不能随便出境的，学者要出境，需要把“护照”经由“教育部”转给“外交部”，“教育部”等于是提供担保。记者要出境采访，需要到“新闻局”填表，“新闻局”再把相关文件转给“外交部”。李永得和徐璐到“新闻局”填表，写着到日本东京采访，我们规规矩矩送到“外交部”，“外交部”就准了，但他们从日本又跑到大陆去了。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记者可以去大陆采访，那商人可以去做生意不？电影公司可不可以去拍片？学生可不可以去大陆念书？老师可不可以去教书？当时都不允许。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才同意老兵到大陆探亲。李永得和徐璐在这一年的9月就到大陆去采访了。当时《联合报》还写社论批评李永得和徐璐没有尊重台湾的政策。台湾并没有开放去大陆采访！
我们“新闻局”为什么和李永得他们打起官司来了呢？因为根据台湾法律，你写着去日本东京，怎么跑到大陆去了呢？误导了政府官署，骗了我们，作了与政策违背的事。因为如果填报北京“新闻局”不可能准。
我这个小小的“新闻局长”，上面有国民党主席、“总统”和“行政院长”。这事闹得很大，“总统府”和“行政院”开会时也研讨此事，结论是四个字“依法办理”。我想知道到底违不违法，就到“法务部”去找施启扬“部长”，因为我是官方发言人，动见观瞻，而且这事闹得很大，各国媒体都报道了，如果后续处理不当，摔一大跤不是丢人吗？他找了“法务部”的重要人士研究了半天后告诉我，这个case(官司)一定会赢“板上钉钉”。
我就向俞国华“院长”报告了。李永得填报不实，我根据台湾“刑事诉讼法”，还必须送到地检署，要不要处理，则是地方法院的事情。结果地检署起诉了他，后来法院又判决无罪。
为什么无罪？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可以讨论。判决的理由说，他填报去东京，确实去了，没有假，至于到东京以后的事是另外一回事情。法院说没事就没事，我也没有意见。可是检察官要上诉。
李永得跑到大陆去，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其他记者是不是可以去？我就向上面———“总统府”和“行政院”的长官反映：这个要给它开放，不然要再来第二个李永得，不是丢人么？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了个报告，认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好的。
第一次我的建议不行，第二次不行，第三次我的建议就行了。其中一方面是因为郭婉容去北京开亚银年会，台湾记者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了。我对俞“院长”讲，如果你让我现在宣布我们没有开放记者到大陆采访的政策，可现在已经有上百个记者到北京了，我“新闻局”是属于“行政院”的，“新闻局”丢人对“行政院”也不好，所以我的意思是开放——— 正式宣布开放！俞国华“院长”请示了一下，这次可以了。
我允许台湾记者到大陆去，那大陆记者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来呢？当然可以来，不然说不过去。范丽青(现国台办发言人)就是第一批来台湾采访的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大陆记者可以来多少，不是“新闻局”就可以决定，因为牵涉到安全问题。“行政院”开会商议这个事情，我们还有一个“安全局”，就想让我穿小鞋，说没有那么多人力来跟踪--他们要跟踪大陆来的记者。这种事情，安全单位永远是说话分量比较重，“安全”问题是个大帽子，安全部门一讲话，大家就不讲了。
李永得案上诉后也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案子还在法院审的时候，亚洲银行在北京开会，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带队去了北京，希望记者去报到，记者已经开放到大陆了，那个时候法院也没办法判李永得有罪了。
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悲情城市》当时22票对0票通过，一刀没剪，片商没有炒作的由头反而有点失望
接下来又出了一个凌峰，等于是广播电视领域里又出了个李永得。他去大陆拍了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带回到台湾要播。他是很会造势的一个人，就希望跟官方引起冲突，等于替他拍的片子做广告。我如果不处理他的话，所有的片商都跑到大陆拍片去了，这不是我“新闻局”可以决定的。其他没去的片商也有意见：“‘局长’，我可不可以去？”“我们现在没这个政策啊”，“那你得处理他，不然为什么他能去我们就不能去”？
很多压力，我必须根据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来处理。大概是在机场给他作了扣留，后来又还给了他。
李敖曾说，《末代皇帝》和《基督的诱惑》是我请示李登辉才做的决定？这是子虚乌有，这哪里需要向李登辉请示，他又不管电影。我做“新闻局长”后，尽量不去禁书、杂志、电影广播，除非真的有问题，要碰的时候也不是我邵某人做决定，我要找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做决定。
讲述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悲情城市》当时就22票对0票通过，一刀没剪。不过这也有点后遗症，因为片商希望我剪，这样他好找学者开记者会支援他，弄得你灰头土脸。二二八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没剪，还因为获得金狮奖而给他100万(台币)奖励。听说他们因为很难做宣传有点失望，有一次我和邱复生(片商)聊天，我说听说你有点失望，他就笑笑。
我不是学法律的，“新闻局”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是学法律的。我到了“新闻局”之后，特地成立了一个法规会，让当时“新闻局”的一位副“局长”廖正豪———他是台大法律系的博士———兼任法规处的主席，每个礼拜三中午开会。“法律的事就拜托你老兄”，我跟他讲得很清楚，对于任何可能侵犯到人民权利义务的事，你法规处通过，我这个“局长”才批。我很坚持依法行政。
处在解除戒严、开放老兵探亲这一个浪潮之下，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只要没被别人否决，我尽量都开放。
我离开“新闻局长”的位子已经20多年了，回头看起来，经国先生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年这些媒体骂国民党骂得很凶，把它骂垮了，现在也把民进党骂垮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公平的。
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中央日报”的广告没有随着发行量跟着进来，所以发行越多我越赔
1991年我离开“新闻局”，1998年起，当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我这个副秘书长不管党务，管政党交往———和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之间有来往。过了两年，国民党“大选”选败了，作为在野党也就没有兴趣再搞政党交往了，我就被调到“中央日报”去了。
我常开玩笑说，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因为在解除戒严之前，“中央日报”是不得了的，当然是报业老大，它是国民党的机关报，重要性很高。当然，在解除戒严之前，《联合报》等已经跟它差不多，一开放之后，《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些报纸有钱，就印了很多张，超过了“中央日报”。
我做了很多很多改革，“小而美，内容好”，我开始改版面。有进步。其中有一版全部是英文的，每天一个版，办了一年半，我把全台湾英文系的教授动员起来(撰稿)，栏目包括“著名英文演说”，“散文”、“科学英语”、“新闻英语”、“看电影学英文”等，每月的精华再出一份杂志，是台湾英文杂志销售第一名，大陆吉林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次这个杂志。
2001年6月4日，“中央日报”第一波转型改版，还新辟了两岸经贸版和文教报叠。我是台湾第一个开两岸经贸版的，还得过一个奖。我把“中央日报”变成了一个文教报，给文化圈的人看。因为是文教报，我提出“媒体环保”口号，拒绝色情、暴力和八卦，保持品味，不能变成《苹果日报》——— 那时《苹果日报》还没来台湾，但《大成报》、《民生报》也都办得花花绿绿的。
我去“中央日报”时，它的销量是每天7.5万份，我去后一年，变成12.5万份，增加5万份，就在便利店里硬碰硬地卖，也有订阅但不多。这表明版面经营有成效。这是好事么？一点都不好。
《联合报》那时有好几千记者，刚解除戒严的时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大赚钱啊，最高时有四五千人。我这只有300多人，我怎么和这些大报拼呢？他们一印几十张，而我这只有七八张。《联合报》、《中国时报》它们可以卖到50万到100万份，“中央日报”是有进步，但12.5万份的报纸谁来登广告？
报纸是靠广告的，有广告就赚钱，没广告就亏钱。发行量和广告是一体之两面，报纸好看发行量就高，就有广告。但“中央日报”的广告没有随着发行量跟着进来。虽然文化圈很喜欢，但文化圈的人一般不登广告的，只有招生广告，赚不了多少钱。汽车、房子这些大宗广告都登那些发行几十万份的报纸上去了。
一份报纸的成本是26块钱(台币)，我们卖10块，3块钱给便利店，我们只拿到7块，所以发行越多我越赔。成笑话了。但我也没办法。我是拼了老命的，我工作从没像在“中央日报”那两年那么辛苦过。我已经尽我所有力量了，但大家叫好，不叫座。
“中央日报”关门办电子报“中央日报”从1988年到关门办电子报，差不多赔了七八十亿(台币)
实际上我觉得国民党能不能赢，要看你的候选人形象好坏。我刚去“中央日报”当董事长兼发行人时，虽然也想把它振兴，但内心基本的看法是这样的。
“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份正式的全国性报纸，历史悠久，谁也不敢给废掉。虽然已经经营很困难，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面子，国民党中央办的报纸，就一直给它钱来维持。
“中央日报”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我去的时候只剩下326人了。我去了之后，还继续裁人，一直裁。等我2003年走的时候，只剩下100人了，报纸也减到三四张，因为国民党中央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它，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所以裁员减版。
我刚去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每年给“中央日报”2000万，后来降到几百万，我也知道山穷水尽了，在我离开“中央日报”前一年，就传出财务吃紧的消息，中国文化大学的董事长跑到我办公室，把聘书给我。我去找连(战)主席，他叫我别走。到了第二年，连主席也没办法了。我也转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去了。
有一段，“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新生报》三报合一，共用采编资源，分别出。后来，“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合并了。后来《新生报》变成船期报了，现在“中央日报”还剩下电子版，张荣恭(国民党副秘书长)来做。
以前“中央日报”为什么可以赢？以前得排队登广告，譬如结婚广告，在“中央日报”登是第一选择。因为报纸只有三大张，很多广告登不上。大家都是三大张，所以每家报纸都赚钱，没有赔的。台湾刚解除戒严时，“中央日报”还是有些广告的，但别人已经十二大张了，广告就跑那些报纸去了。等到国民党2000年一垮，更没有广告了。
“中央日报”从1988年到关门办电子报，差不多赔了七八十亿(台币)，国民党赔不起，就关门了。我和“中央日报”的同事开玩笑讲，我是“中央日报”的刽子手，一开放就没办法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