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廢科舉后的課本【圖】

晚清廢科舉后的課本

陈荣衮，字子褒，号耐庵，别号妇孺之仆。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今属江门市郊外海镇)，系清末民初著名平民教育家。早年追随康有为，参加过戊戌变法，后来有感于中国教育。既失其本，复遣其末。的落后局面，投身于改革中国教育的事业。他主张改革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注重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并亲力亲为，编白话教材，办义学，兴女校。终其一生，为改革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教育制度做出了贡献。
陈荣衮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文思敏捷，成绩优异。1878年(光绪四年)，他考入府学为庠生。1890年(光绪十六年)，二十八岁的陈荣衮先后在广州友石斋和芥隐堂设馆教学，学生多是应试科举的生员。
1893年(光绪十九年)，陈荣衮参加乡试，中第五名，膺五经魁，放榜时，名字排在南海康有为前边。康有为本来是第二名，因为他的试文《书同文》不沿用朱熹注释，改为第八名。陈荣衮读了康有为的这篇文章，自叹不如，特意前往“万木草堂”拜谒，谈论之间，大折服，便效法宋代吕荣阳拜程颐为师的故实，执弟子礼，拜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陈千秋等一起学习。在康有为门下，陈荣衮开始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正如后来他说的：“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当时，广州双门底有间“圣教书楼”，是一个叫左斗山的基督教徒开设的。他热衷新学，大量购进上海广学会、中国教育会翻印、出版的外文书译本，如《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等以及教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等报刊，使“圣教书楼”成为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陈荣衮经常来这里看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他还开始学习英语。在学习过程中，他读到英语启蒙课本的鷄、犬、猫等单字，通俗易懂，想到《大学》、《中庸》等书字义深奥，不适宜作儿童启蒙读本，心中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的念头。同时还想到，学校教育以家庭教育为辅，而家庭妇女一般识字不多，应该提倡女学。这些认识，成为他日后致力妇孺教育、改良课本的动力。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陈荣衮进京参加乙未会试。时值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参加应试的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十八省应试举人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敌、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陈荣衮参加了这一运动，随后并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与此同时，他还写成《妇孺须知》一书。他在“叙”中写道：此书“模横门之急就，羼杨云之方言。通俗是贵，利用斯在。”说明他编书的目的，在于适应妇女、儿童启蒙教育的需要。此后两年，他又编写了《妇孺浅解》、《妇孺八劝》、《妇孺入门书》、《幼雅》等书。他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写成的《俗话说》一文中，首次提出“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他的学生冼玉清后来评论说：“此即提倡文学改良之白话化、大众化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陈荣衮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组织的“保国会”。在“百日维新”期间，他还到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事。“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陈荣衮也经上海东渡日本，到神户找到在《东亚报》社当主任的同学韩文举，结识了该报主编侨本海关。侨本是日本著名教育家，也是诗人，各学校的校长多是他的诗友，在他的介绍下，陈荣衮到各校参观，考察日本小学的教学方法。陈荣衮很欣赏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塾”，推崇该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决心效法，以教育救中国。同年底，他返回祖国，开始撰文编书办学，以实践自己的抱负。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陈荣衮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提出“文言之祸亡中国”的说法，是我国提倡报纸使用白话文、语体文的第一人。从这时起，他开始投身教育事业。他先在开平县“邓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门设馆教学。其馆址设在荷兰园正街，初名“蒙学书塾”，后改为“灌根书塾”。他把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废止读经，提倡通俗的白话，改革文言，以使低年级学生易于领会，收到“声A,b通”的效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则不废文言文，照开经义课程，以使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同年，陈荣衮在澳门组织中山、新会、台山等地小学的20多名教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以提倡初学启蒙、推广改良白话课本为宗旨。他在《教育学会缘起》一文中指出：“中国教育既失其本，复遗其末，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浚渝国民之智慧。一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评论深刻，人木三分，发人深省。在创办学塾的同时，他还注重妇女教育，主张寡妇改嫁，同姓(远枝)可通婚，并曾倡设平民义学，被人们称为“福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陈荣衮接受澳门“格致书院”(即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总教习钟荣光的邀请，前往该校主持暑期国文讲习班，历时三届。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教育说略》、《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入门》、《妇孺女儿三字书》等系列教材，并用于教学实践。他以《妇孺三字经》代替《三字经》，内容全用白话，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之类；以《妇孺四字书》代替《千字文》，其中有“同枱食饭，手踭莫横；若系饮汤，让人起羹”之句；以《妇孺五字书》代替《幼学诗》，中有“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梘壳，巷口拨泥沙”之类的白话诗文。这些白话课本，很快就传人内地，在广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响很深。陈荣衮用于教学的这些读本，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后七年多的时间里，陈荣衮的精力集中在编写启蒙课本方面，出版了大量教材，如：《妇孺学约》、《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与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仙、学国文教科书》等。1903年，陈荣衮主办的。灌根学塾。首次招收女学生，成为我国男女同校的发端。次年，他主持编辑发行了《妇孺报》、《妇孺杂志》。
1909年(宣统元年)，“蒙学会”组织成立了。子褒同学会”，选卓乃宙为首任会长。同年及以后两年时间里，该会出版了《七级字课》的系列教材。1912年至1917年(民国元年至六年)，陈荣衮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教材，如《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等，还出版了《灌根小学杂志》。这期间，他信奉了基督教。
1918年(民国七年)，陈荣衮将“灌根学塾”迁到香港坚尼道循道会旧址，继续从事小学教育。不久，学塾易名为“子褒学塾”，最后易名为“子褒学校”，规模日渐扩大。陈荣衮主持校务之余，亲自参加教学工作，为初级班上字课，为高级班讲古文经史，并规定高级班学生必须点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朝学案》等史籍。他在讲课时，声若洪钟，终日不倦，所有学生作业，一定亲自批改。他特别重视向学生灌注民族思想意识，以民族英雄和宋明理学教育学生。课外时间，他喜欢与学生展开讨论，注意引导和启发学生。1918年至1919年，又出版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历史教材。
1919年(民国八年)，陈荣衮联合基督教友颜君裕、周怀璋等创办了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扩大了办学范围。到1921年，陈荣衮又设“子褒女校”，聘请清代甲午进士桂玷、陈俊卿、曾壁山等20人为教员。子褒学校规模扩大，人才济济，声誉日隆，被公认为香港私塾中的佼佼者，其创始人陈荣衮则被誉为“东方的裴斯塔洛齐”(裴氏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
1922年，陈荣衮在香港病逝，终年61岁。
陈荣衮一生未任一官半职，他所办的学校，始终未向政府立案，也不设校董会或委员会、教员会，纯属平民化的义举。他以一生的教育实践，走出了一条教育创新的道路。他一生中编著的小学教科书有几十种。除前述公开出版的书籍之外，还写有一些学术文章。他的遗著由他的学生冼玉清、陈德萋、欧朗若、陈仲伟编校，合编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曾在广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