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地区的犹太人在二战前屡遭阿拉伯人屠杀

[法国]丹尼埃尔·阿伊克
塞缪尔·施奈尔曼是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布雷斯特－利特弗斯克（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的犹太人社团里，他首先是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莫德哈依的儿子。这位领导人最为荣耀的经历，就是曾经参加了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西奥多·泽夫·赫茨尔预言了以色列国的创立，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设立最初的路标。莫德哈依·施奈尔曼是泽夫·贝京最亲近的同志之一。
1913年，其妻米里亚姆为贝京的儿子，即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诞生担任过助产士。
1904年，塞缪尔·施奈尔曼和泽夫·贝京得知赫茨尔去世的消息后，不顾当地一个犹太拉比的坚决反对，强迫一个犹太会堂为他颂《卡迪什》——给亡者的祈祷，向赫茨尔致以最后的敬意，以纪念这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奠基人。1910年，莫德哈依·施奈尔曼移居巴勒斯坦，在雷霍沃特的一所学校教了两年书，后来回到俄罗斯，并有意把家人也一同带过去。但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迫使他暂时放弃了该计划。塞缪尔·施奈尔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狂热的犹太复国思想，以及一种为在他看来是正义的事业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考虑到以后在以色列的前途，他在第比利斯大学里选择了农学专业，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也是施奈尔曼一家避难的地方。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大学里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知道他的事业只能从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地开始，只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拓荒者中找到方向。但是，对施奈尔曼家族来说，犹太复国思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应该并行不悖，因为后者对于塑造正确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塞缪尔·施奈尔曼醉心于外语学习的原因，他已经学会了用法语、拉丁语，当然还有希伯来语去描绘他的以色列国之梦。在研究农学期间，塞缪尔结识了德波拉(维拉)·史尼罗夫。维拉来自莫吉莱乌一个已经同化的犹太家庭，此地现属白俄罗斯。她是一位学识修养很高的姑娘。她认识塞缪尔并同意嫁给他时，还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1921年，在苏联红军征服高加索山脉逼近第比利斯前不久他们结了婚。当得知他教授希伯来语的一个犹太复国团体被布尔什维克分子包围之后，塞缪尔意识到寻找真理的时刻来到了。他郑重地告诉维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火焰一直在他身上燃烧，现在应该给它添加点燃料了——该是重返以色列的时候了。但是，维拉完全没有丈夫那种对以色列国土的狂热，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也很难有认同感。尤其是，还有两年的学业她才能领到毕业证书，没打算放弃即将展现在她面前的美好的职业生涯。于是，她试图反对这一移民想法，但是白费力气。塞缪尔最基本的论据令人无法反驳：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分子，他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从事颠覆活动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只有移民才可以让他躲过。最终维拉妥协了，同意随丈夫一起去位于里海海边的巴库，从那里乘船去巴勒斯坦。1922年2月，塞缪尔和维拉·施奈尔曼抵达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当时人口为757000人，其中犹太人83000人，阿拉伯人673000人。就在这一年，有8663名犹太人移居到“应许之地”。这些犹太人被称做犹太世界第三次移民大潮而载入20世纪的史册。在施奈尔曼夫妇到来前不久，邑楚乌，即巴勒斯坦托管区的犹太人，在港口城市雅法遭到血腥屠杀。四十多个垦荒者被杀害，另有一百多人受伤。犹太人为了回应这次屠杀，1921年9月，在杰泽里尔山谷建立了5个新的农业村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纳哈拉尔的莫沙夫①村，也是摩西·达扬将军的出生地。虽然塞缪尔拿的是农艺学文凭，但他还是毅然决定不去这些新的犹太村落。因为这些村落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犹太社会党的领导阶层修建的，而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好。自从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塞缪尔·施奈尔曼就意识到自己还需要进修一些课程，才能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农艺学知识。于是他决定暂时在以色列米科维的农业大学安顿下来，那里也是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历史性会晤的地方。出于对丈夫的爱，维拉·施奈尔曼已准备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是，她反对把家安在基布兹。根据打听来的情报，有一个由二十多个家庭组织起来的名叫噶尔汉的组织，正准备联合起来重建“卡法尔·玛拉尔”的莫沙夫村，有人建议他们与这个组织会合。该村建于1914年，1921年在一次大屠杀中被阿拉伯人摧毁。“玛拉尔”是用著名犹太作家摩西·莱布·利林布卢姆的名字的首字母拼出来的，这位作家还是个早于赫茨尔的“热爱圣山”运动的积极分子。
塞缪尔同意和这个组织会合，尽管它也是由一群社会党的垦荒者组成的。考虑到卡法尔·玛拉尔适合实现自己的计划，他预感到自己将要接受农业技术方面的巨大挑战。维拉仍在心底里希望丈夫抛开犹太复国的梦想，自从他们决定在卡法尔·玛拉尔安家，她就彻底放弃了学业。莫沙夫的土地是邑楚乌的规划公司以每公顷四英镑的价格从一个贝督因部落那里购买的，最近的村落卡法尔·萨巴当时只有十多户人家（现在将近十万居民）。
卡法尔·玛拉尔的创建者之一，西蒙·本·兹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没有自来水，必须去卡法尔·萨巴的井里打水，也没有电。这些困难似乎最终证明了垦荒者的决心是正确的。”维拉和塞缪尔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勉强支撑。塞缪尔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但是对于耕种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土地来说，实在没有用处。在农作物耕种方面，塞缪尔的确是把好手，但是在建筑方面却非常平庸。和维拉在一个可怜的帐篷里生活了一年半之后，他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房子。
最后的成品差强人意：一栋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木头结构，屋顶铺着干粪和稻草，歪歪斜斜，到处是缝。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施奈尔曼夫妇与卡法尔·玛拉尔其他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塞缪尔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沙夫的土地最适合种植什么。于是，他着手进行了几项史无前例的试验。他种了一种叫鳄梨的水果，这在巴勒斯坦地区还闻所未闻。邻居们对这些试验不以为然，轻则耸耸肩，重则报以冷嘲热讽。对于卡法尔·玛拉尔大多数的垦荒者来说，施奈尔曼夫妇不仅文化水平太高，而且傲慢、冷淡、不合群。在莫沙夫村这个圈子里，他们夫妇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另外，从塞缪尔·施奈尔曼这方面来说，同在一个村落垦荒，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却要求邻居称呼他时加上头衔，即“农学家施奈尔曼”，而不是直接叫他的名字，这种固执的要求也招来莫沙夫许多人的嘲笑。他们与邻居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塞缪尔·施奈尔曼本该加入卡法尔·玛拉尔的噶尔汉组织，和马帕伊工人党（巴勒斯坦工人党，即工党的前身）建立良好关系，但他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公开表示反对一切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固执经常和其他村民发生冲突。维拉始终追随丈夫，他们夫妇俩不止一次拒绝服从莫沙夫秘书处大多数人的决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时充斥整个莫沙夫和基布兹甚至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是社会主义互助气氛和狂热的犹太复国情绪，他们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尤其显得另类。
事实上，施奈尔曼夫妇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亲近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者。正如阿里尔·沙龙本人所说，他们是“注重实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凭借行动而不是无休止的争论建立一个崭新的现实”。此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卡法尔·玛拉尔秘书处确立的入党标准，要求申请人“性格和善”，塞缪尔·施奈尔曼看来显然不合要求。卡法尔·玛拉尔的老前辈回忆说：“所有莫沙夫的成员都属于马帕伊党的亲信，塞缪尔·施奈尔曼却不同，他直言不讳，捍卫自己的想法，善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即使这些想法和立场不受欢迎。”阿里尔·沙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出于天性，他不能妥协……只要他确信是对的，哪怕所有人都反对他，他也决不会退让半步……他凡事都爱较真，如合作体制、拨给的土地面积等问题，他会一下子同所有的人为敌，即使注定是个失败者，他也绝不随大流。”塞缪尔·施奈尔曼对自己的财产分外珍惜，他用围墙和门闩将之隔离保护起来，在当时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莫沙夫村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毋庸置疑，施奈尔曼夫妇在卡法尔·玛拉尔被视做边缘人物。塞缪尔和维拉还具有艺术家的天赋。两人都是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他们有好几位朋友后来都参与组建了初期的爱乐乐团。他们习惯定期举行家庭聚会，演奏塞缪尔谱写的曲子。塞缪尔还有一定的绘画天分。
1962年，阿里尔·沙龙在他父亲去世5年之后，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不幸的是，2000年初，作品毁于无花果农场的一场大火。
1926年，他们在定居卡法尔·玛拉尔4年之后，生下了大女儿耶乌迪特（迪塔）。
两年后，1928年2月26日，阿里尔出世。两个孩子的出生，一点也没有缓解施奈尔曼夫妇和卡法尔·玛拉尔大多数居民的紧张关系。全家人生活在杂乱拥挤之中，农学家施奈尔曼的收入又极其微薄。用来将谷仓和正屋隔开的天花板上老鼠肆虐，阿里尔很小的时候就负责把他的猫放上去捉老鼠！幼年的阿里尔很害羞，很内向，跟父亲一样不合群。“很难说小阿里尔在卡法尔·玛拉尔的孩子中非常出众，”沙龙的一个同班同学尤塞夫·马尔迦力特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仅此而已。”20世纪30年代，居民们修了一条沙子路穿过莫沙夫村，我们和阿里尔在那里玩耍。”尤塞夫·马尔迦力特回忆说。从很小的时候，阿里尔·沙龙就痛苦地感受到横亘在父母和社区其他家庭之间的鸿沟，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他和朋友们只在村里的空地一起玩耍，却不会互相邀请去家里玩。阿里尔·沙龙后来承认这种疏离曾经令他很痛苦：“我总是在想‘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子。”因为卡法尔·玛拉尔的孩子受父母的叮嘱，都不邀请他来家里。少年时期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深深地留在沙龙记忆里：“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骑驴跌倒在一个沙堆上，摔伤了下巴。当时血流得很厉害，但是因为和医务室的领导长期不和，母亲维拉拒绝去莫沙夫的医务室，而是抱着我去三公里外一个朋友开的诊所。这位佛吉尔医生住在卡法尔·萨巴。”阿里尔·沙龙后来说，尽管当时年幼，但是母亲抱着血流不止的他奔走在夜里的情景，一直深深留在记忆里挥之不去。对他来说，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卡法尔·玛拉尔其他居民和父母之间的积怨很深。这种糟糕的邻里关系对孩子的个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得他后来对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保持距离。阿里尔·沙龙从小就受到莫沙夫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观的熏陶。从很小的年纪起，他就帮助父亲在农场干活，他干的活儿一般都是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才做的。
5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头白驴，他非常喜欢。阿里尔·沙龙后来声称：“关于驴子愚蠢的故事只是传说，驴子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到了阿里尔的变声期，塞缪尔·施奈尔曼送给儿子一根警棍，让他痛打卡法尔·玛拉尔和附近地区胆敢闯进他家果园里偷芒果的小流氓。阿里尔，这个孤独内向的少年，从此以后，每当他在村里散步时，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那根警棍。一件可以缓解孤独感的武器，不仅能带来某种令人陶醉的权力感，而且也因此大大改变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样还是很小的时候，阿里尔·沙龙就经常驾驭他们家的小马车。拉车的母马已经不再年轻了，上坡时总是有些吃力。每当这个时候，阿里尔就会用一些石头将轮子卡住，等母马稍作休息，恢复了体力再赶路。阿里尔·沙龙在后来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情景。
他用小马车来比喻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需要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稍作停留。对于沙龙来说，军队、民族的统一，国土边界，就是这些“石头”。少年阿里尔和父亲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崇拜、认同父亲，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畏惧。塞缪尔·施奈尔曼性格刚强、暴躁，对孩子管教严厉，但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他跟孩子们说拉丁语，并经常让他们操练这门已经死亡的语言。每天晚上，在他入睡前，塞缪尔给他哼唱各种讲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光辉历史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歌谣是歌颂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的。这位最具传奇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士牺牲于加利利北部的台尔阿依，在倒下之前大声地说道：为我们的土地而死，死得其所！”特鲁姆佩尔道在彼尔马尼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成了独臂人，他一直是阿里尔童年时代最崇拜的英雄之一。因为父亲重视教育，阿里尔·沙龙成了卡法尔·玛拉尔第一个接受家教的孩子。塞缪尔希望这样可以为儿子打开通向大学的大门。在事业方面，塞缪尔·施奈尔曼的执着最终得到了回报。虽然他曾一度成为卡法尔·玛拉尔农民的笑柄，但后来他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农学理论和生产经验结合起来，成为当地第一个引种了鳄梨、小柑橘和芒果的人，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声誉和经济上相对的富足。父亲的坚持，那种一旦做出选择就绝不动摇的决心——哪怕这些选择有时并不完全正确，也同样影响着小阿里尔：从8岁开始，父亲就交给他一项新任务，父亲让他驾着马开垦荒地，结果他对垦荒产生了兴趣。跟所有犹太垦荒者的孩子一样，阿里尔·沙龙在20世纪30年代邑楚乌犹太人居住区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成长。1929年8月发生反犹骚乱和大屠杀时，阿里尔还不到一岁。那场骚乱主要发生在艾布龙地区，另外还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老村庄如哈依发、萨弗德以及巴勒斯坦托管区里几个新设的犹太村庄。卡法尔·玛拉尔没有遭遇袭击，幸免于大屠杀。在邑楚乌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130名犹太人不幸遇难，8000人无家可归。
20世纪30年代初也是移民浪潮的高峰期，从1933年至1935年，15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定居，这些新移民相对富裕，为邑楚乌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政治上，在本·古里安的社会党与雅布廷斯基的民族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日益加剧。1935年，分裂达到了顶点，社会党哈伊姆·阿洛佐霍兹被马帕伊党领导人不公正地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并遭遇暗杀。后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阿里尔·沙龙认为，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指责对他的生活和观点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父母亲向卡法尔·玛拉尔的居民提出了抗议；莫沙夫的负责人做出的回应是决定将他们驱逐，使他们不再能够享有医疗保险，甚至不再能够在附近的莫沙夫出售自己种的水果。但是，获悉此次采访的一位卡法尔·玛拉尔的长老，断然否认了阿里尔·沙龙的指控。
1936年到1939年，阿拉伯人的对抗活动重新抬头，暴力行动不断增多，邑楚乌陷入了血与火的漩涡。然而，新的磨难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同时有助于给为未来以色列建国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奠定基础。此后，邑楚乌的领导们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犹太防卫军主力哈加纳的规模。1939年，犹太人为躲避席卷欧洲的纳粹狂潮四处逃难，英国占领军发布了著名的《白皮书》，禁止所有的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在大英帝国卷入战争之后，邑楚乌无可争议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一方面无畏大战，同《白皮书》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抛开《白皮书》，出兵支持英国军队。10岁那年，阿里尔·沙龙参加了一个名叫哈萨德（Hassadeh）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轻的同学把大木棒当做武器。这木棒似乎代表着力量，能够掩饰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教官约斯克·高罗波夫证实，他曾多次看到阿里尔为了维持秩序、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对爱闹事的伙伴拳脚相加。高罗波夫曾经训斥他说：“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从那以后，阿里尔变得更沉默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随身携带大木棒。在卡法尔·玛拉尔小学，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学生。他的父亲花钱强制送他上了补习班，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父母的影响下，阿里尔决定继续上中学，不像莫沙夫村大多数孩子那样辍学在家干农活。
13岁时，阿里尔进入特拉维夫的热乌拉中学读书。此间的日常生活使他领略了以色列第一大都市的风采。在这里，他经常跟外祖母团聚，喜爱和她交谈。就在阿里尔进入中学的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陷入了困境，敌军的迂回包抄威胁到了巴勒斯坦。1941年4月，德国人占领希腊，俘虏了数千名英国士兵，其中包括1500名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人。一个月后，隆美尔元帅的军队在利比亚发动进攻，直抵埃及边境。
6月，意大利空军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湾，而在北部边界，维希政府的部队则攻占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在距梅杜拉边境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一线展开。战局的发展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陷入深深的恐慌。同时，邑楚乌的领导人决定建立巴勒马组织（Palmah）（得名于希伯来文“抵抗集团”首字母的缩写，是哈加纳的精英组织，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巩固哈加纳的防御力量。在穿过卡法尔·玛拉尔村一直向北的路上，阿里尔·沙龙和他的同伴们发现，法国的、澳大利亚的甚至是希腊的军队不时地从那儿经过，向着叙利亚或黎巴嫩的方向前进。
1942年，安戴尔将军率领的波兰军队进入巴勒斯坦。在他的队伍中，有一位叫梅纳赫姆·贝京的人，我们将在稍后的地方会再提到他。那些军人有时在巴勒斯坦住上几周，或者回到那里休假。施奈尔曼一家多次接待过他们。当地农民们平常都因缺少土地而苦恼，但在这些军人休假期间，他们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要求，而只管老老实实地在这块以色列的土地上耕作。由于局势紧张，1941年，阿里尔·沙龙加入了卡法尔·玛拉尔村的居民防卫组织。是年，他虽然只有13岁，但手持著名的大木棒和父亲送给他的高加索匕首，定期在莫沙夫村周边站岗巡逻。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儿子奥姆利亲切地称他为“高加索”人。这个称呼也暗示了这个家族来源的一部分。
在回忆录中，阿里尔·沙龙回忆了在那些漫长的站岗之夜心中涌起的波澜：“我紧紧地抓住那种让我产生自主意识的力量，只有靠自己，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一个13岁的男孩，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一年之后，哈加纳意识到了邑楚乌所面临的危险，于是，他们决定扩大其组织规模，并吸收年轻的有经验的成员。于是，14岁的阿里尔·沙龙，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抚着《圣经》，宣誓效忠哈加纳。他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接受训练，不久就在格斗术方面遥遥领先。阿里尔中学毕业适逢第二次大战接近尾声。1945年夏天，他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之后回到了卡法尔·玛拉尔村。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示出了作为一名军人所具有的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既然已经决定战斗，那么就要选择最优秀的对手。可是，当他向父亲提出想参加巴勒马精锐部队时，却遭到了后者的严厉拒绝。塞缪尔·施奈尔曼狠狠地痛斥了巴勒马的罪行。他提醒儿子说，1944年，那个组织的头目向英国军队告发了由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以色列建国运动组织）活动分子，以及另一个由伊扎克·沙米尔指挥的斯特恩部队的成员。
在塞缪尔·施奈尔曼看来，那些首领向英国统治者献媚，就等于是一种背叛，他决不允许儿子加入这样一个行径卑劣的团体。但令他大失所望，阿里尔加入了诺提姆的队伍。这是一支由英国人组建的犹太警察后备力量，也是哈加纳旗下的合法组织。虽然他从未向父亲保证过，但他永远也不会出卖任何一个犹太人。这一次，在内坦亚附近的贝斯里特基地，他不得不向大英帝国宣誓效忠。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阿里尔宣誓时有些词儿故意发得含含糊糊。然而在战争技巧的学习方面，阿里尔很快脱颖而出。他从下士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跟踪者，即使在毫无月光的深夜，也能确定自己的方位并找到既定路线。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未失掉镇静，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是如此。他在战斗中一贯镇静，尽管有时因此而犯错。这种冷静和其他才能鼓舞了战友的斗志。
大木棒和匕首换成了冲锋枪，使得阿里尔·沙龙彻底敞开了心扉，跟过去那个内向的自我分道扬镳。他是如此自信，毫不怀疑自己在队伍中的崇高威望，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看做这个小队的队长。就像父亲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却住在马帕伊党管辖的莫沙夫村一样，阿里尔·沙龙虽然在哈加纳接受军事训练，仍然十分关注伊尔贡和斯特恩组织的英勇事迹。年轻的阿里尔敬佩多夫·格里内、梅依尔·范斯坦和阿夫沙龙·巴哈萨尼。这些伊尔贡的英雄高唱着对以色列永恒不变的爱，宁可选择自杀，宁可被英国占领军吊死，也决不舍弃这千秋大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亡之后，在这块土地上重建一个属于犹太人的至高无上的国度。巴勒斯坦地区的战后岁月，写满了犹太人同英国军队以及阿拉伯游击队的斗争。当犹太民族意识到灾难波及范围之广时，邑楚乌便置《白皮书》的规定于不顾，在欧洲组织了一场“非法”移民运动。多亏了以色列摩萨德(中央情报与特殊使命局)的创始人阿勒亚·贝斯，数千名在死亡之地上幸存的欧洲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地。对国际社会而言，二战浩劫中幸存的犹太难民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关键是要就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使犹太和阿拉伯民族双方达成共识。1947年初，英国政府将巴勒斯坦问题的议案提交到联合国。
11月29日，这个刚刚成立的国际组织投票，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分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其中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尽管未来的以色列的边界还难以确定，但邑楚乌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人们欢欣鼓舞，庆祝和平的到来；而阿拉伯世界却拒绝接受这种划分，并且威胁说在1948年5月英国政府的委任生效之时，他们将要推翻犹太国。这个时候，阿里尔正在指挥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他负责惩罚一个和阿拉伯武装分子勾结的贝督因首领。任务很简单，就是没收贝督因首领的新汽车，给他个教训，停止破坏活动，让他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塞缪尔·施奈尔曼眼看着儿子的事业已起步，却仍然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麦歇克农场。他建议儿子去赫尔沃的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学习，阿里尔只好从命。然而从1947年12月开始，邑楚乌和阿拉伯部落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在这个非常时期，阿里尔被动员加入军队。
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数起进攻。位于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的古什·埃兹昂犹太人定居点遭到了多次猛攻。暴动者袭击了连接犹太各大城市的交通要道，妄图孤立那些城市，耶路撒冷也陷入了阿拉伯军队的包围之中。哈加纳的部队试图冲破封锁，并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1948年4月1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批准了军队进攻犹太国的计划，而另一边，犹太军队则夺回了太巴列城，军队同时也控制了海法的阿拉伯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袭击使紧张的气氛愈加浓烈。1948年2月间，四辆安放了炸弹的汽车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爆炸，造成60名犹太人死亡，多人受伤。沙龙地区的平原上空，恐惧的阴云也久久不散。卡法尔·玛拉尔村距巴勒斯坦的卡尔奇利亚市仅数十公里之遥，这座城市里不时出没小股武装分子，他们常常埋伏在通往莫沙夫的道路上。从入伍到1948年5月，阿里尔·沙龙带领着他的小组，在夜间的小型武装冲突中对付阿拉伯人。5月14日，正是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日子。正在卡法尔休假的阿里尔仍保持着高度警惕。他非常清楚，最后一个不列颠士兵离开之日，就是战争爆发之时，那些焦急的阿拉伯人早就想冲进以色列。去站岗之前，他抽空听了广播中大卫·本·古里安庄严诵读的历史性宣言。他的部队的任务还得持续8天。此时，哈加纳和邑楚乌的其他自发组成的部队合并成了“国防军”，即以色列国防军。而负责守卫沙龙地区的小组则重组成几支规模不等的队伍。就是在这个时候，阿里尔决定放弃自己家族的姓氏，而用更具有以色列特色的、他所生长的地区名“沙龙”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