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在重复，民运共产立宪论者正在步晚清专制改良主义后尘 (个别词语经删改)

* 革良成 *
编者按：主张共产立宪论的民运改良精英们一直都在鼓吹，“没有了共产党中国
就会大乱，再来一场革命，中国就会再出现一次专制政权”，由此他们
得出结论，必须乞求共产党自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正在重复，革良成先生在黄花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晚清国民革
命与专制改良的两场大论战”让读者看到了那些“利禄熏心、甘当奴隶
”的民运改良派的丑恶嘴脸，指出“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
他们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说，并不能避免共产党的“杀人流
血之祸”。文中对“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者“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
尤颂圣朝恩”的嘲讽，以及对他们“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
宪为假、专制为真”的揭露，让读者看到了今日鼓吹共产和平演变者对
人民的虚伪和对极权统治者的乞丐相。
孙中山先生早年的结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
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早就明确地告诉了中国人，不彻底铲除封建极权体制，中国就不可
能重获新生。希望广大大陆读者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对那些仍然在美
国蹦蹦跳跳的民运改良精英蛊惑人心的宣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与之
彻底划清界限。
----------------------------------------------------------
* 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的第一场大论战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为追求富国强兵
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
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
命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
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零二年，由康有为发
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
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
的第一次大反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
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
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
后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
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
。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
，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
，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
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
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
、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
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
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
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
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惊世钟”，
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
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
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
”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
，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
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
笔。
* 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的第二场大论战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
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
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
”。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
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
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致使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
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
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
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
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
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
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
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
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
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
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
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
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
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
。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
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
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论点说，清政府
“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
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
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
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
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
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
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
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
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
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
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
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等错误思潮，特别
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
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
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
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
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
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
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于
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
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
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
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国民之普通自由，
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
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
不伦，一至此极！”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
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
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
”在“醒后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
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不到临崖绝命时，强
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
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
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
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着的“河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
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
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
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
以来之“新民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
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
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
嗣后，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
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
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
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
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
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
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
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摘自黄花岗杂志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