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因素：中國崛起看香港

英國因素：中國崛起看香港                                                                                                                 洪清田
一二百年來，英國走在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前面，「摸石頭過河」，其他社會、國家民族和文化因而有了現成的參照模式和正反經驗，可以看到、拿到和學習，還有座標方向和路線圖，可以觀照。歷史卻是，各國、民族和文化學不學、怎樣學、學成怎樣，各各不同，大異其趣。
如果肯學外來異質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內外新舊的ＤＮＡ接駁時的風險不可避免，如果不學外來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拒絕面對，或要自創一套，內外新舊的ＤＮＡ接駁時風險倍增。中國天朝自居，百年拒絕面對蠻夷的現代命題和課題，幾乎亡國亡族。德國的百年崛起，刻意反英國之道而行，從哲學、藝術、文學、科學、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每層面，「走自己的路」，帶領世界，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才回到人類共通的現代正軌。中國這二十多年開放改革的奇，是幾百年來中西方牧漁社會的初級工業化的經驗，給中國學，中國學到家。中國經二百年後才肯學，才有條件學，才學得到一些。
日本幾乎是一個明治維新，就大致上處理好內外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歷程，自我改造和在現代世界重新定位。其實，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歷盡中國所有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驚險萬狀，隅然和必然因素交叉，但跌跌撞撞總算上到西方的軌道，參加五百年來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弱肉強食」遊戲。日本對現代化和現代性這個謬誤理解和觀念，造成後來內內外外的彌天大禍，今天仍未像德國那樣從根本上處理好（也不知要怎樣才能「處理好」）。
新舊ＤＮＡ接駁
中國二百年，似乎還未像日本校準座標和方向，上正軌，處理好內外文化互動互變、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問題。誰也不知，中國和世界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理解和觀念上的出入和差距有多大，是什麼性質，會產生什麼後果，可不可以轉化，內內外外各方應怎樣努力轉化。這可能是中國和世界二十一世紀最關鍵、卻又最游離不羈的共同課題。
西方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內部自生的，東方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外來強加的。兩種現代化和現代性各有易處和難處，各有風險和盲點。現代化和現代性就如新的ＤＮＡ，不同的社會、國家民族和文化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就如引入新的ＤＮＡ入體內，新舊的ＤＮＡ接駁時高風險。英國首創把現代社會由「虛」變「實」，「現代社會」有形有狀，有內外結構和內容，新舊ＤＮＡ的接駁，付出無數慘烈的代價。
不論中西，減低崛起時內外新舊的ＤＮＡ接駁時的風險，不二法門是對歷史、現實和現象的文化自覺意識。五百年來的大國崛起，英國有最強、最有系統性的文化自覺意識。歐陸法國和德國文化、藝術和哲學沉迷於終極、絕對和原生的本體性，連人本主義也「本體化」，要上升到本體性的單一絕對、終極和完整、永恒。英國文化不如歐陸沉迷於終極、絕對和原生的本體性。英國哲學文化、政經文化和社會文化，游走於宗教和人本主義之間，高度自覺宗教和人本主義的局限，首重保障個人的相對實體性和自由，不走極端到本體性的絕對性。英國文化、藝術和哲學以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科學精神、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為基礎，形成高度文化自覺意識系統的「現代」座標和標準。　　英國這種「非本體性」的人本主義現代座標、標準和體制，體現於憲政主權、權力政治、管治和管理，遍布經濟、法治和社會各層面，形成一個實務實利的多體制配套「自由秩序體制」，有具體事務性的實質內容，也有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更有思想和藝術、身份認同的文化內容。
創建自由秩序體制
「自由秩序體制」來自科學革命、知識和精英在邊綠和中央之間的多向對流、橫向擴張和垂直提升、縱橫交錯的吸納、轉化和壯大，也促進科學革命、知識和精英這些流動、縱橫交錯的吸納、轉化和壯大。《大國崛起》不斷突出大英帝國得助於邊緣的蘇格蘭。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內部分裂和權力鬥爭不斷，邊緣的蘇格蘭的「新教啟蒙運動」，在知識、思想和殖民地擴張上，產生了很多人物（例如亞當˙史密和休謨），貢獻中央和總體，同期的法國的「反羅馬天主教啟蒙運動」，卻各走極端。
德國和法國，以至葡萄牙和西班牙，以不同方式沉溺於歐陸的本體性，以本體性作為主體性和身份認同，以之體現人的存在的終極、絕對意義和意識，並且貫徹到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全體一起走向單元單向的極端。英國視人的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社會和文化為一場場「人造遊戲」，求的是功利主義的快樂和利益，不求人的存在的終極、絕對意義和意識。英式足球和各種運動，以至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政治及法律代對壘一樣，都是人在玩人自己創設的「遊戲」，那是人造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不是什麼絕對神聖、全知全能，可以單一核心全方位主宰、支配和統攝一切。英國人社會和文化中，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可以分割成多種遊戲，多頭齊進，不相統屬。《大國崛起》的旁述，對英國國會一方面把英皇問吊，一方面繼續通過商貿法案，驚訝不已。
遊戲和運動是一種以最公正的方式創造最不公平的現實。參與者在公正的遊戲規則下，共同進入客觀狀態，和客觀規律搏鬥，定高下優劣，產生人和人之間最可信、人人接受的不公平。英國教育，課室、圖書館和運動場同樣重要，而又一脈相通。英國創設的「現代自由秩序體制」，包括憲政、政治和法治，以至經濟、社會和文化，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分割和轉化成多種的人造「遊藝運動戲」。現在全球政經商貿、工程和金融的運作體系，很大程度上是英式「遊藝運動戲」的濫觴，由英人二三百年定框架、規格和標準。
服膺遊戲規則擢優用才
英式的「遊藝運動戲」，以個人為實體、維護個體自由自主、把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分割成多種人造遊戲，多頭齊進，每種遊戲公正讓體自由競爭，人人在遊覽車之下，自動服膺遊戲規則，嚴守體育精神，每人認真投入，在競相界定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之上較高下，形成「擢優用才制」，促進各國、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
「自由新秩序」的「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不單是有型的硬件和制度，也是一種文化意識和自覺知識。九國之中，英國的崛起最久最大，靠的是貫徹到體制和制機上這種文化自覺意識系統。英國的崛起、維持和沒落，處理上都見這些貫徹到體制和制機上這種文化自覺意識系統，由本土傳到海外殖民地，傳播現代化和現代性，成為全球運作系統、體制和機制的最主要組成部份。在社會哲學層次，是個體主體和自由主義；在文化哲學層次，是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兩層面合成商業誠信、公平競爭、法治精神、科學精神。
英式「自由新秩序」的「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國家、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進而促使產業的提升和政經轉型，由農牧、航海商貿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到金融。不但內部的邊緣和中央對流，外部也是英國本土和殖民地對流和轉化，處理殖民地內部及倫敦與殖民地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選擇性援引英國本土經驗，處理殖民地內部及倫敦與殖民地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選擇性援引英國本土經驗，不像法德日走殖民地本體性同化的極端，只求「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的一致，較有方法以最恰當、適切的優化手法處理，壞事變好事，化被動為主動。
沒落的擴張
英國殖民地就地取才，內外如海棉吸納和功能性同化，帝國主義國力反覆向上，在世界範圍內主導玩「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各地國家、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進而促使產業的提升和政經轉型，由農牧、航海商貿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到金融。英國的沒落，也是英國的擴張。大英帝國沒落約百年，英國率先創製的體制、文化和語言繼續自行通行全世界。資訊科技時代印度的可能崛起，離不開「印度英文」和「西敏寺式議會民主」的因素。今天全球的通訊、溝通和運作系統，仍有不少是英國的框架和設計、規格和標準。
香港百多年在一個固定、自成一體的司法管轄區裡，學英國三四百年由農牧漁、商貿而工業化和金融化的政經轉型和社會及文化變遷，社會結構改造。英國首創的、引入香港應用性的「自由新秩序」、「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社會活力，保障社會流動，轉化大量中國難民和移民，由內至外，由邊緣至中央，吸納和壯大。
反饋中國
香港百年在化外邊緣，一如葡萄牙；香港的重商唯利一如荷蘭；香港的移民雜會苟合，一如美國；香港的（類）現代行政、法治、管治和管理一如英國。經歷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層次矛盾和問題」，處理好，發展出自己結合中西的（類）現代化現代性。香港往往借危機為動力，戰後上到世界最前沿，產生中國人的第一個中產階層，英人管治精英和本地新新舊舊、內內外外精英，相對較少消耗式衝突。過去百多年，即使香港不知╱不願、中國也不不知╱/不願，香港仍以其（類）現代化和現代性反饋中國。香港不知、無意的少少（類）現代化和現代性，在中國可能產生奇（例如開放改革後國有土地分開擁有權和應用權，由一念之間的決策到配套法規，都是學香港）。
往下，中國崛起看香港。中國從英國（和香港）可以參照的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怎樣改造東方單一單向的文化觀念、權力、學術和媒體，改造中國千年的單一單向的認知、決策和行動體制和社會形態。中國崛起看香港，第一是看中國怎樣對待香港、怎樣管治香港，第二是看香港發展出自己結合中西的（類）現代化現代性，第三是看中國看香港百年怎處理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層次矛盾和問題」。
天賜中國一個香港。(透視《大國崛起》深層次之四)
〔來源：2007年5月26日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