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80后毕业生全球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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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9 10:49:49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跟贴 42 条手机看新闻这些可能是生于80年代的最后一两届毕业生，在全球经济环境寒意不散的这个盛夏，遭遇了成长链中难堪的一环：失业、迷惘、愤怒、价值缺失。“长大成人”，这个在十多年前看似顺理成章的过程，却在他们很多人那里卡了壳。
又是毕业季——80后毕业生全球速写
又一群毕业生将怀揣着梦想和激情、烦恼和不安踏入社会，他们蓬勃朝气的面孔让我们想起多年前的自己。
这些可能是生于80年代的最后一两届毕业生，在全球经济环境寒意不散的这个盛夏，遭遇了成长链中难堪的一环：失业、迷惘、愤怒、价值缺失。“长大成人”，这个在十多年前看似顺理成章的过程，却在他们很多人那里卡了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指出，青年人能够成为一股推动国家发展的“可畏的”的力量，但前提是他们需要得到合适的条件和机会，得到社会的包容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这似乎仍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艰巨课题。
80后毕业生全球速写：
美国：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
德国：经得起蹉跎
埃及：几家欢乐几家愁
非洲家族和种族的枷锁
印度：频繁跳槽的“孟买客”
毕业了，青春何处安放？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实习记者/王宁莉
七月流火，北京、上海、武汉……在中国每一座城市的校园里，毕业告别的气氛持续燃烧，“笑一个，再笑一个”，在镜头面前，憧憬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漾开……
这一年里，除了憧憬，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和无措，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面对即将步入的社会，他们五味杂陈。
2010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630万，比去年增加30万，创历史新高，这些毕业生多是生于80年代后期，相比他们的前辈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危机过后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的经济大背景。
为了对以80后毕业生为主体的近10年内的毕业生心态有更多的了解，《环球》杂志最近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分别针对“刚毕业”、“毕业1~2年”、“毕业3~5年”、“毕业6~10年”这四个年龄段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截止到7月5号，共回收15254张问卷。
“毕业而立”难
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本年度毕业生对“毕业而立”把握不大，过半人数甚至明确表示不能“毕业而立”。此外，面对从学校人到职场人的转变，八成毕业生表示还没有心理断奶。
稍加留心，人们可以注意到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现实的各种压力令毕业生们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以此换得的安全感和归依感让他们甚至会产生自己仍在校园的错觉。
对于当前毕业生这一心理断奶期的延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除了80后独生子女的群体症候病，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化加剧也是一大动因。
“不要说青年人不适应，就是成年人对于社会转型也会产生不适应、不协调。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五年、十年都有很大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各种条件发生激烈冲撞的年代，适应社会的这一过程会被延长”，喻国明说。
对于这一原因的认识，本届毕业生们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诟病最多的是“学校与社会没法成功对接”，其次是“就业形势太严峻”。
“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在哪里”，这一发问已经在中国近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回响数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跃进让更多人有了书读，却让更多的人遭遇了这样的心理落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指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与教育严重错位，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过于急功近利，企业过于短视，社会缺乏对毕业生的爱护，毕业生自己心理预期不准，综合成了当前的毕业生就业难。
调查中，对于“你是否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这个问题，“毕业1~2年”、“毕业3~5年”、“毕业6~10年”的网民中分别有76%、64%、53%给予否定或不确定的回答。
这些人都曾是毕业生，他们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加工模式：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标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然而这个目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相去甚远。
社会融入中的阵痛
当学校这一页翻过以后，毕业生们被卷入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历程，谋生和立足是这一成长链中不得不面对的的重要一环。
对于这必经一环，毕业生们走得并不轻松。在他们的奋斗中，生存压力是刚毕业的毕业生们公认的最大现实考验；对于毕业1~2年和毕业3~5年的毕业生来说，“事业和爱情的双重压力”重压在肩，“将理想和现实对接”、“所在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在毕业6~10年的毕业生那儿，“所在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跃居为最大的挑战。
喻国明指出，80后的一代毕业生独立意识更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们的竞争意识更激烈，也更加追求个体地解决问题，不是依靠组织。但是他们缺乏精神殿堂，少了精神寄托，因此在各种现实考验面前，迷茫、恐慌的情绪容易滋生。
蜗居族、啃老族、宅居族，这是社会舆论加诸于近几届毕业生身上的一些标签，映射社会对于青年人当前难堪处境的一种不满，甚至类似于价值示范的谴责。但这也形象地反映了当前毕业们在走入社会过程中遭遇的阵痛。
本次调查发现，四个毕业年段的网民对于毕业一段时间后的总体感受差别明显，刚毕业的毕业生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感受，选择沮丧、憧憬、失落、乐观的比例均衡。而毕业1~2年和3~5年后的毕业生们，失落感是最主要的情绪，且后一阶段选择失落感的人数比前一阶段的更多，但这一趋势在6~10年的毕业生那儿开始下降，憧憬和乐观成为这一阶段毕业生的主要感受。
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现实与预期的落差，再到打磨得更为成熟圆融，夏学銮认为毕业后5年为毕业生社会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前5年要面对的是一个角色的巨大转换，在当今房价物价高企、竞争残酷等许多不确定社会因素的冲击下要立足，对于当前的毕业生来说，已经是相比60后、70后毕业生来说一个更大的挑战。
因此在毕业生们的成长轨迹中，对于稳定的诉求逐渐清晰可现，“一份安闲稳定的工作”在“刚毕业”、“毕业3~5年”、“毕业6~10年”三个阶段的毕业生那儿得到不同程度的青睐，且青睐指数扶摇直上，只有“毕业1~2年”的毕业生表示了对“充满激情和挑战的工作”的认可。
喻国明指出，80后毕业生的选择反映了人在稳定和风险之间趋于平衡的选择规律。八十年代的毕业生们整体特点是希望“变”，他们在超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待得太久了，希望有一种变动以使自己获得新的希望、新的可能性。但改革开放之后，真正的社会大变革来了，人们又希望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了。
理想与爱情安在？
60年代的美国电影《毕业生》吟唱出的青春的迷茫和坚持，至今余音绕梁，曾经热爱一切却又无所适从，这样的情感困境为每一代毕业生所共有。
但生于80年代社会急剧转型期的这一代中国毕业生，眼见了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他们对于自我价值选择的认识也更为清晰。
在工作、爱情、理想和生活等诸种价值选择中，工作始终是毕业生最看重的价值考虑。在本次调查中，以毕业3年为一个分界点。毕业三年之内，工作对于毕业生的重要性呈现递增，而毕业三年外后，工作的重要性则开始递减。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毕业之初对于“生活“的要求不高，但随后随着毕业年限的增加而递增。在毕业6~10年的毕业生那里，“生活”的重要性跃居为各项价值之首。
令人费解的是，理想和爱情这两样曾为上几代人普遍看重的价值，在这一代毕业生中受到冷遇，其选择率在毕业生各个阶段一直偏低，并随着毕业年数的增加而递减。
喻国明认为，理想和爱情这两样价值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了，现在的毕业生们也重视爱情，也希望能实现人生理想，但已经和过去人们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标准、表达形式不一样，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理想和爱情上的失落是可以理解的。
与其相应，在爱情观方面，“顺其自然”是四个阶段毕业生一致比较能接受的情形，其次是“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对的人”，而“相信爱情、”“努力、勇敢去追逐爱”等选项选择人数寥寥。
夏学銮比较赞赏“顺其自然”的这种爱情观，并认为“顺其自然”、“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对的人”体现了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尤其是在竞争、压力如此巨大的现今社会中，毕业生们越来越现实了，随缘是比较务实的爱情观。
这一“中庸之道”在关乎理想的态度上也得到毕业生们的肯定，刚毕业和毕业6~10年的毕业生们多抱持“早已看淡、顺其自然”的心态，而毕业1~2年和毕业3~5年的毕业生们则比较认可“理想在心中不灭，但现实更重要”。
而用什么来承载理想，这或许这一代毕业生更希望求解的问题。
国：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王丰丰
谈起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美国年轻人，刚毕业开始工作的23岁美国青年克里斯觉得他们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克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了本科、拿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刚开始在华盛顿附近一家防务工业企业工作。他认为，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最近数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但这种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与以独生子女为主的中国“80后”毕业生引发的诸多讨论不同，美国“80后”毕业生走入社会的过程似乎有点“静悄悄”，与“60后”、“70后”一样，美国的“80后”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之后仍然是两项任务，第一是向前看，第二“向钱看”。
在迷惘中找寻价值
居住在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的乔舒亚·施蒂贝尔虽然今年只有22岁，但他已是一名退役老兵。与克里斯等先上大学再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不同，施蒂贝尔先走入军队，再进入社会，最后才进入大学。他今年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准备以后当一名教师。
施蒂贝尔2006年高中毕业报名参军。之所以参军，是因为他在2001年亲眼看到“9·11”袭击后五角大楼被遭劫持飞机撞出的大洞。他说，自己参军就是不想让“9·11”重演。
但4年之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感到幻灭的施蒂贝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反战人士。他家门口竖着一个牌子：“向阿富汗战争说不”。
施蒂贝尔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从迷惘到坚定的过程。2007年到2008年，斯蒂贝尔在巴格达驻扎长达14个月。他说，和很多士兵一样，他满怀理想地来到伊拉克，认为自己能帮助解决所有问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很快，我发现我们不但没让情况变得更好。相反，我们让事情变得更糟，”他说。这种情况让他感到沮丧、失望和自我怀疑。
在2009年退役后，施蒂贝尔花了半年的时间，徒步或骑自行车，从东海岸的马里兰州一路走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他走进学校、教堂、社区，和青年人讨论解决问题之道。他希望青年人不要再沉溺于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是更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有了这段经历的施蒂贝尔说，他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和年轻人交流，因此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他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改变世界的理想。个人生活方面，他来自俄亥俄州的女友玛格丽特·沃伦也即将在马里兰大学开始念硕士，两人尚无结婚的计划，但未来的路他们一步步走得十分坚实。
去拼搏、去创业
和从军人到反战人士的施蒂贝尔不同，居住在波士顿的史蒂夫从来没有过那么多迷惘、没那么多改变世界的想法。和主修空气动力学的克里斯也不一样，他对念书搞研究也没什么兴趣。史蒂夫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八零后”毕业生，他喜欢自己当老板。
史蒂夫长得很高大，胖胖的又带点文质彬彬。他今年26岁，但已经拥有一家租车服务公司，有6辆高档轿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加上自己，一共有3个司机。依靠随叫随到的服务，他同一些大公司建立了不错的关系，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由于白天雇员可以应付所有业务，史蒂夫仍然保留着自己从创业前就在干的全职工作：教授汽车修理。他说，因为白天要上课，他就晚上处理公司业务。
“我经常下午下了课去公司做账，做到晚上9点睡觉，早晨1点起床去机场接人，”史蒂夫说，接完人回来他还要备课，处理点别的事物。他说，两份工作的收入确保了他的公司能从一辆车迅速成长到6辆。
“我这人没有远大理想，我这么玩命就是因为我喜欢花钱，”史蒂夫说。他承认，自己干起活来是有点极端，但他也说，同龄人中，有不少拥有两三份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年纪轻轻开好车、住大房子、去加勒比岛国旅游。
史蒂夫说，懒惰好像在他的基因里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大学学费父母资助了一部分，自己从15岁起就在加油站打工赚的钱则负担了另外一部分。
史蒂夫说，他喜欢金钱带给他的独立感觉。他认为自己教授汽车修理已经有一定经验，决定再去念个教育学的学位，说不定以后能再开一家学校。“也许到那时，我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赚钱了。”
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美国年轻人走上社会的成长经历似乎没那么多“阵痛”，社会对他们也没有特别的照顾。就好像美国妈妈养育孩子的习惯一样：吃饭自己吃、衣服自己穿、跌倒爬起来，一切理所当然，没有人大惊小怪。
德国：经得起蹉跎
《环球》杂志驻柏林记者/周谷风
1983年出生的卡罗琳娜是一名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学和汉学的本硕连读专业(德国老学制)毕业生。她从小就喜欢东方文化，尤其对日本和中国感兴趣。因此，当她19岁完成德国中学毕业考试后，以称为“Working Holiday”的打工渡假形式到中国和日本各游历了一年。她随后回到德国，进入了维尔茨堡大学主修日文辅修中文，期间因为私人原因转到莱比锡大学，学制9学期。第3学期后，她申请的奖学金获得批准，便再次到日本游学一年……今年她即将毕业，算起来已经是她的第12个学期了。
卡罗琳娜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像她这样在外游历好几年的人当然不会是多数，但是像中国“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工作——买房”这种几乎模式化了的履历在德国也绝对是少数。她的很多中学同学毕业后都没有立刻上大学，而是选择为期3年左右的职业教育，然后先工作几年，以后觉得有必要了再读大学也不迟。
为什么德国中学生不着急读大学呢？“德国的中学毕业考试也是比较难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立刻进入枯燥的理论学习，而希望首先接触能动手的工作。这种想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卡罗琳娜说。
先读一个职中？这种做法在中国很难想象，而在德国却是家常便饭。这就取决于德国教育体制中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清晰的定位和分工。德国职业教育毕业的特点是专业对口性强，而其 “双轨制”体系令学生从一开始就到企业去当学徒，3年下来对工作实际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企业就愿意雇用职校毕业生。因此，德国职业教育不仅就业不成问题，社会认同度也不低，一些高级技工更是热门的“抢手货”。
更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德国社会体制趋于成熟，各级院校分工明确，令德国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较明确的分流，就业竞争相对中国要小。因此，可以说德国学生“蹉跎”得起，晚几年毕业对自身就业竞争力影响并不大。
难道德国毕业生就不担心房子问题？“德国人确实不担心房子问题，”卡罗琳娜说，“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大学，德国很多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就开始了租房的生活，工作后更是如此，想着要买房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这就得益于德国完善的租房体系和严格的法规，令房租维持在合理水平。
例如，在首都柏林，两个学生很容易就能合租到一间50平方、月租400多欧元的公寓。即使工作收入较低只有1000欧元，交两三百欧元租金还是绰绰有余。而且由于法律规范，在德国租房非常干净整洁，完全可以放心居住。
卡罗琳娜说：“即使失业了也还有失业救济金保障。虽然数额不到400欧元，相比以前削减了不少，但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毕业生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靠失业救济金过渡问题也不大。”
那么赡养父母的问题呢？生孩子怎么办？懂汉语的卡罗琳娜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孝心，但是她表示在德国是基本不存在“赡养父母”这一概念的，“工作了几十年的家长们每个月都必需缴纳养老保险，因此他们退休后会有足够的养老金，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完全没有必要靠子女。”而养孩子的花费当然是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孩子起码每个月能得到170欧元左右的补助，而且德国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免费的，教学质量差距不大，更不存在“择校费”等情况。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来看，与中国的同龄人相比，德国的毕业生们基本没有沉重的买房压力，没有过多的长辈和后代的负担，更有失业保障“保底”。当然，对于未知前途的迷茫感是相同的，但由于前述的条件，他们能够更注重于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更合理地摸索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埃及：几家欢乐几家愁
《环球》杂志驻开罗记者/冯康
随着夏天的到来，在埃及，又有一大批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入社会。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6月底发布了一份埃及人类发展报告，其中着重谈论了这个中东大国的青年人在走向社会时面临的诸多难题。
包括大学生在内，埃及所有的青年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特别是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报告中，学者们却警告说埃及正处在一个分叉路口，如果不能把青年人的能量和活力激发出来，那么他们就只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有着将近8000万人口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埃及的人口增长率较高，每年都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导致埃及的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最近10年来失业率徘徊在8～11%之间，200万失业人口中90%是29岁以下的青年。
找工作是埃及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根据埃及官方统计，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表明教育没能让青年人摆脱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反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
24岁的阿卜杜去年夏天从埃及著名的艾资哈尔大学毕业。他现在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另外还谋求了一份兼职，凭借自己的勤奋，每个月的收入约有2500埃镑(约合450美元)，在同龄人中算是很不错了。但是在他眼中，真正成功的是那些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的顶尖学生。
阿卜杜说，在他就读期间，身边有几个同学申请到了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奖学金，他们无疑是学生当中最好的。这些学生大多出自埃及的精英阶层，完成留学回国之后，他们将进入埃及的政府部门或者大企业，或者国际组织的驻埃机构，这都是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
与这些成功者相反，大部分毕业生只能像阿卜杜这样靠自己的闯荡去寻找合适的工作。20至25岁这个年龄段是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初次谋求工作并融入社会的时期，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也是最高的，达到了40%。尽管埃及近年来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埃及全国无论是南方的上埃及地区还是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都是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只有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几座大中型城市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工作。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一部分毕业生注定在走出校门时还没有获得工作岗位，只好进入漫长的等待，等待有合适的职位空缺的出现。在这期间他们在经济上无法自立于社会，只能继续求助于家庭。
为了弥补自己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不少已经毕业的学生转而继续花学费接受一些职业培训课程，以求在竞争中获得一些优势。也有些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低廉的临时工作，或者自己做起小生意。
完成学业是长大成人的重要一步，毕业之后，年轻人都向往着拥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在埃及这个讲究传统习俗的社会，婚姻需要男性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否则就没办法向女方的家庭求婚。由于收入普遍不高和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婚姻对于埃及的小伙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感情已经成熟，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条件。
阿卜杜的朋友穆罕默德在一家报社工作，他相貌英俊，人品也很淳朴，受到同在这家报社的一个女孩儿的真心爱慕。但是这位女孩儿是富家小姐，而穆罕默德则出身贫困家庭，以他目前的收入水平和门第差别，双方是很难走到一起的，这让他的朋友们也感到很惋惜。
由于埃及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限，难以为所有毕业生提供能发挥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岗位，因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渴望移民国外。阿卜杜说，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希望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有些同学从进入大学就开始为移民做打算了。
埃及青年人移民的首要方向是前往海湾地区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海湾国家本国人口有限，有充裕的工作机会需要外来移民承担，而同属一个民族的埃及人不存在任何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有众多的埃及青年人才纷纷涌向那里，仅在沙特阿拉伯就有300万埃及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在科威特的埃及移民也超过了本国原有人口。
非洲家族和种族的枷锁
《环球》杂志驻肯尼亚记者/桂涛
每天将中国记者报道非洲的法文稿件编译成英文稿件，是肯尼亚人彼得·奥丘拉斯的工作。这个27岁的黑人小伙2009年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内罗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目前，受雇于驻肯尼亚的一家中国新闻单位。
他说：“这份工作正是我在大学里规划中的‘最理想的工作’。”奥丘拉斯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肯尼亚驻中国大使，中国是他理想中的国度。他还时常向身边的中国同事请教中国的政党制度、民族等问题，并希望获得中国大学的奖学金。
虽然和一同毕业、进入肯尼亚渣打银行的同学相比，奥丘拉斯的每月50000肯尼亚先令(1元人民币合11肯尼亚先令)不算高，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当初放弃去银行工作的机会，因为那里“把人当机器用”，压力大，还要常加班。
“要我做一份虽然工资高但我不喜欢的工作，简直是种折磨。”他说。“能够‘快乐地工作’，是我目前最高兴的事。”
“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在肯尼亚，50000先令的月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奥丘拉斯在工作单位附近一个有门卫把守的小区租房居住，一个单间，每月10000先令。虽然平时很少去酒吧，饮食也以平常的Ugali(一种玉米面)为主，但每到月底，奥丘拉斯还是要抱怨手头的钱不够花。原因是，总有农村老家的亲戚来借钱。
“他们总说孩子生病，家里没钱吃饭，每个月都有各种借口。”奥丘拉斯无奈地说。“但是，我能不借吗？怎么能不帮你自己的亲戚呢？”
在非洲，传统习俗是，家里人——甚至是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一个人有钱了，必须接济穷困的亲戚。在非洲人的观念里，只有“我们”而没有“我”。
在亲戚看来，奥丘拉斯在“外企”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会用电脑，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是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的骄傲，帮助家人是他应尽的义务。
因为奥丘拉斯借给亲戚的钱永远无法收回，目前他的小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每天用来收看新闻的电视只能架放在一个硬纸板盒子上。
在非洲，许多通过考取大学走向城市的农村孩子都要资助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村庄。如果村里有人来城市，提供食宿是他们的义务。奥丘拉斯引用一句非洲谚语来解释他对村子有永远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校园外的藩篱
同样是内罗毕大学刚毕业的“天之骄子”，詹姆斯·贝斯特的负担相对要轻些。因为贝斯特所属的基库尤部族较崇尚个人独立，因此向他借钱的亲戚没那么多。但贝斯特有自己的烦恼。
贝斯特毕业后被内罗毕政府内政部录取，成为一名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可短暂的兴奋后，贝斯特发现，公务员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前不久，肯尼亚宪法草案公投，全国选民需要注册。贝斯特被安排和同事在街头的流动注册站帮助选民注册。
一张露天的小桌子，在赤道边的阳光下和来往机动车激起的灰尘中帮助选民填写注册表——这对贝斯特而言不是一名公务员应该做的事情。
“我以前以为内政部的工作人员总是穿着体面的白衬衫坐在属于自己的电脑前。”他怏怏地说。因为肯尼亚的部族主义，有的选民一听到贝斯特带有基库尤族语音的斯瓦西里语掉头就走，去寻找一个本部族的人帮助自己注册，这让贝斯特非常失望。
“在大学里，我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许多文章呼吁大家消除部族主义的裂痕，没想到到了今天，在校园外部族主义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那么大。”他说。“即使在肯尼亚政府内部，一个人也经常受到同部族人的照顾，这是我感觉和大学里不一样的地方。”
在非洲，对个人而言，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部族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国家”，一个人受部族影响的程度比受国家影响的程度要深得多。
贝斯特坦言，因为基库尤族人多占据政府要害地位，自己在近一年的工作中也受到过一些特殊照顾。“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所有部族平等——就像我在大学学到的那样，可另一方面，当我因为自己是基库尤族人受到特殊照顾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很幸运。”
也正是因为部族主义，奥丘拉斯和女朋友虽然关系亲密，但是都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两个大学起就相恋的人坦言，没有积蓄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分属不同部族。路亚族的奥丘拉斯要娶依梅鲁部的女朋友，要面临来自家族的许多压力。
面对非洲部族主义的传统，奥丘拉斯和他的女朋友选择孤独地坚守，希望有一天家里人能接受跨部族的婚姻。
印度：频繁跳槽的“孟买客”
《环球》杂志驻孟买记者/刘亚南
不管在哪，对于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毕业都意味着人生新旅途的开始，或许你会努力找个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干出一番成绩。但在印度商业中心城市孟买，《环球》记者通过与几位生活这里的朋友对话，却隐隐得出另一番感受，大学毕业后不过是辛勤忙碌的孟买客(Mumbaikar)跳槽的开始。
在孟买工作、生活，记者接触比较多的人群之一是自己所属的记者群体。查克在多种商品交易所所属的新闻部门当记者，初次见面时，他告诉记者去年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加入这家公司，我一开始觉得这很正常，后来才得知，这已经是查克的第七份工作。除去留学美国两年时间，自1999年加尔各答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查克工作时间有八个年头了，但八年期间换了七份工作还是让我很吃惊。
记者认识的另外一位在印度报业托拉斯工作的朋友乌尼，当记者说自己现在的工作是第一份工作时，他很吃惊，并露出羡慕之情，原来乌尼工作六年来这已经是他的第六个工作了。
记者本以为跳槽频繁或许与记者这一职业有关，但后来更多例子证明其他行业跳槽也相当频繁。桑杰来自卡纳塔克邦，自在孟买读完大学以来也有小十年了，先后在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工作，目前是他的第四份工作。维希诺伊来自北方邦，自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五个年头了，但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以后的三年里他先后换了三份工作。
印度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Ma Foi Randstad最新的报告也显示，印度劳动大军的流动性在所调查的25个国家中是最强的。
桑杰说，在印度有一个说法：“换了一份工作以后，你的工资就能涨一倍”。查克解释说，对于低端工作，这一说法或许没问题，但高端工作不大可能，一般换一次工作工资涨幅在20%至30%左右，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印度人为何如此频繁跳槽。
查克说，一方面，印度非常缺少针对性强的实用培训项目，学生从大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并不能胜任原本要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优质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从低端干起，从工作中学习，当然开始收入也少，随着掌握的技能不断增加，也就有了胜任更高端工作的能力，而工作机会大量存在，跳槽也就理所当然了。
由于实际通胀率超过20%，查克这种工薪族生活压力相当大。现在，查克租房成本每月在2.5至3万卢比之间，而目前印度报业托拉斯一般工资为每月3至6万卢比，而路透等国际媒体为5至8万卢比。
对于买房，查克说，如果没有家庭支持，作为工薪族，在孟买拥有住房非常困难。市中心地区因为土地供应基本枯竭，价格畸高，房价为北京两倍以上。如果买远处房子，由于孟买基础设施缺乏，上班时间可能会需要两个小时以上。
与在国家部门工作的公职人员不同，在私营经济领域打拼的孟买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跳槽或许是减轻经济压力的无奈选择。
“房价在过去三年涨了一倍，但人们看似并不抱怨，而是享受着所能享受的快乐。”维希诺伊如是说。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
又是毕业季——80后毕业生全球速写
又一群毕业生将怀揣着梦想和激情、烦恼和不安踏入社会，他们蓬勃朝气的面孔让我们想起多年前的自己。
这些可能是生于80年代的最后一两届毕业生，在全球经济环境寒意不散的这个盛夏，遭遇了成长链中难堪的一环：失业、迷惘、愤怒、价值缺失。“长大成人”，这个在十多年前看似顺理成章的过程，却在他们很多人那里卡了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指出，青年人能够成为一股推动国家发展的“可畏的”的力量，但前提是他们需要得到合适的条件和机会，得到社会的包容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这似乎仍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艰巨课题。
80后毕业生全球速写：
美国：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
德国：经得起蹉跎
埃及：几家欢乐几家愁
非洲家族和种族的枷锁
印度：频繁跳槽的“孟买客”
毕业了，青春何处安放？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实习记者/王宁莉
七月流火，北京、上海、武汉……在中国每一座城市的校园里，毕业告别的气氛持续燃烧，“笑一个，再笑一个”，在镜头面前，憧憬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漾开……
这一年里，除了憧憬，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和无措，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面对即将步入的社会，他们五味杂陈。
2010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630万，比去年增加30万，创历史新高，这些毕业生多是生于80年代后期，相比他们的前辈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危机过后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的经济大背景。
为了对以80后毕业生为主体的近10年内的毕业生心态有更多的了解，《环球》杂志最近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分别针对“刚毕业”、“毕业1~2年”、“毕业3~5年”、“毕业6~10年”这四个年龄段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截止到7月5号，共回收15254张问卷。
“毕业而立”难
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本年度毕业生对“毕业而立”把握不大，过半人数甚至明确表示不能“毕业而立”。此外，面对从学校人到职场人的转变，八成毕业生表示还没有心理断奶。
稍加留心，人们可以注意到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现实的各种压力令毕业生们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以此换得的安全感和归依感让他们甚至会产生自己仍在校园的错觉。
对于当前毕业生这一心理断奶期的延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除了80后独生子女的群体症候病，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化加剧也是一大动因。
“不要说青年人不适应，就是成年人对于社会转型也会产生不适应、不协调。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五年、十年都有很大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各种条件发生激烈冲撞的年代，适应社会的这一过程会被延长”，喻国明说。
对于这一原因的认识，本届毕业生们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诟病最多的是“学校与社会没法成功对接”，其次是“就业形势太严峻”。
“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在哪里”，这一发问已经在中国近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回响数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跃进让更多人有了书读，却让更多的人遭遇了这样的心理落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指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与教育严重错位，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过于急功近利，企业过于短视，社会缺乏对毕业生的爱护，毕业生自己心理预期不准，综合成了当前的毕业生就业难。
调查中，对于“你是否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这个问题，“毕业1~2年”、“毕业3~5年”、“毕业6~10年”的网民中分别有76%、64%、53%给予否定或不确定的回答。
这些人都曾是毕业生，他们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加工模式：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标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然而这个目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相去甚远。
社会融入中的阵痛
当学校这一页翻过以后，毕业生们被卷入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历程，谋生和立足是这一成长链中不得不面对的的重要一环。
对于这必经一环，毕业生们走得并不轻松。在他们的奋斗中，生存压力是刚毕业的毕业生们公认的最大现实考验；对于毕业1~2年和毕业3~5年的毕业生来说，“事业和爱情的双重压力”重压在肩，“将理想和现实对接”、“所在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在毕业6~10年的毕业生那儿，“所在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跃居为最大的挑战。
喻国明指出，80后的一代毕业生独立意识更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们的竞争意识更激烈，也更加追求个体地解决问题，不是依靠组织。但是他们缺乏精神殿堂，少了精神寄托，因此在各种现实考验面前，迷茫、恐慌的情绪容易滋生。
蜗居族、啃老族、宅居族，这是社会舆论加诸于近几届毕业生身上的一些标签，映射社会对于青年人当前难堪处境的一种不满，甚至类似于价值示范的谴责。但这也形象地反映了当前毕业们在走入社会过程中遭遇的阵痛。
本次调查发现，四个毕业年段的网民对于毕业一段时间后的总体感受差别明显，刚毕业的毕业生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感受，选择沮丧、憧憬、失落、乐观的比例均衡。而毕业1~2年和3~5年后的毕业生们，失落感是最主要的情绪，且后一阶段选择失落感的人数比前一阶段的更多，但这一趋势在6~10年的毕业生那儿开始下降，憧憬和乐观成为这一阶段毕业生的主要感受。
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现实与预期的落差，再到打磨得更为成熟圆融，夏学銮认为毕业后5年为毕业生社会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前5年要面对的是一个角色的巨大转换，在当今房价物价高企、竞争残酷等许多不确定社会因素的冲击下要立足，对于当前的毕业生来说，已经是相比60后、70后毕业生来说一个更大的挑战。
因此在毕业生们的成长轨迹中，对于稳定的诉求逐渐清晰可现，“一份安闲稳定的工作”在“刚毕业”、“毕业3~5年”、“毕业6~10年”三个阶段的毕业生那儿得到不同程度的青睐，且青睐指数扶摇直上，只有“毕业1~2年”的毕业生表示了对“充满激情和挑战的工作”的认可。
喻国明指出，80后毕业生的选择反映了人在稳定和风险之间趋于平衡的选择规律。八十年代的毕业生们整体特点是希望“变”，他们在超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待得太久了，希望有一种变动以使自己获得新的希望、新的可能性。但改革开放之后，真正的社会大变革来了，人们又希望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了。
理想与爱情安在？
60年代的美国电影《毕业生》吟唱出的青春的迷茫和坚持，至今余音绕梁，曾经热爱一切却又无所适从，这样的情感困境为每一代毕业生所共有。
但生于80年代社会急剧转型期的这一代中国毕业生，眼见了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他们对于自我价值选择的认识也更为清晰。
在工作、爱情、理想和生活等诸种价值选择中，工作始终是毕业生最看重的价值考虑。在本次调查中，以毕业3年为一个分界点。毕业三年之内，工作对于毕业生的重要性呈现递增，而毕业三年外后，工作的重要性则开始递减。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毕业之初对于“生活“的要求不高，但随后随着毕业年限的增加而递增。在毕业6~10年的毕业生那里，“生活”的重要性跃居为各项价值之首。
令人费解的是，理想和爱情这两样曾为上几代人普遍看重的价值，在这一代毕业生中受到冷遇，其选择率在毕业生各个阶段一直偏低，并随着毕业年数的增加而递减。
喻国明认为，理想和爱情这两样价值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了，现在的毕业生们也重视爱情，也希望能实现人生理想，但已经和过去人们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标准、表达形式不一样，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理想和爱情上的失落是可以理解的。
与其相应，在爱情观方面，“顺其自然”是四个阶段毕业生一致比较能接受的情形，其次是“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对的人”，而“相信爱情、”“努力、勇敢去追逐爱”等选项选择人数寥寥。
夏学銮比较赞赏“顺其自然”的这种爱情观，并认为“顺其自然”、“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对的人”体现了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尤其是在竞争、压力如此巨大的现今社会中，毕业生们越来越现实了，随缘是比较务实的爱情观。
这一“中庸之道”在关乎理想的态度上也得到毕业生们的肯定，刚毕业和毕业6~10年的毕业生们多抱持“早已看淡、顺其自然”的心态，而毕业1~2年和毕业3~5年的毕业生们则比较认可“理想在心中不灭，但现实更重要”。
而用什么来承载理想，这或许这一代毕业生更希望求解的问题。
国：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王丰丰
谈起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美国年轻人，刚毕业开始工作的23岁美国青年克里斯觉得他们和“前辈”们没什么不同。克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了本科、拿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刚开始在华盛顿附近一家防务工业企业工作。他认为，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最近数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但这种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与以独生子女为主的中国“80后”毕业生引发的诸多讨论不同，美国“80后”毕业生走入社会的过程似乎有点“静悄悄”，与“60后”、“70后”一样，美国的“80后”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之后仍然是两项任务，第一是向前看，第二“向钱看”。
在迷惘中找寻价值
居住在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的乔舒亚·施蒂贝尔虽然今年只有22岁，但他已是一名退役老兵。与克里斯等先上大学再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不同，施蒂贝尔先走入军队，再进入社会，最后才进入大学。他今年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准备以后当一名教师。
施蒂贝尔2006年高中毕业报名参军。之所以参军，是因为他在2001年亲眼看到“9·11”袭击后五角大楼被遭劫持飞机撞出的大洞。他说，自己参军就是不想让“9·11”重演。
但4年之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感到幻灭的施蒂贝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反战人士。他家门口竖着一个牌子：“向阿富汗战争说不”。
施蒂贝尔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从迷惘到坚定的过程。2007年到2008年，斯蒂贝尔在巴格达驻扎长达14个月。他说，和很多士兵一样，他满怀理想地来到伊拉克，认为自己能帮助解决所有问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很快，我发现我们不但没让情况变得更好。相反，我们让事情变得更糟，”他说。这种情况让他感到沮丧、失望和自我怀疑。
在2009年退役后，施蒂贝尔花了半年的时间，徒步或骑自行车，从东海岸的马里兰州一路走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他走进学校、教堂、社区，和青年人讨论解决问题之道。他希望青年人不要再沉溺于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是更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有了这段经历的施蒂贝尔说，他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和年轻人交流，因此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他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改变世界的理想。个人生活方面，他来自俄亥俄州的女友玛格丽特·沃伦也即将在马里兰大学开始念硕士，两人尚无结婚的计划，但未来的路他们一步步走得十分坚实。
去拼搏、去创业
和从军人到反战人士的施蒂贝尔不同，居住在波士顿的史蒂夫从来没有过那么多迷惘、没那么多改变世界的想法。和主修空气动力学的克里斯也不一样，他对念书搞研究也没什么兴趣。史蒂夫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八零后”毕业生，他喜欢自己当老板。
史蒂夫长得很高大，胖胖的又带点文质彬彬。他今年26岁，但已经拥有一家租车服务公司，有6辆高档轿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加上自己，一共有3个司机。依靠随叫随到的服务，他同一些大公司建立了不错的关系，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由于白天雇员可以应付所有业务，史蒂夫仍然保留着自己从创业前就在干的全职工作：教授汽车修理。他说，因为白天要上课，他就晚上处理公司业务。
“我经常下午下了课去公司做账，做到晚上9点睡觉，早晨1点起床去机场接人，”史蒂夫说，接完人回来他还要备课，处理点别的事物。他说，两份工作的收入确保了他的公司能从一辆车迅速成长到6辆。
“我这人没有远大理想，我这么玩命就是因为我喜欢花钱，”史蒂夫说。他承认，自己干起活来是有点极端，但他也说，同龄人中，有不少拥有两三份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年纪轻轻开好车、住大房子、去加勒比岛国旅游。
史蒂夫说，懒惰好像在他的基因里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大学学费父母资助了一部分，自己从15岁起就在加油站打工赚的钱则负担了另外一部分。
史蒂夫说，他喜欢金钱带给他的独立感觉。他认为自己教授汽车修理已经有一定经验，决定再去念个教育学的学位，说不定以后能再开一家学校。“也许到那时，我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赚钱了。”
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美国年轻人走上社会的成长经历似乎没那么多“阵痛”，社会对他们也没有特别的照顾。就好像美国妈妈养育孩子的习惯一样：吃饭自己吃、衣服自己穿、跌倒爬起来，一切理所当然，没有人大惊小怪。
德国：经得起蹉跎
《环球》杂志驻柏林记者/周谷风
1983年出生的卡罗琳娜是一名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学和汉学的本硕连读专业(德国老学制)毕业生。她从小就喜欢东方文化，尤其对日本和中国感兴趣。因此，当她19岁完成德国中学毕业考试后，以称为“Working Holiday”的打工渡假形式到中国和日本各游历了一年。她随后回到德国，进入了维尔茨堡大学主修日文辅修中文，期间因为私人原因转到莱比锡大学，学制9学期。第3学期后，她申请的奖学金获得批准，便再次到日本游学一年……今年她即将毕业，算起来已经是她的第12个学期了。
卡罗琳娜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像她这样在外游历好几年的人当然不会是多数，但是像中国“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工作——买房”这种几乎模式化了的履历在德国也绝对是少数。她的很多中学同学毕业后都没有立刻上大学，而是选择为期3年左右的职业教育，然后先工作几年，以后觉得有必要了再读大学也不迟。
为什么德国中学生不着急读大学呢？“德国的中学毕业考试也是比较难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立刻进入枯燥的理论学习，而希望首先接触能动手的工作。这种想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卡罗琳娜说。
先读一个职中？这种做法在中国很难想象，而在德国却是家常便饭。这就取决于德国教育体制中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清晰的定位和分工。德国职业教育毕业的特点是专业对口性强，而其 “双轨制”体系令学生从一开始就到企业去当学徒，3年下来对工作实际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企业就愿意雇用职校毕业生。因此，德国职业教育不仅就业不成问题，社会认同度也不低，一些高级技工更是热门的“抢手货”。
更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德国社会体制趋于成熟，各级院校分工明确，令德国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较明确的分流，就业竞争相对中国要小。因此，可以说德国学生“蹉跎”得起，晚几年毕业对自身就业竞争力影响并不大。
难道德国毕业生就不担心房子问题？“德国人确实不担心房子问题，”卡罗琳娜说，“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大学，德国很多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就开始了租房的生活，工作后更是如此，想着要买房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这就得益于德国完善的租房体系和严格的法规，令房租维持在合理水平。
例如，在首都柏林，两个学生很容易就能合租到一间50平方、月租400多欧元的公寓。即使工作收入较低只有1000欧元，交两三百欧元租金还是绰绰有余。而且由于法律规范，在德国租房非常干净整洁，完全可以放心居住。
卡罗琳娜说：“即使失业了也还有失业救济金保障。虽然数额不到400欧元，相比以前削减了不少，但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毕业生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靠失业救济金过渡问题也不大。”
那么赡养父母的问题呢？生孩子怎么办？懂汉语的卡罗琳娜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孝心，但是她表示在德国是基本不存在“赡养父母”这一概念的，“工作了几十年的家长们每个月都必需缴纳养老保险，因此他们退休后会有足够的养老金，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完全没有必要靠子女。”而养孩子的花费当然是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孩子起码每个月能得到170欧元左右的补助，而且德国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免费的，教学质量差距不大，更不存在“择校费”等情况。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来看，与中国的同龄人相比，德国的毕业生们基本没有沉重的买房压力，没有过多的长辈和后代的负担，更有失业保障“保底”。当然，对于未知前途的迷茫感是相同的，但由于前述的条件，他们能够更注重于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更合理地摸索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埃及：几家欢乐几家愁
《环球》杂志驻开罗记者/冯康
随着夏天的到来，在埃及，又有一大批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入社会。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6月底发布了一份埃及人类发展报告，其中着重谈论了这个中东大国的青年人在走向社会时面临的诸多难题。
包括大学生在内，埃及所有的青年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特别是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报告中，学者们却警告说埃及正处在一个分叉路口，如果不能把青年人的能量和活力激发出来，那么他们就只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有着将近8000万人口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埃及的人口增长率较高，每年都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导致埃及的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最近10年来失业率徘徊在8～11%之间，200万失业人口中90%是29岁以下的青年。
找工作是埃及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根据埃及官方统计，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表明教育没能让青年人摆脱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反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
24岁的阿卜杜去年夏天从埃及著名的艾资哈尔大学毕业。他现在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另外还谋求了一份兼职，凭借自己的勤奋，每个月的收入约有2500埃镑(约合450美元)，在同龄人中算是很不错了。但是在他眼中，真正成功的是那些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的顶尖学生。
阿卜杜说，在他就读期间，身边有几个同学申请到了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奖学金，他们无疑是学生当中最好的。这些学生大多出自埃及的精英阶层，完成留学回国之后，他们将进入埃及的政府部门或者大企业，或者国际组织的驻埃机构，这都是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
与这些成功者相反，大部分毕业生只能像阿卜杜这样靠自己的闯荡去寻找合适的工作。20至25岁这个年龄段是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初次谋求工作并融入社会的时期，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也是最高的，达到了40%。尽管埃及近年来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埃及全国无论是南方的上埃及地区还是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都是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只有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几座大中型城市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工作。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一部分毕业生注定在走出校门时还没有获得工作岗位，只好进入漫长的等待，等待有合适的职位空缺的出现。在这期间他们在经济上无法自立于社会，只能继续求助于家庭。
为了弥补自己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不少已经毕业的学生转而继续花学费接受一些职业培训课程，以求在竞争中获得一些优势。也有些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低廉的临时工作，或者自己做起小生意。
完成学业是长大成人的重要一步，毕业之后，年轻人都向往着拥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在埃及这个讲究传统习俗的社会，婚姻需要男性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否则就没办法向女方的家庭求婚。由于收入普遍不高和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婚姻对于埃及的小伙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感情已经成熟，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条件。
阿卜杜的朋友穆罕默德在一家报社工作，他相貌英俊，人品也很淳朴，受到同在这家报社的一个女孩儿的真心爱慕。但是这位女孩儿是富家小姐，而穆罕默德则出身贫困家庭，以他目前的收入水平和门第差别，双方是很难走到一起的，这让他的朋友们也感到很惋惜。
由于埃及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限，难以为所有毕业生提供能发挥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岗位，因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渴望移民国外。阿卜杜说，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希望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有些同学从进入大学就开始为移民做打算了。
埃及青年人移民的首要方向是前往海湾地区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海湾国家本国人口有限，有充裕的工作机会需要外来移民承担，而同属一个民族的埃及人不存在任何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有众多的埃及青年人才纷纷涌向那里，仅在沙特阿拉伯就有300万埃及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在科威特的埃及移民也超过了本国原有人口。
非洲家族和种族的枷锁
《环球》杂志驻肯尼亚记者/桂涛
每天将中国记者报道非洲的法文稿件编译成英文稿件，是肯尼亚人彼得·奥丘拉斯的工作。这个27岁的黑人小伙2009年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内罗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目前，受雇于驻肯尼亚的一家中国新闻单位。
他说：“这份工作正是我在大学里规划中的‘最理想的工作’。”奥丘拉斯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肯尼亚驻中国大使，中国是他理想中的国度。他还时常向身边的中国同事请教中国的政党制度、民族等问题，并希望获得中国大学的奖学金。
虽然和一同毕业、进入肯尼亚渣打银行的同学相比，奥丘拉斯的每月50000肯尼亚先令(1元人民币合11肯尼亚先令)不算高，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当初放弃去银行工作的机会，因为那里“把人当机器用”，压力大，还要常加班。
“要我做一份虽然工资高但我不喜欢的工作，简直是种折磨。”他说。“能够‘快乐地工作’，是我目前最高兴的事。”
“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在肯尼亚，50000先令的月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奥丘拉斯在工作单位附近一个有门卫把守的小区租房居住，一个单间，每月10000先令。虽然平时很少去酒吧，饮食也以平常的Ugali(一种玉米面)为主，但每到月底，奥丘拉斯还是要抱怨手头的钱不够花。原因是，总有农村老家的亲戚来借钱。
“他们总说孩子生病，家里没钱吃饭，每个月都有各种借口。”奥丘拉斯无奈地说。“但是，我能不借吗？怎么能不帮你自己的亲戚呢？”
在非洲，传统习俗是，家里人——甚至是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一个人有钱了，必须接济穷困的亲戚。在非洲人的观念里，只有“我们”而没有“我”。
在亲戚看来，奥丘拉斯在“外企”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会用电脑，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是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的骄傲，帮助家人是他应尽的义务。
因为奥丘拉斯借给亲戚的钱永远无法收回，目前他的小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每天用来收看新闻的电视只能架放在一个硬纸板盒子上。
在非洲，许多通过考取大学走向城市的农村孩子都要资助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村庄。如果村里有人来城市，提供食宿是他们的义务。奥丘拉斯引用一句非洲谚语来解释他对村子有永远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校园外的藩篱
同样是内罗毕大学刚毕业的“天之骄子”，詹姆斯·贝斯特的负担相对要轻些。因为贝斯特所属的基库尤部族较崇尚个人独立，因此向他借钱的亲戚没那么多。但贝斯特有自己的烦恼。
贝斯特毕业后被内罗毕政府内政部录取，成为一名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可短暂的兴奋后，贝斯特发现，公务员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前不久，肯尼亚宪法草案公投，全国选民需要注册。贝斯特被安排和同事在街头的流动注册站帮助选民注册。
一张露天的小桌子，在赤道边的阳光下和来往机动车激起的灰尘中帮助选民填写注册表——这对贝斯特而言不是一名公务员应该做的事情。
“我以前以为内政部的工作人员总是穿着体面的白衬衫坐在属于自己的电脑前。”他怏怏地说。因为肯尼亚的部族主义，有的选民一听到贝斯特带有基库尤族语音的斯瓦西里语掉头就走，去寻找一个本部族的人帮助自己注册，这让贝斯特非常失望。
“在大学里，我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许多文章呼吁大家消除部族主义的裂痕，没想到到了今天，在校园外部族主义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那么大。”他说。“即使在肯尼亚政府内部，一个人也经常受到同部族人的照顾，这是我感觉和大学里不一样的地方。”
在非洲，对个人而言，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部族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国家”，一个人受部族影响的程度比受国家影响的程度要深得多。
贝斯特坦言，因为基库尤族人多占据政府要害地位，自己在近一年的工作中也受到过一些特殊照顾。“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所有部族平等——就像我在大学学到的那样，可另一方面，当我因为自己是基库尤族人受到特殊照顾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很幸运。”
也正是因为部族主义，奥丘拉斯和女朋友虽然关系亲密，但是都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两个大学起就相恋的人坦言，没有积蓄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分属不同部族。路亚族的奥丘拉斯要娶依梅鲁部的女朋友，要面临来自家族的许多压力。
面对非洲部族主义的传统，奥丘拉斯和他的女朋友选择孤独地坚守，希望有一天家里人能接受跨部族的婚姻。
印度：频繁跳槽的“孟买客”
《环球》杂志驻孟买记者/刘亚南
不管在哪，对于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毕业都意味着人生新旅途的开始，或许你会努力找个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干出一番成绩。但在印度商业中心城市孟买，《环球》记者通过与几位生活这里的朋友对话，却隐隐得出另一番感受，大学毕业后不过是辛勤忙碌的孟买客(Mumbaikar)跳槽的开始。
在孟买工作、生活，记者接触比较多的人群之一是自己所属的记者群体。查克在多种商品交易所所属的新闻部门当记者，初次见面时，他告诉记者去年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加入这家公司，我一开始觉得这很正常，后来才得知，这已经是查克的第七份工作。除去留学美国两年时间，自1999年加尔各答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查克工作时间有八个年头了，但八年期间换了七份工作还是让我很吃惊。
记者认识的另外一位在印度报业托拉斯工作的朋友乌尼，当记者说自己现在的工作是第一份工作时，他很吃惊，并露出羡慕之情，原来乌尼工作六年来这已经是他的第六个工作了。
记者本以为跳槽频繁或许与记者这一职业有关，但后来更多例子证明其他行业跳槽也相当频繁。桑杰来自卡纳塔克邦，自在孟买读完大学以来也有小十年了，先后在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工作，目前是他的第四份工作。维希诺伊来自北方邦，自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五个年头了，但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以后的三年里他先后换了三份工作。
印度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Ma Foi Randstad最新的报告也显示，印度劳动大军的流动性在所调查的25个国家中是最强的。
桑杰说，在印度有一个说法：“换了一份工作以后，你的工资就能涨一倍”。查克解释说，对于低端工作，这一说法或许没问题，但高端工作不大可能，一般换一次工作工资涨幅在20%至30%左右，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印度人为何如此频繁跳槽。
查克说，一方面，印度非常缺少针对性强的实用培训项目，学生从大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并不能胜任原本要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优质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从低端干起，从工作中学习，当然开始收入也少，随着掌握的技能不断增加，也就有了胜任更高端工作的能力，而工作机会大量存在，跳槽也就理所当然了。
由于实际通胀率超过20%，查克这种工薪族生活压力相当大。现在，查克租房成本每月在2.5至3万卢比之间，而目前印度报业托拉斯一般工资为每月3至6万卢比，而路透等国际媒体为5至8万卢比。
对于买房，查克说，如果没有家庭支持，作为工薪族，在孟买拥有住房非常困难。市中心地区因为土地供应基本枯竭，价格畸高，房价为北京两倍以上。如果买远处房子，由于孟买基础设施缺乏，上班时间可能会需要两个小时以上。
与在国家部门工作的公职人员不同，在私营经济领域打拼的孟买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跳槽或许是减轻经济压力的无奈选择。
“房价在过去三年涨了一倍，但人们看似并不抱怨，而是享受着所能享受的快乐。”维希诺伊如是说。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