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辞职后当了农村政策调研员

纪登奎辞职后当了农村政策调研员

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纪坡民

    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个“文革新贵”了。不过，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的是，父亲在“文革”中，既不是所谓“造反起家”，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一段严重的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他的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了解当年“文革”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当权派”中，这是“态度很顽固”的表现。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省委被“夺权”了，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切断一切外界联系，音讯完全断绝，家里人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我父亲比毛主席的年龄整整小30岁，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那里谈得上什么“老朋友”呢。这个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时，曾经向毛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后来主席几乎每次出巡到河南，都要把他找来，听他的汇报，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13次之多。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可以算是相当不平凡的待遇了。

    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欣赏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毛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一点也不例外，同样呛了个半死，甚至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点关系。

    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

    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接着又讲了一番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９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道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曾将我“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那时候，主席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有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我父亲只是个“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错了，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的“技术职称”了。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有点调侃地说：“想不到下台以后，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我也算是很荣幸呢。”

    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和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不过，我们后来所说的“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会议的合称，前面是“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后面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有几天。

    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中全会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先推荐赵紫阳，因赵紫阳说他在四川的工作还离不开，父亲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们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中央还没有说不让你干，你自己提出辞职，对中央团结的形象不利。”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央团结。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听了父亲谈的情况，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听过一句顺口溜：‘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昨天垒在大会堂，今天砌在臭茅房；党叫当官就当官，党叫坐监就坐监，一切听从党召唤，谁也不准讲价钱。’不过，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

    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后，他们俩人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角”，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也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有“文革”那样的大背景？后来，一点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帮”乘机胡闹，整李德生同志。不过那已经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和陈锡联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互相对调以后的事了。

    可是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帮”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80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揽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起到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听了父亲这些断断续续谈到的关于“辞职”的故事，使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呢？

    当然“文革”的狂热时代过去了，对政治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束了，领导干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变化。父亲通过“辞职” 下台，没有再像“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残酷迫害的“彭罗陆杨”、“杨余傅”等老革命们一样的命运，是他和我们的家庭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