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市场化引来的电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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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市场主要由三家私营电力公司进行经营。由于电力供应非常重要，政府对这三家私营公司进行严密的监管，以确保电力的价格稳定和供应稳定。这三家公司虽然必须接受监管，但也因此享有了制度化的垄断地位。
由于具有垄断的地位，所以，这三家公司没有什么动力去降低生产成本。如果成本上升的话，他们可以轻易地把大部分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加州的电力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加州行政当局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电力生产的效率。1996年，当时的州长皮特·威尔逊签署了放松电力供给市场管制的法案。对于改革方案，他评价说：“我们又拔除了一个早已过时的垄断，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竞争的新时代”。
遗憾的是，实际的结果是，2001年，面对电力危机的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不得不宣布说，电力市场化改革遭到了“惨痛而危险的失败”。
2001年，按照1996年改革方案构造的电力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加州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电力危机。由于电力严重短缺，州长戴维斯于1月17日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继17日实行强制分段停电后，加州18日再次在该州中北部地区采取同样措施，以维持全州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转。这是自二战以来加州首次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多万人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几乎从来没有停电经验的美国人这次算是深刻体验了电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所有交通标志、电梯、自动柜员机等全部罢工，城市近乎瘫痪。
在1996年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前，加州虽然电价较高，但一直保持了电力的稳定供应。市场化改革以后，却出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电力危机。也许，电力这样特殊的商品来并不适用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应该继续保持原有的政府主导的垄断格局。在这种格局之下，消费者固然要承受高昂的电价，但至少可以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高电价总比停电要好得多。
这种观点正是危机过后总结经验教训时一部分人所持的意见。而与之对立的另一些人的观点则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市场化改革，而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他们指出，当初设计的改革方案是一个半拉子的市场化方案，电力危机正是来自于这种不彻底的市场化。如果当初实行的是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就不会出现电力危机了。
“市场派”的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看一下当初设计的改革方案，就会发现其中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实现厂网分开，也就是把发电和送电由原来的一体经营改为由不同企业经营。原来的三家私营电力公司都是厂网合一的企业，根据改革方案，他们要将自己的发电部分出售给独立的发电厂，他们只负责送电，变成了电厂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者说，电力公司的作用是从独立的发电厂那里批发购电，然后再零售给最终用户。同时，任何满足标准的发电厂都可以把自己生产的电力经由电网批发销售。
二、设立电力交易所，利用计算机技术，实行按小时计价的交易方式。
三、零售电价固定在1996年的水平，执行4年。这4年的过渡期用于三家私营电力公司收回因竞价销售而形成的沉淀成本。
这三条主要方案都包含着违反市场基本原则的内容。
按照第一条的规定，实际上实现了电厂向电网批发电价的市场化，但第三条却固定了零售价格。显然，如果批发价格出现上涨，原有的三家公司就要承受高价购进、低价出售的局面。在制定改革方案时，电力公司认为，电力批发与零售价之间有差价可赚，因而不但愿意满足政府提出的要求，还承诺直到2002年都维持电费不变。可是实际上，2001年出现了多种导致电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因素，包括前一年夏季的炎热和冬季的寒冷导致用电量激增，以及作为发电能源的天然气的价格上升，于是，电力供需缺口扩大，批发价大幅上涨，但零售价却固定不动。电力公司很快就陷入经济困境。在加州拥有2400万用户的爱迪生公司和太平洋天然气电力公司表示，自2000年5月份以来，它们一直“高价进、低价出”亏损经营，亏损额已高达110亿美元，濒临破产边缘。
第二条规定设置的原因在于，政府担心电力公司通过与电厂签订长期合同的办法继续维持高电价，所以故意要求电力公司只能进行现货交易，试图以这种方法促进竞争。但是，这样做是根本违背电力市场的经济规律的。电力生产的特点是无法大量储存，同时需求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波动。而且，供给方面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建立新电厂至少要用好几年的时间。由于具有这些特点，在电力领域，如果只存在现货交易，就会在电力需求上升的情况下，给电厂提供趁机索要高价的机会。甚至，电厂会故意保持电力的供应不足状态以索要高价。而签订长期的合同，利用期货的形式，可以使电力购买方有效地规避这方面的风险。但是，由于政府禁止了电力期货交易，于是，在2001年电力需求突然上涨的情况下，电力的批发价也就一路飙升了，甚至达到原来价格的10倍。
改革者希望通过“厂网分离”的市场化来促进发电厂的投资，以增加电力的总体供给。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过去十年来，加州没有兴建一座大型发电厂。投资者对于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的电厂项目并没有特殊的兴趣。而且，面对现货交易市场，故意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供应不足也符合现有电厂的利益。同时，环保主义者在阻止新电厂的兴建上也功不可没。也许，加州的大停电正最终实现了他们向往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
可见，自由市场主义者对于改革方案不彻底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认为，这种不彻底性要为电力危机承担很大的责任。那么，是不是可以入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继续坚持市场自由化的改革，把改革的方案修改得更加彻底，就可以解决电力的问题呢？
恐怕自由市场主义者也把问题简单化了。这些教训总结只是“事后诸葛亮”。在加州电力危机众人们吸取到的教训，与其说是再一次重申市场的有效性，不如说是认识到了市场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看来，原有的电力市场格局虽然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但由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存在，至少可以使得事情大致按照人们的预期发展。而市场化改革不仅没有解决效率问题，还使得电力市场失去了原有的稳定局面，甚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所以，他们往往主张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应当缓行”。
主张自由市场体制的人在这种反对意见中应该至少接受一点，那就是市场体制在有些条件下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人们尚未充分地理解这种复杂性，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市场体系。而相比于效率低下的监管体系，无效的市场体系有时更糟。
实际上，自由市场主义者在这里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他们相信市场体制的优势，这种优势突出体现在市场可以有效地汇集人们的知识，从而超过任何中央管理机构的知识。另一方面，在从监管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中，他们又偏偏要依靠支持改革的中央管理机构。如果说，中央管理机构在管理经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时一定会遇到失败，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制定出有效的一揽子经济转型方案呢？在这里，中央管理机构同样要面临知识不足和激励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市场体制的运转是一个持续的试错过程，那么，市场体制的生成和发育过程就更加依赖于长期的试错。政府并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制定出成功的改革方案。所以，期望一次市场改革就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在这方面，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激进改革主张很有可能导致比反改革者的保守现状更严重的问题。
当然，对于那些简单商品的交易市场，政府的知识不足也许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问题，简单商品交易对市场体制的有效性并不敏感。这也是许多落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阶段往往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那些复杂商品，比如电力，往往对市场体制的有效性极为敏感。市场体制稍有缺陷，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时，就对主持改革的中央管理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对复杂市场经济体系有充分和深入的认识，才能避免在改革中出现严重的缺陷，从而把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
应该说，在这里，显示出了经济学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一方面对市场深具敬畏，反对政治力量对市场的任意干预，但另一方面，在需要建立市场体制的地方，经济学家必须发挥向社会提供知识和智慧的作用。市场化改革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他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认识是否足够深入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