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内心世界 来源： 井友至的日志

朱元璋杀戮功臣是出了名的，许多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自卑心理。他越老越自卑，越自卑越焦虑。

有的人说得更离奇——朱元璋的一生，其生活轨道是由卑贱走向富贵，而其心路历程却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这实在是没道理，一个人怎么会人生事业越成功个性越自卑呢？至少我是莫名其妙！

有的人甚至说他为了缓解其焦虑，便以屠杀官民为乐。

查阅历史，可知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是他自卑，并猜测他可能心理变态。这是历史学界至今评价朱元璋时比较占上风的看法。不知这种“自卑说”起始于何人何时。

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一个心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如何能团结、率领一大帮弟兄成功地打天下呢？难道此前他的这些心理缺陷就没有暴露？

几乎所有比较严重的心理缺陷或变态者，特别是严重到不断地杀人，杀朋友熟人，杀亲友，都应该表现出情绪不稳定、意识紊乱、行为违反常情常理的特征，而朱元璋的后半生却是不断地杀人，情绪既持续又稳定的，理智上既精明又清醒，在我看来，他至死事事合乎逻辑！

我想，既然大众对朱元璋感兴趣的不少，我就不妨从笔迹学的角度探索一下朱元璋的内心世界。

我第一次见到朱元璋的笔迹，就受到了极强烈的震撼。那是1994年。那时候为筹备成立中国笔迹学研究会经常去北京师范大学。出新街口地铁站不远就在新街口外大街有一家小书店，里面就卖着一部《中国历代皇帝墨宝》。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字体上部突出意味着富有理想，追求精神层面的事物强烈。而朱元璋的笔迹，这个特征太突出了，使我终身难忘——直到今天，他的这个特征在我所见到过的笔迹里，还是“天下第一”！

因此，每当我看到许多历史学专家说朱元璋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忍不住直摇头。1996年至1999年我在写作《笔迹学——从笔迹看性格》、《笔迹学——从笔迹看人生》的时候，书中讲到朱元璋时，都避免采用“自卑说”。我思考这件事的起因，大概是人类中有社会理想的人毕竟很少，那些没有社会理想的人一旦研究起了历史，“将心比心”，就无法解开朱元璋身上的谜，于是就只好下结论说是他心理变态。而老百姓更是往往凭自己的想象演义历史，与历史的真相差得很远。

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澄清历史，也是笔迹学家应有的责任。但是，多年来我不敢写，不敢说，因为写朱元璋，可能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万一被某些人认为“影射”了某些已故的领导人，就可能产生麻烦。《韩进笔迹学》2003年定稿后送了多家出版社审稿，均被告知，不能分析毛泽东、刘少奇等已故国家领导人的笔迹，甚至包括蒋介石在内都不允许分析，出版社还表示不能出版该书的第八册《从笔迹看领导能力》（顺便说一句，《韩进笔迹学》至今未能出版）……，我担心分析朱元璋，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或风险。只是近来我相信中国政府应该还是有这个雅量的，故而鼓起勇气来写了这篇东西，以期就教于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志士高人。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坚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要随便恶意给别人扣影射的帽子，况且我决无影射的“曲意”，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不是任何别的人；我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朱元璋的内心世界直言，有什么说什么而已。但为了避免嫌疑，我还是在这里声明一下：从笔迹的差别看，朱元璋的线条硬，毛泽东的线条软，朱元璋的字体结构不疏朗，毛泽东的字体疏朗而且开放；蒋介石的线条也比较硬，但比不上朱元璋硬，上部突出也逊于朱元璋。这些特征会对分析结论产生重大影响而导致不同的结论，例如朱元璋偏于内向型性格，毛泽东偏于外向型性格，朱元璋没有毛泽东那种浪漫情怀和幽默感，与毛泽东的感情丰富相比更是十分悬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些人混为一谈。本文分析朱元璋的笔迹心理时不能不拿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比较，这是因为朱元璋的开国皇帝身份决定的。

朱元璋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握三条线索。历史性环境背景方面的基础材料是第一条线索，有关朱元璋个人言行的历史资料是第二条线索，根据笔迹学可以确定的个性特征是第三条线索。今天我们给朱元璋的内心世界作结论，必须符合这三条线索提供的情况。这三条线索其实就是三种限制。数学上，有了三条边就可以精确地确定一个三角形，现在我们也可以凭这三条线索给朱元璋的个性特征、内心世界确定一个准确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力求结论符合心理学方面的认识，同时还必须符合逻辑。如此，相信能给人类、给历史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很想在写作本文时对与历史界专家学者观点一致的内容尽量简略叙述甚至干脆不提，重点阐述那些不同之处；但为了照顾历史知识不多的读者，仍然使用了不少常识性的史料。

我曾经撰文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笔迹学是历史法庭的陪审员”。

历史学界评价人物，当然依据的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可是，历史资料往往是由强者书写的。强者拥有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条件和能力。而那些弱者和失败者，或者连人都被强者杀了，或者不识字，或者没时间没条件写，总之是不能写；或者不敢写；或者虽然写了又被强者查抄没收焚毁了；或者虽然写了但长期不能发表又在辗转中丢失泯灭了。再加上写历史的人观点立场的影响，因此历史资料的可靠性是需要打不少折扣的。

笔迹学是根据笔迹来推测人的内心世界的现代科学。自古说“字如其人”，现代人又说“笔迹是心迹、脑迹”，所以，笔迹学评价历史著名人物依据的是最直接的证据。我认为人类对著名人物的历史评价，最终的定论必须得到笔迹学的认可。没有笔迹学的认可，即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XX的历史决议》也枉然，因为凡是笔迹学不认可的，或迟或早，必定要翻案。

这前提不用说是该人物必须留有笔迹材料。

研究历史上的朱元璋，在探索其内心世界时，应该明确有哪几点内容是历史上朱元璋真正具有的，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以下这些个性特点是根据笔迹来推测断定的。

根据笔迹，我确定朱元璋的个性素质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具有极强烈的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愿望，具有非常崇高的历史使命感。

二、自信心很强，应该说是相当自负。不同于典型自负者的是，朱元璋的自负没有心理上的狂妄（我这里说“心理上的狂妄”，指的是肆无忌惮、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人的野性应该通过比较外露的性格行为反映出来。这里应该补充的是，朱元璋认知方面是狂妄的，这种狂妄是因无知而作出的判断）。

三、冷酷，缺乏同情心。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利益。

四、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刚毅，残暴。关于残暴，我的意思主要是指残忍，不是浮躁、暴躁，不要把浮浅、急性、没耐性的意思包含进去。朱元璋有些暴躁，但还没到应列为性格特征的程度。

五、心胸比较狭窄，猜疑心强。

六、性格沉着而果断。但说话速度不慢，没有举止从容的特点。说话风格是干脆果断的，往往是强硬的，比较快捷，直率。

七、性格偏于内向型，平时脸上表情不丰富，比较冷峻。

八、精明，细心，注重实效，不见兔子不撒鹰，一步一个脚印，刀刀见血，立竿见影。

九、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是非常认真，算盘打得很精。

十、理性，识大局，经常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暂时压下心中的不快。但这并不是忘记，而是先放下，以后再秋后算账。

朱元璋的笔迹材料今天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我现在依据的是《中国历代皇帝墨宝》、《中国历代皇帝墨迹选》、《中国历代皇帝书迹选》三本书里朱元璋的笔迹。我分析朱元璋的笔迹，相信这些书籍是前提。如果这些笔迹材料存在真伪问题，那笔迹分析结论自然就靠不住了，这是需要先声明的。

如何在笔迹学界统一对朱元璋笔迹的看法，是笔迹学界的事情，笔迹学界的事情，纯学术问题无法拿到社会上来辩论真伪。所以本文不想就如何从朱元璋的笔迹里得出上述结论进行过多的解释。况且目前我还没听说笔迹学界有不同看法。

根据笔迹，朱元璋的内心世界具有以上内容（或者叫特征）是不容置疑的。笔迹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不管是谁，笔迹学只依据自己的原则和规律作结论。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笔迹该做什么样的结论，是没有随意性的。每一条笔迹特征的解释，必须严密地符合笔迹学的基本原理，不能有丝毫破绽。我必须补充一句：笔迹学的规则，不等于某些具体的笔迹特征该作什么样的心理含义解释那一套东西。那些具体的笔迹特征，是在人类不能全面把握笔迹特征时孤立地看待某一具体特征产生的看法（即结论），这些东西只能在分析笔迹时参考，不能做最后的分析结果。我们应该依据的是对笔迹整体、笔迹的本质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笔迹特征的真正理解、彻底理解。

一旦我们确定了以上内容才是朱元璋心理的“历史真相”，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合情合理解释朱元璋一切言行的钥匙。

一、关于朱元璋的社会理想

社会理想，指的是关于人类社会总体美好生活方式的蓝图。

绝大多数人仅仅有一些改善某些生活方面的愿望，这不能称之为“社会理想”。有社会理想的人，有时是些“幻想家”，有的是思想家。他们往往是有雄才大略的人。

根据笔迹可以断定，朱元璋具有极强烈的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愿望，具有非常强烈的崇高历史使命感。

我的依据是，朱元璋的笔迹，上部非常突出。按笔迹学的理解，字体上部代表的是精神、理想。思想平庸、观念庸俗的人不会写出上部突出的笔迹。朱元璋那个时代人们还不懂得笔迹学，他的笔迹也没有伪装的可能性。

恐怕朱元璋那个时期还没有“社会理想”这样的名词概念。那时候他很可能想的还是皇帝等于上天，上天能降雨露，好皇帝也如此这般给人民广施恩泽。这不应妨碍我们今天使用“社会理想”这个词汇来理解朱元璋。

朱元璋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呢？也就是说，他的社会理想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

这应该从考察朱元璋生活的时代背景即元朝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诸情况做起，还要考察朱元璋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和经历，特别是考查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重点想做什么事情并且确实做了哪些事情，这样就可以确定他的社会理想是什么。

我认为，朱元璋一生的重点工作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防止他们欺压或随意侵扰百姓。因此，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内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治清明廉洁。

历史学界人士已经仅仅根据历史资料就得出结论：朱元璋一生最恨贪官污吏，他的反贪手段是历史上最狠的，他对贪污贿赂现象实在是恨透了！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朱元璋的一生，是努力肃清贪污贿赂现象的一生，用现代话语说即反腐败的一生。

朱元璋曾告谕群臣说，“以前朕在民间之时，每见州县官吏不恤于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坑害百姓者，决不宽恕。”他在一生中把肃清贪污一直放在重要位置，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朱元璋出生贫寒，具有强烈的贫民感情，他对于当官不为民做主者极其痛恨，对于坑害百姓者更是不共戴天。这种思想认识和朴素感情是他能够长期大肆杀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人已经指出：动辄杀人过万，杀的尽是袍泽旧谊，如此寡情绝义，就心理学而言，必须有极强的精神防御机制来支撑，如此才能保持心理平衡不至于精神崩溃。朱元璋坚信自己秉承着天意，替天行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代表着历史的未来，代表着全国绝大多数人（广大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他是理所当然地既伟大又光荣又正确，所以他不管杀多少人都下得了手，不管杀谁都毫不手软！为了实现他那壮丽的社会理想，杀几十万人算得了什么？况且那些贪污贿赂的人本来就该杀！即使有时有几个人罪不该杀，也是历史前进所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嘛！朱元璋一定具有类似的合理化思维，他一定能够充分为其残忍行为自圆其说，如此他才能具有再三大规模杀人的勇气！

历来历史学界人士容易被大规模杀人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所吸引，而不大注意另一件我认为有关朱元璋社会理想的事情。这就是朱元璋对地痞、二流子之类不好好劳动的人同样严加惩治。

朱元璋同情平民百姓，但他决不是谁穷谁光荣，越穷越光荣。他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对地痞、二流子之类教育、管制，即对不从事正当劳作的“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对不肯改悔者鞭笞惩戒。今后哪里继续有这种人存在，地方官员要受到惩处！可以设想，朱元璋这样做与文革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些相似，许多商业行为将受到打击。

这就是说，朱元璋同情平民，但只同情那些勤奋劳动而节俭生活的平民。朱元璋容不得游手好闲的人活在他的统治下，容不得这些人生活在他那理想的美好社会里！他的立场是：谁不想勤奋劳动，我就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家乡黄岗，朱元璋派人去察看。派去的检校远远见到一个农人坐在农田边的小凳子上，然后站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检校上前问那个农人：“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吗？”农人叉手回答：“我就是吴琳。”检校回去后照实回报，朱元璋听了很欢喜。

朱元璋为什么喜欢？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当官的时候就应该勤奋办公，不当官的时候就应该到农田里劳动。你想舒服地过游手好闲的日子？这是天理不容的，我宰了你！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干部到五七干校，好像他们的思路差不多。

这的确反映了朱元璋作为一个来自底层的农民、一个劳动者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农民的狭隘，农民的偏激。他实在是一个具有典型农民意识的皇帝。

我认为，朱元璋的社会理想是从官与民两个主要方面来构思的。官要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办事；民要不辞辛苦，还要厉行节约。简而言之，就是官吏勤而廉，民众勤而俭。无论对官对民，他都要求做到“勤劳”，这一点倒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朱元璋这么突出地强调一个“勤”字？这恐怕与元朝官吏和游牧民族的“懒”有关系。对“懒”的极度厌恶导致了他对勤的极度强调。

在他看来，不论是官是民，都要以此为准则，这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天职。

至于他朱元璋本人，则是肩负着建立这个社会理想的伟大历史使命，他要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要保证这个纯洁的“理想”不受玷污和损害。只要办成了此事，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功德无量，皇恩浩荡！他朱元璋就足以问心无愧，而且可与尧舜齐名万古流芳！

朱元璋具有“伟大的”社会理想，这是理解朱元璋的关键，这是一把很关键的“钥匙”。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以前历史学界对他的疑惑都将烟消云散。用过去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纲举目张”。

一个人的社会理想，只能来自于社会环境。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在朱元璋生活的时代，只能产生朱元璋式的社会理想。现在我们来考查朱元璋这个社会理想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研究。

元朝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究竟怎样，目前的我们国内的研究应该说很不充分。一方面，元朝的文字记载比较少，另一方面，我们畏惧这种研究会影响当前的民族关系，怕伤了某些民族的感情。这使我们可能有话不敢说，不能说，也缺乏研究的热情。

有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这话是否准确且不论，至少相当黑暗没疑问。元朝有一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军队和战略战术，但在政治方面乏善可陈。这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即使仅仅基于常理进行推测，也应该是很自然的结论。

以下这些资料广为传抄，不管是否确切，至少我们可以参考。

 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建国。在地方设置方面，其内部设立了“千户制”。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这种制度下，估计首领与部属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近似于原始部落，关系不好的时候则可能近似于奴隶主和奴隶。对汉族的统治，是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蒙元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的掠夺和杀戮。蒙古人可以随意的杀掉他所能看见的汉人而只需偿付二十钱的烧埋银即可。蒙元政府又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生存权乃是最基本的人权，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可以如此被随便的剥夺，其它权利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人生最快乐的事，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这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伟大理想”和豪言壮语。从今天来看固然野蛮，但当时本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时代，无可厚非。

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每五家（有的说法是十家）汉族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

元朝的法律规定，汉族人杀死蒙古人，必须抵命；蒙古人杀死汉族人，赔一头驴就可以了。

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如何统治呢？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传说，汉族人姑娘要结婚时，必须先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觉，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新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所以当时的许多汉人结婚后要把生下来的第一胎婴儿摔死。

元朝对汉族农业地区实行包税制，就是一个地区的税务，承包给某个人去收。这种制度不用说有多腐败。

南宋遗民自我嘲讽说，元朝是十等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由此而来。

北宋灭亡以后，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处于辽、金、元的（他们不仅是异族而且是游牧民族）统治之下，这就是说，从公元1127年到1368年，已经经历了二百四十一年的时间。即使从南宋灭亡算起，公元1279年到1368年，也将近九十年。须知南宋灭亡前早已是偏居一隅苟延残喘了，考察社会的思想动态时，应该以大部分国土、大部分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为依据，这样的话，从宋理宗算起，也应该有一百二十年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在朱元璋建立明朝时，社会环境与以往的朝代大不相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得极为严重了，人民的道德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

根据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指出，他反元，不仅仅是反抗异族统治，更重要的是反抗腐败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各级贪官污吏，更需要提及的是反抗腐败文化，包括腐败的生活方式和堕落的道德风气。正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了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非常自负。

《明太祖洪武帝奉天讨蒙元北伐檄文》中指责说：“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我认为，元朝政治的特点是没章法，没有传统道德，混乱，乱得非常放肆。

朱元璋本人说元朝“州县官吏不恤于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这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副元朝官吏的形象：一味吃肉喝酒玩女人，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或者胡乱断案，或者稀里糊涂不理政事，他们持“只管今天醉生梦死，不管明天有没有饭吃”的生活态度，老百姓死活、哪怕是天崩地裂他们也可能硬是看不见，他们周围是一群阿谀奉承的宵小之徒，即三等人、四等人……

元朝留下的史料不多，但透过这些资料，我们还是可以想见，当时政治统治的方式，基本是委任一个头目，实行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制度。法律既制定得简单，一把手基本上没人监督，这样的制度，发生严重的腐败是必然的。政府权力侵犯百姓利益的时候，老百姓肯定无处申诉，因此除了搞好与官吏的关系之外毫无办法。那时候，一定是官吏为所欲为，狗腿子仗势欺人，老百姓纷纷阿谀奉承拍马屁，争相送礼行贿走后门，社会上盛行“关系学”。历史学界都说元朝时代贿赂公行，这当然不会比今天我们的贿赂情况更普遍，但肯定比我们今天更公开化，应该是行贿索贿在公开场合讨价还价的。

游牧民族不可能建立起严密的法制文明社会。在他们的统治下，有权有势者不考虑后果随心所欲的现象、只求一逞私欲的本能性行为，应该是稀松平常的。我是在内蒙古地区生活过的，那里的民风（包括汉族人）至今仍然有这种随便一逞私欲和有今天不管明天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在辽、金、元三朝时期，由于人性所固有的恶，政治腐败很严重。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官本位社会，官吏是人民的榜样，官吏不讲道德，腐败盛行，长期如此，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必然崩溃。人将变得比动物还坏十倍，一切只以自己的利益、好恶为转移。朱元璋猜疑性强这一特点应该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可以理解，朱元璋身处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他一定是从小就对贪官污吏恨透了，对腐败、懒惰、纵欲、挥霍等劣行恨透了。由此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对清明社会的强烈渴望。

但是，朱元璋并不是一个从小就野心勃勃蓄意造反的英雄豪杰。史料记载，红巾军造反以后，各地起义烽火遍地燃起，当时二十五岁的他居然还犹豫不决。到了第二年，与朱元璋小时候一块放牛的汤和写信给他，说自己已经在红巾军积功做到千户，催朱元璋快来入伍。即便如此，朱元璋并没有因此下定决心，而是将信烧了。事情隔了几天，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红巾军有人给他送信的事情已经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催他赶紧逃走。直到此时，明明已经到了逼上梁山的绝境，朱元璋仍然拿不定主意，又到寺庙向菩萨卜卦，最后才决定迈出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由朱元璋的“官吏勤而廉，民众勤而俭”的社会理想可以推测出他青年时的最高人生理想。依据之一，是他参加农民起义时并不是主动的。如果他是那种野心勃勃、蓄意造反的人，就应该随时伺机而动，更不会犹豫，不会放过与儿时的伙伴结成团伙的机会（那些伙伴比他参加起义更早）。从这一点来看，朱元璋也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与《水浒传》里的林冲很相似，只是他地位更卑微，更具有平民色彩，他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民，只是就个人而言，他肯定比一般农民更精明，更有见识。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朱元璋在参加造反之前并没有救世济民的政治抱负。根据他后来当上皇帝之后的表现，我宁愿相信朱元璋此前的人生理想仅仅是自己凭勤劳换得小康水平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勤劳节俭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

根据这一推测，如果现在还留存有朱元璋参加起义之前的笔迹，应该与他后来的笔迹大不一样。

根据现在的史料，朱元璋的家庭是极其贫困的。他出生以后，家里别说衣服，连一块包裹他的布也没有（是他的哥哥在河里给他拣捞了一块破布）。父母、哥哥相继饿死、病死，嫂子因为家里没饭吃只好回娘家，而且特别是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不仅买不起棺材，而且连一块埋葬的土地也没有，雨夜里弟兄俩抬着父亲的尸体走，意外地被坍塌的土崖埋了……设身处地，那时候朱元璋的人生理想不会很高，有吃有穿的生活，对于朱元璋已经实在就是天堂了。他显然曾经下决心为这个目标奋斗一生。他不敢追求舒适富贵的生活，不可能妄想过轻松、富贵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梦寐以求的东西，在他的心灵深处将永远妙不可言，永远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这一法则至少适用于人生理想、暗恋的异性和食物等。比如我自己，最美妙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煮鹌鹑！1959年，全国人民饿肚子的年月，儿童时期的我连走路、说话、抬头的力气也努力节省着，每天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天，父亲拣回一只缺一条腿的死鹌鹑。家里的锅都已经被没收了（都砸烂卖废铁大炼钢铁去了），母亲用煮中药的砂锅把这只鹌鹑给我和哥哥煮了吃。估计当时什么调料也没有，但那却是我记忆里最美味的食物。

站在当时朱元璋的立场上，只要政治清明，官吏不随意欺压老百姓，他就可以凭着勤劳和节俭过上有吃有穿的理想生活。因此他渴望政治清明，渴望有救世主建立清明的政治制度。

由此，我相信朱元璋曾经把“勤劳节俭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作为最高人生理想，并且由于对这一理想的强烈渴望，他已经把这种理想神圣化了。在他心目中，这是最公平的，天经地义的。

及至后来被迫参加造反起义之后，他也一度只想真心实意地帮助郭子兴打天下。只是因为对方和他的两个儿子容不得自己，甚至几次迫害自己，他才最终决心自己挑起救世济民的历史责任。

从渴望自己被救到自己出头充当救世主去救万民，朱元璋的精神世界显然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那个“勤劳节俭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人生理想在心目中依然光芒万丈——他实在太爱这个理想了，这是他一生都须臾不离的“情结”。他当了皇帝，地位变了，再不愁吃和穿了，于是他就把这个实在无比美好的人生理想馈赠给亿万人民大众。在朱元璋看来，如果由他来担当救世主，创立一个“官吏勤而廉、百姓勤而俭”的理想社会，那岂不是极大的功绩？功德无量啊！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普通人可能要在具有了当皇帝的可能性时才产生为人民谋幸福的想法，而朱元璋则在远没有在起义队伍中占据首领地位时就产生了。我们从历史书上可以看到，朱元璋一贯重视安定民心，不许军队扰民。

朱元璋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如果允许合理推理，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在极度贫穷的绝望中，朱元璋即使偶尔产生起义反抗的“一闪念”也是正常的。在当游方和尚的流浪过程中，他认识了社会，就产生过如何治理国家的设想。但他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保守的，没有立志造反。但被迫走上这条路以后，他就没了退路，只能寄希望于“革命成功”了。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朱元璋必须争取起义成功。起初朱元璋只是想帮着郭子兴打天下，所以凭自己的见识为他出谋划策。在相互的探讨中朱元璋也教学相长思想日益成熟。当他最终认定郭子兴无法挑起这根大梁、特别是郭子兴死亡之后，他就下定了决心自己来挑起这副担子，当人民的大救星，当救世主！他思想上的历史使命感应该是这样产生的。他是有些被动地成为起义领袖，也是被动地转变了思想观念。

站在今天自由、民主的价值角度看，朱元璋的这个社会理想依据的当然还是中国传统的牧民思想，还属于把人民当猪养的水平。朱元璋似乎不懂得什么是幸福，仿佛只知道吃饱了就不饿；他不懂得人应该有思想有感情，人与人之间应该心情舒畅关系和谐，他只是一味强调铁的纪律。但是，我们能对朱元璋提出更高的要求吗？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认真地定义什么是人，反而在讲道理的时候动辄拿动物来类比，所以即使朱元璋真把人当猪看也怪不得他。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已经是最美好的了，而纪律是达到目的唯一可靠手段。除此之外都显然不现实。

我认为，正是有这个“伟大的”社会理想在胸中，朱元璋才杀起人来毫不手软。这个社会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灵魂的核心。以往许多历史学界人士不了解这一点，猜疑地认为他自卑、心理变态，显然不正确。

因为，如果你坚持认为朱元璋是自卑的，就无法解释他的笔迹里，何以字体神态会那么雄伟，字体上部会那么突出。

冷酷是一种品质，其主要表现就是缺乏同情心。《静静的顿河》里萧洛霍夫描写了一个叫“锅圈儿”的士兵，他声称自己毫无同情心，他的理论是“牲口，——牛啦，或者别的什么啦，——没有必要是不能杀的，但是人只管杀吧。人这东西，是坏东西……妖孽，把世界弄臭，像毒蘑菇一样活着。”

毫无疑问，“锅圈儿”也一定是领略过太多的人性丑恶。

我们可以猜想，尽管朱元璋从总体上是很热爱他的子民的，从抽象的角度他很乐意为民众谋幸福，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人，他就有一种“锅圈儿”这样的潜意识蠢蠢欲动。这是他的苦难经历造成的，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太多了。

为什么从抽象的角度他就可以真诚地爱人民、为人民谋幸福呢？因为这与提升他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一致的。只有通过造福于亿万子民，他才能成为一代伟人，一代开国君主。不这样，又怎能显示自己的伟大呢？所以在这里，为自己谋幸福和为抽象的人民、为全体人民谋幸福是可以高度统一的。

对于新建的明王朝来说，历时一百多年的元朝形成的腐败风气影响是深远的。社会一旦动乱起来，让汉族人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容易，而转变社会的腐败风气可就不容易了。毕竟，那一代人都是从小就在黑暗腐败的酱缸里长大的。所以，明初，许多官员蹈袭元朝之弊，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朱元璋怎么告戒，怎么禁止，都制止不住。不可否认，正是这些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这些功臣，有许多人成了新社会的祸害。他们当初打天下的时候，本来就是怀着坐天下享富贵的动机，具有强烈的腐败欲望，“与其让你腐败，不如我来腐败”，一旦大功告成，立即迫不及待地鱼肉人民。这样推理，完全是依据人性来推测，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使人必然如此。打天下的时候，为了获取民心，朱元璋要求他们严格约束自己，他们理解了，按要求做了；如今天下打下来了，继续约束自己的话，那么当初还舍命打天下干什么？明朝的开国功臣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是这种腐败风气，很容易认为朱元璋那一套要清廉的说教，不过是骗骗老百姓而已。所以，朱元璋要建立一个清明的社会，当时阻力应该非常大，整个官吏队伍的腐败倾向很严重。

洪武二年，朱元璋告戒群臣：“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明初朱元璋实行的政策还是量刑较轻的。但由于社会政治风气还在延续着元朝的传统，严重的腐败行为不断地激起各地民众的反抗。朱元璋逐渐发现，继续这样下去，元朝的乱世就将重现，他那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就要化为泡影了！

有人认为，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性情大变”，“判若两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心理疾病发作了。

我认为，并非朱元璋有心理疾病，而是朱元璋从此下定了决心，要同腐败现象“决一死战”了。此时有两个因素，一是天下已经稳定，形势允许他此时把腐败作为头号敌人，把反腐败做为头等大事了。二是建国初期的警告、劝戒无效，朱元璋经过尝试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看出，不来硬的，社会风气是不会根本好转的，绝对不可能！所以他下定决心，有多少杀多少，随犯随杀！他认为除此之外别无良法。

于是，他立重典，动酷刑，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刑罚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

一贯钱，应该是个很小的数目。受贿一贯就要打七十大板，八十贯就要处以绞刑，受贿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当时的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百姓们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这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

当时的粮价，一两银子因而可以购买一百八十八斤大米。如果按现在的粮价和人民币换算，每公斤大米2.6元，则活剥皮的标准尚不足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这也是当时从九品官吏一年的俸禄。魏国公徐达，岁禄五千石，合人民币月薪约2万元。那些省长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布政使，大约是月薪2300元。明朝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是最低的。

《大明律》除继续实行唐代以来的笞、杖、徒、流、死（斩、绞）五刑外，还实行了残酷的凌迟、黥刺、挑膝盖、剁指、刖足、非、劓、阉割、锡蛇游、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等酷刑，并经常使用连坐族诛之刑，诛连三族、九族。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没有一位官员能任期期满，往往未及终考就遭到贬黜或被杀头。因杀官太多，以至有些地方衙门无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还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如果朱元璋真是心理方面变态，为了在杀人中获得乐趣，那么他就应该为了杀人而杀人。史实告诉我们，朱元璋内心里是不愿意杀人的。他曾经气急败坏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可见他为此实在是很痛心的。至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党案结束后，朱元璋逐步减轻刑罚。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这也说明，朱元璋晚年也是头脑清醒的，并没有明显的心理变态。

暴戾者不教而诛，朱元璋却是告戒在先。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表明，朱元璋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但是这种警告不可能起多大效用，他是警告无效他才大开杀戒的。

朱元璋也从未放松正面教育。他大力倡导和弘扬清正廉明的为官作风。他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以树立典型。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正因为朱元璋倡廉惩贪，明朝初期涌现出一批像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在严刑酷法面前，大多数官员。虽然“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仪，朝按而暮罪之”，官场风气日趋清明，奸宄之徒谈虎色变。《明史》的《循吏传》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连著名清官海瑞也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海瑞既然敢于骂皇帝，如果没有根据，应该不会随便如此对朱元璋阿谀奉承的。

不可否认，朱元璋对官吏、对民众，都追求着过高的道德标准。

应该相信，当时朱元璋深得民众的拥护。也正因为朱元璋的大力反贪、治贪，被元朝败坏了的社会风气才得到整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精神道德才重新得以延续。没有朱元璋，今天中华民族的社会风气，或许落到今日之一些南美洲国家境地也说不定。从这一点来说，朱元璋对中华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也因此足以使当代中国人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风气如此糟糕，真不知未来是何结局。 

正因为朱元璋是怀着“伟大的社会理想”立身处世，所以他严惩腐败的时候，从来都是从严律己，罚不避亲，正己以正百官。击败陈友谅后，其宫内有张镂金床，有人劝朱元璋享用。朱元璋将镂金床砸毁，说此床与昏君孟昶的七宝溺器一样。他以陈友谅父子穷奢极欲终取败亡为例，告戒臣僚：“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餍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心，况穷天下之技巧以取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建立王朝之后，朱元璋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他令儒士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辑成书，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每逢地方遇特大灾害，朱元璋与皇家的人都吃一餐麦饭和野菜，以表与民同甘共苦。

朱元璋亲自审讯处置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不仅杀曾立过大功的贪官，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杀。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从起义初期就跟随他，立有显赫战功，官拜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贪声色，骄侈荒淫，朱元璋先将其免职，后又将他杀掉。儿子晋王将出土文物占为己有，大修别墅宫殿，大选美女以供娱乐，这在今天看来大概应该算促进社会消费的功德了，朱元璋将他逮到京城，要将他斩首，因皇太子跪泣求情而赦免。驸马都尉欧阳伦（娶的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生的两个女儿之一）收受贿赂，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按说这实在算不上大罪恶），朱元璋下令将欧阳伦处死。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说明朱元璋何等大义灭亲！

朱元璋他不仅自己节俭，要求自己的大小老婆们节俭，对其他人也是如此。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宦官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立即将那个宦官恶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后来有个舍人穿着一套价值五百贯的新衣服，朱元璋也看他不顺眼，立即让他脱下来。　朱元璋的御书房甚是简朴，除了书案，只有一架大理石屏风，上面用楷书大字题诗一首：［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这是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文字浅白，写得并不好，朱元璋却在建宫之后不久便亲笔书题写了这首诗，朝夕吟诵，为的是要时时引起自己的警惕。

龙凤十二年营造宫殿时，工匠呈图样审阅，他把图纸中凡注明雕琢考究的部分用笔删去。宫殿建成后，显得朴素端庄少有装饰，只在一些墙壁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和历代儒臣的《大学衍义》。他的车舆和衣着、日用器皿一概从简，该用金饰的，均用铜代替。

　  一位太监进言道：“陛下贵为天子之尊，所用饰物器皿当以金制，以示尊贵，况且也不须费多少金子。”朱元璋说，“不可。朕富有四海，岂是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提倡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况且，大凡奢侈的开始都是从小到大，其必酿贪得之弊。”

　  朱元璋的皇帝当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也没有娱乐。大权独揽，勤奋办公，这正是有理想，有使命感的表现，也是自负的表现！

但是，朱元璋在处置贪官污吏时，往往不遵守《大明律》的规定，受自己情感好恶影响，经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枉判的现象，这一点，是中国历来实行人治固有的现象，不应对朱元璋过多苛责；即使说这与元朝突出的人治政治遗风有关，也应该不会大错。

朱元璋以严猛治国，以重典驭臣下，以恐怖的特务统治驾驭臣民；行廷杖、跪对之制，定八股取士之制，强化思想统治，在全国实行里甲制；编订赋役黄册，加强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他渴望在自己的严格控制下实现那个美好的社会理想，这种要严格控制的心态正是执著追求的表现，这是他做事一贯认真的具体体现。

仅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为止，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

    经过整肃，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基本实现了。但是，如何保证这个理想社会千秋万代呢？朱元璋自然要把江山传为给自己的儿孙。他先是封藩，还特意表白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即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在许多人看来，朱元璋此举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把自己那些没有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封为藩王，明明是“私其亲”嘛，还偏偏硬着嘴不认帐！还装模作样说是为了国家！这未免太可笑了，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一旦你理解了朱元璋的“社会理想”情结，就不难明白他说此番话的时候真是出于真心，决非做作。

他当然要把皇位传给儿子，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甚至可能想都没想过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他决不能允许自己的社会理想昙花一现，但他只能依靠儿子孙子们来延续他的理想社会。如果不是出于真心要表明心迹，他大可以不作这番表白。他不会不知道，这样的表白通常无法获得好的社会效果。他的这番表白，实在具有自知难以洗刷自己却无可奈何的意味。

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女儿，太子的生母是李淑妃。李淑妃的父亲李杰跟随徐达北征时战死，也算是朱元璋的开国功臣，所以朱元璋将他的女儿纳入宫中为妃。她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是朱元璋的“贤内助”。马皇后去世后，朱元璋让她代摄六宫事，实际上具有皇后的地位。

　　洪武三十年（公元一三九七年），朱元璋得了一场大病，以为大限将至，因为皇太孙朱允炆尚且年幼，他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就想学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故事。于是他将李淑妃的哥哥召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我左右，尽心尽力，所以我才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立即明白丈夫的意思是赐自己死，于是上吊自杀。

朱元璋抚尸而哭，对李淑妃的哥哥说：“我不是不知道你妹妹贤慧，只是人心难测，担心我去后她会重演武则天之祸，只得压抑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还说：“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对太子的母亲居然也这样残忍冷酷，这件事最突出地表明，朱元璋是把天下社稷放在绝对的第一位，是把他的社会理想放在绝对的第一位,而把自己的个人感情放在次要的位置。

朱元璋肯定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统治而自豪，他肯定认为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心中有“伟大的社会理想”，肩负着历史使命，有这根精神支柱，他可以牺牲一切。你可以说他是顽固的偏执狂。越是完美的理想，越容易让人疯狂，考查历史，古今中外，任何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不都是这样吗？

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更没有受到现代人文知识的熏陶。他似乎比别人特别缺少现代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和相关的情感。他一定是遭受过太多的欺凌，以致他的心肠特别硬，特别狠。

但是，朴素的阶级感情是用不着学习的。朱元璋不懂得应该爱全社会的人，爱各个阶层的人。与生俱来的阶级本能使他关注的焦点始终只是普通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那些体力劳动者。他爱他们，关心他们，一心要为他们谋幸福，为他们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他认为自己关注的是绝大多数人，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足够了，这使他坚信自己拥有充足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他给自己确定的职责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防止他们侵扰百姓。

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狠心皇帝，只要是为了实现、建设、保持他的社会理想（理想社会），杀多少人他都可以问心无愧，不眨一下眼睛。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这样教育他的儿子——

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太子朱标面前，让他伸手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的行为解释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杀这些人就是给你去掉荆棘上的尖刺啊，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

我们应该懂得，朱元璋在这里说的话好像只有一颗把家天下传给儿子的私心。人在说话时，总免不了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说，以便打动对方的心。这段话表面上看似乎朱元璋心里只有儿女子孙，其实在他心目中，更重要的应该是让他的理想社会千秋万代！毛泽东不允许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真正的杰作是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等于基本上否定了他自己。我们不妨推测，在朱元璋看来，他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就在于建立起了这个官吏勤而廉、百姓勤而俭的理想社会，一旦这个理想社会不存在了，就等于他的人生彻底失败，他的一生努力奋斗也就失去了意义！

洪武十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给所有老年人养老。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则不给米。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朱元璋所处置的大多数都是官吏，而对小民则很信任，甚至亲自接见粮长，被赏识的马上授予官职。这些行为其实都与朱元璋的社会理想有关。过去历史学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些学者却说这体现出了朱元璋自身的小农情结，显然不正确。史学界过去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是在玩弄政治权术，这些都显然缺乏心理学常识的支持，是单纯的扣帽子，充其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言之成理。

指出朱元璋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为了解释朱元璋言行的动机，并不是要肯定他的社会理想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在人治基础上追求标准过高的社会理想，肯定是不现实的，肯定是短暂的。至于用滥杀的方法去追求理想，就不用说了。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首先我应该指出的是，刘邦、刘秀都没有笔迹流传下来。赵匡胤的笔迹则显示，他也不是雍容大度的。

一个人能不能形成雍容大度的性格，取决于他从出生到思想成熟期间有没有安全感，是否得到了社会的关爱。自身有了安全感，才能爱别人。

唐太宗当然不会有自卑心理。他的父亲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他的母亲与隋炀帝的母亲是亲姐妹，李渊贵为一方诸侯。唐太宗同胞弟兄四人同出一母，说明父母关系也相当和睦。这样的家庭，何来自卑。

刘邦也不会有自卑心理。刘邦的家庭，应该是地方上的富户，刘邦青年时当亭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乡长，至少也是村长。按照历史记载，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总教儿子置家产，刘邦敢于不拿礼钱就到吕后父亲这样有头脸的大户人家去坐上席吃白饭，他还担任村长之类的小官，是在周围人里边很威风的人，应是豪强一类。

赵匡胤虽然也有流浪经历，但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地方军区司令一类的职务，也不是一般人家。赵匡胤的坎坷是一时的，起因又是战乱，这是偶然因素，不足以摧毁他的自信心。

其余刘秀、司马炎等人的显赫就不用说了。

只有朱元璋祖上一直赤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现代作家曾经塑造过一个“赵光腚”的农民形象，而朱元璋从小精穷，其实就是一个“朱光腚”！朱元璋经历的艰难困苦，其境遇之悲惨，就是在下层民众里也是罕见的。有兴趣的人尽可以自己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

处于这样境地的人，除非他得到了别人的广泛而有力救助，否则不可能形成雍容大度爱别人的性格。

雍容大度是需要以爱别人、理解别人的思想意识为基础的。

一个人能不能爱别人，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秦始皇时代，虽然社会黑暗专制，但原因是政府法令太严酷，贪官污吏很少，民众憎恨的对象仅仅是中央政府，是苛政，不是憎恨官吏的人格。严格的法律表明社会的道德风气并没有败坏。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几乎没有受到损害，至少是容易恢复。

王莽的虚伪无疑对社会道德是一大损害，但毕竟只是个别现象，而且时间也短暂。

隋文帝是个好皇帝，隋朝完全有可能成为强盛而长久的朝代。隋炀帝短暂的胡作非为，也不能从根本上摧毁社会道德。所以唐太宗很容易就建立起一个相当诚信的理想社会。

五代时期是个乱砍乱杀的社会，是个兽性发作道德崩溃的时代。但第一是时间短，五十年左右。第二，当时主要是乱在军事上，地方割据上。一旦社会安定下来，恢复人们的道德信念还比较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赵匡胤就不是那么雍容大度，他的弟弟宋太宗就更偏狭了。

元朝腐败的特点是官吏和豪绅纵欲无度，是本能的恶性膨胀，是人的动物性充分显化的时代，导致的后果是全社会的道德败坏人性堕落，每个人都像“锅圈儿”那样对人本身极端憎恨厌恶。

朱元璋一直痛恨蒙古人，说他们败坏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应该说，这里的真实含义正是元朝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文化。由于时代不同，我们不能要求朱元璋使用现代语言来表达这种意思。

考察历史，同样是腐败，也有皇帝一人腐败和全体官僚队伍腐败的区别。一般来说，皇帝一人的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就小，全体官僚队伍腐败，则足以摧毁社会道德文化。

从道德文化上即心灵上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远比军事或经济上的摧毁危害更深远。元朝统治汉族一百多年，实行典型的“人治”，贿赂公行，人们都不得不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彼此竞争，这样造成的恶果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认真对待的。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反右和文革也像元朝那样持续进行一百年，中国人的道德文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毕竟是官本位社会，官吏始终是民众的榜样。腐败的制度造成腐败的官吏群体，腐败的官吏群体造成全社会人心的不可收拾。人一旦不知羞耻，不讲信义，势必比野兽还邪恶，所以全社会一旦道德败坏真如复水难收。

虽然朱元璋热爱抽象的民众，但对具体的人，他几乎谁都不信任，这原因就是他生长于元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经常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反贪最狠的皇帝，有其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看成是朱元璋个人的性格素质问题。

由朱元璋的经历也可以看出，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可信任，一涉及私利就很容易反目成仇。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朱元璋雍容大度，合理吗？可能吗？

社会最底层的极度艰辛的生活经历，使朱元璋对上层社会有敌意，可以说他有仇富、仇贵的潜意识。他对欺压民众的行为实在是恨透了，对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剥削压迫不仅反感而且是极端仇视。同时，他并没有阶级意识，所以并不认为穷人就是好人。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勤奋，节俭，他当了皇帝以后下令对游手好闲不爱劳动的二流子之类也严厉打击惩处。

有人假设朱元璋患有严重的神经症，这说不过去。因为严重的神经症是会发展变化的，不会几十年始终如一。其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还长期勤奋地处理政事，这不可能。

有人假设朱元璋大规模地杀人是因为他的神经症导致他出现了人格分裂，这样的假设显然也没有证据，简直是异想天开。我们由于已经确立了他具有强烈的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认识，再作这样的假设也就没有必要了。

朱元璋投效郭子兴门下以后，很快成为一名战将，地位明显高出比他早参加起义的童年伙伴，并且团结起一批优秀人物，深受拥护和爱戴，没有良好性格和的心理素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甚至说朱元璋是为了缓解其焦虑，才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这就更说不通了。整肃朝廷命官，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件可以取乐的事情，这种事历来是最伤脑筋也最让人头疼的。南北朝时坏皇帝以杀人取乐是有的，但那是明显的闹着玩儿，发生具有偶然性。

朱元璋其实也是自己“社会理想”的供品，他辛勤了一生，勤俭了一生，奋斗了一生，也杀戮了一生。当他临终前的叹息“吾不及古人（指尧舜）”时，表明他是壮志未酬。这句话的含义，是感叹他杀了许多人依然没能如愿根绝腐败？还是终于认识到不杀人能实现理想才是高手？我们不知道。

根据笔迹，我们可以肯定，朱元璋是个很有理想的志士。他的大量杀戮，是为了实现理想。人就是这样，对自己的理想信仰越坚定，实现理想的欲望越强烈，越不惜大量地牺牲别人的生命。朱元璋的失败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是完美主义者的失败。他在工作上很少有成就感。

他想做“仁君”却成为“暴君”，这是朱元璋作为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必然的结局。在最高理想的崇高鼓舞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样的史料实在太多了，这可以说是心理学的规律。

　朱元璋对他的社会理想无比热爱，丝毫容不得对它的潜在威胁，必欲“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以期达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才罢休。纵观历史，朱元璋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绝无仅有，个中缘由正是因为具有伟大理想作精神支柱。这倒是提醒我们现代人，不要一见“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就认为一定是好东西，不要以为自己追求理想、追求完美就无可厚非。一个人一旦以一切美好事物的“总代表”自居，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的化身，虽然他可能做好事，但也可能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理直气壮地把人类推进地狱。根据人性本恶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成为恶魔的可能性远比成为人民大救星的可能性大。

二、朱元璋残杀的心理动因

    朱元璋刚烈果决，杀人如斩瓜切菜，论残杀的狠毒，没有谁能比得上。这就使人总想探索支持他的究竟是什么心理动因。

判断人的心理动因，最好依据笔迹学的结论。笔迹是心理的直接表现。

关于朱元璋大肆残杀的心理动因，既是多方面的，也是随着不同时期而有变化的。

朱元璋一生有三种焦虑，即生存焦虑、成就焦虑、权位焦虑依次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核心地位。青年时是生存焦虑，中年时是成就焦虑，晚年是权位焦虑。

焦虑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

    因生存而焦虑，他当然不是愁自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力，他最担心的应该是社会环境和制度。早年的生存焦虑使他形成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狠毒，冷酷、心黑。

参加起义，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改变自己的生存地位飞跃为追求“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人的欲望必定会随着现实的可能性而自然延伸，这种心理现象是必然要发生的。

缺乏道义力量支持的政权必定是软弱的。毛泽东很自负，不软弱，因为他深信自己代表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朱元璋与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道义优势。刘福通反元起义十八年之后朱元璋才正式与元朝军队作战，所以刘福通的资格比朱元璋老得多。朱元璋总是狡猾地躲在后边让别人与元朝军队厮杀，在许多人看来，朱元璋的江山好像是拣便宜拣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反贪、建立清廉的政权，客观上也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即寻求道义力量的支持，这也是他获得心理平衡、问心无愧的需要。只有建立起清廉的政权，他才能理直气壮，才能令人信服。

他长期存在的成就焦虑就是还没有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自己还没达到尧舜那样的贤君水平。这种焦虑使他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达到了空前的、辉煌的自我实现。

晚年时社会政治清廉的理想基本实现了，这是指贪污贿赂很少。我说清廉而不说清明，是因为当时并不明，而是相当黑暗的。此后如何保证权位继续的焦虑又使他滥杀无辜，动机就是防患于未然。他的皇位焦虑就是担心自己辛苦建成的理想社会死后不能传承下去。

朱元璋想建立一个官吏清廉、小民勤奋劳作的社会，就清廉程度而言，他制定的标准偏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是乌托邦。而他却非要达到这个目标不可。尽管最终他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但因为过了度，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很严重。为此他长期精神上比较紧张，性格也偏激。这是成就焦虑。

皇位焦虑是起于太子早逝。这是偶然的事件，是影响了朱元璋心理健康的一个偶然因素。

社会理想是残杀的主要原因，也是理性的原因。对贪官污吏感情上的痛恨是情感原因。

为实现社会理想而杀贪官，是出于追求自我成就的动机；因为儿孙软弱而杀功臣名将，是为了给子孙除去威胁政权的隐患，是为了保证理想的社稷江山千秋万代，他可以自圆其说解释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是少数人应该为社会大多数人做牺牲。二者都与社会理想密切相关。

杀贪官污吏，杀民间的“奸巧之徒”，杀的是坏人。在缺乏现代人文思想的时代，杀坏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