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口雄三﹕文化與中日關係──在北大的演講

中日關係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歷史認識問題﹐侵華日軍毒氣事件﹑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領土爭端問題等等。中日關係是一個高度敏感﹑極端容易情緒化的話題。但我一直主張﹐中日關係應當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對象﹐應當理性對待﹐不能一聽到不同的聲音就罵“漢奸”﹑“賣國賊”。
這裡的“文化”是廣義的﹐與“日本文化節”的“文化”含義有所不同﹐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我把非經濟﹑非政治﹑非軍事的因素﹐統稱為“文化”因素。我想探討一下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值觀等在中日關係中有什麼影響。看看我的研究視野能否使我們對中日關係提供一種理性的認識。今天談四個問題。(c
一﹐戰爭責任問題﹕歷史觀責任觀“名”與“利”(c
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很多問題都從這裡來。我們說﹐日本人對戰爭不反省﹐不道歉。確切地說﹐不是日本人沒有道歉﹐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就有“日本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樣的話。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如田中角榮﹑春山富市﹑小泉純一郎等﹐都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對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損害表示過抱歉﹐馬立誠說日本曾經向中國道過21次歉﹐我沒有調查過﹐如果這是指日本的政治家在各種場合說過的致歉的話﹐這可能是真的﹐但他們的道歉我們不滿意﹐主要是對下屬兩方面的事實不滿。(chinesenewsnet.com)
第一﹐對戰爭道歉的力度不足﹐誠意不夠。日本政治家多數情況下是在國會議員的質詢時乃至逼迫下說出來的。從田中角榮開始用“迷惑”到後來不得不使用“損害”一詞﹐最近小泉首相在他不顧中國和韓國極力反對參拜靖國神社後不得不做出的平息憤怒之舉﹐可以說表態都是吞吞吐吐,不夠徹底。中國人無法理解﹐對于那場給中國人帶來那麼大災難的戰爭﹐日本什麼不能真誠地向被害者謝罪﹖中國政府連戰爭賠償都明確放棄了﹐難道還換不了一句痛快真誠的話﹖所以確切地說﹐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不是日本道不道歉的問題﹐而是日本以怎樣的方式道歉﹑道歉是否真誠的問題。(chinesenewsnet.com)
第二﹐日本國內不斷發生的否認歷史的事件。戰後50多年來﹐不斷有大臣和國會議員等政府和執政黨要人為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試圖淡化或刪除涉及日本侵略歷史的內容﹐右翼學者舉行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的集會等。日本高官關于戰爭屢屢“失言”﹐屢受中國和亞州國家的批評﹐受批評後就收回﹐過一段時間又有人“失言”──這似乎成日本外交的一個特點。假如圍繞一個問題屢屢失言﹐那就不是“失言”而是“真言”﹐是內心的真實想法。(chinesenewsnet.com)
這兩方面的事實合起來使中國人得出結論﹕日本並沒有對侵略中國的事實真正反省。在中國人看來﹐承認侵略事實並真正道歉是兩國交往中日本應遵守的道德底線﹐中國人對日本的所有不滿可以說都是源自這種對日本沒有遵守這條道德底線的判斷。(chinesenewsnet.com)
日本為什麼不能像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深刻反省歷史問題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結束後﹐美國出于意識形態對立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對軍國主義思想及其罪行進行認真的清算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二戰結束後﹐美軍佔領當局在後期放棄了對日本侵略罪行的懲治﹐致使日本一些原來的戰爭勢力重返政壇﹐有的甚至當了閣僚和首相。現在不少日本政客﹐就是他們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世襲議員”。這些人對日本當年的侵略戰爭充滿了錯誤認識。戰敗後處于美國佔領下的日本﹐雖然制定了“和平憲法”﹐但在當年東西方冷戰的形勢下﹐日本又受制于《日美安全條約》﹐日本與曾經被它侵略過的中國再次處于“敵對關係”之中。因此﹐日本從沒對它從19世紀末“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裡的侵略行動進行過徹底清算。(chinesenewsnet.com)
除此之外﹐從文化的角度看﹐我覺得與下述三個方面的因素。(c
第一﹐日本人缺乏歷史感。中國是一個有深沉歷史責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國這樣有如此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國有詳細的歷史記錄﹐“以史為鑒”﹔中國把歷史看成責任﹐歷史記錄一個人﹐並不因為一個人的死而結束﹐好的要名垂青史﹐壞的要遺臭萬年﹐中國人常說“以史為鑒”﹐有把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認識當前事情的傾向。對中國人來說歷史雖為過去發生之事但對今天有借鑒意義。中國人的家譜都追溯到遙遠過去的祖先。中國過去皇帝治理國家主要是借鑒歷史經驗。例如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歷史學家就查閱歷史﹐說什麼朝代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是怎麼處理的﹐結果怎樣等等。在中國人看來﹐的確是不懂得歷史就無法理解今天也無從談將來。中國人說到歷史﹐是白紙黑字記錄的事實﹐有一種非常確實﹑非常莊重的感覺。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國這樣﹐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覺中﹐歷史更多的是一種過去發生的事情﹐只是一種與現在沒有聯係的﹑不確實的遙遠存在﹐是可以討論的﹐當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歷史中通常還包括神話﹑故事和傳說這一事實就是日本人對歷史的遙遠感和不確實感的一個證明。日本人缺乏歷史感﹐特別是與中國人相比﹐他們有一種更為重視現在的傾向。從歷史上看,日本這個民族像是一個靈敏的雷達﹐敏銳地跟蹤世界﹐社會變化快﹐但是沒有厚重感。(c
第二﹐日本人缺乏責任感。對歷史的感覺是同對個人行為的責任的看法相聯係的。中國人常說﹕“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論。”這句話的含義是﹐一個人行為的意義不僅限于當時的情景而有超越時間﹑超越情境的意義。個人是站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並一直延續到將來﹐這種認識得出的邏輯結果是較強調個人對自己行為的責任。這種看法有時候達到極端的地步﹕做了壞事並不能因為死亡而有所減輕﹐後人們也不會因為當時的情境就原諒他。在我們的語境中的“死有余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說法就是這種看法的表現。甚至有死後被鞭尸的極端例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人自殺了﹐我們說他是﹕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死有余辜。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要讓兩千多年前的老頭子為糧食沒有“上綱”負責。這種價值取向會使中國人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但同時也應承認這種行為的背後是一種較強烈的歷史責任感。(chinesenewsnet.com)
而日本人對個人行為的判斷更多地取決于當時的情境而較少與“歷史”相聯係。日本人喜歡說﹕“當時是那樣教育的﹐所以就那樣做了。”這句話的含義是﹕個人是?有責任的﹐負責任的不是個人而是當時的情境。日本語中有一個詞叫“禊?”(misogi)﹐原意是﹕身上有罪或者有污穢時﹐或者在進行重要的神事之前﹐在河裡洗滌罪惡或污穢。現在也這樣解釋：一個人貪污﹑違反選舉法或者受賄﹐只要進行“禊?”﹐就能得到原諒。其含義類似中國的成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許多日本人對戰爭所犯的罪行也是抱有一種盡快忘掉﹑盡快讓水沖走的想法。這種對歷史的感覺自然不會使日本人有過重的歷史包袱﹐但也使人因此而缺少歷史感﹐而缺乏歷史感也是缺少責任感的一種表現。(chinesenewsnet.com)
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總是把“?????”或“??????”掛在嘴上。日本人抱怨中國人不會道歉。中的飛機火車晚點﹐不說道歉的話﹐中國的官員也不會說道歉。但是﹐日本喜歡說“對不起”並不說明他們有責任感。中國人不輕易道歉是因為中國人趨于認為道歉與責任密切聯係在一起﹐在沒有判明或者沒有完全判明誰應承擔責任的情況下不輕易道歉。而當中國人發出“對不起”這個信息時﹐個人感覺到的責任感要比日本人發出“?????”或“??????”時強烈得多。日本人一般容易向人道歉﹐但道歉的時候優先考慮的與其說是行為者責任的區分﹐不如說是該行為造成的眼下人際關係“事態”的嚴重性。是一種“事態優先”型的考慮方式,即不管責任在誰﹐已造成了眼下“客人對服務不滿”這一嚴重“事態”﹐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先道歉再說。把責任的區分放在次要地位。對于日本人來說﹐說道歉這一行為是個人感情的表達﹐道歉的意圖與其說是為了承擔責任﹐不如說是使與對方的關係不受傷害。日本人喜歡道歉﹐但又是“個人不承擔責任﹐責任是集體承擔”的一種文化。這二者看起來矛盾實際是相互聯係的。有重大事情﹐找不到真正的承擔責任者﹐如果有明顯了誰的責任﹐責任者通常採用自殺的方式自我了斷。其他人也就不再追究。
在這種行為模式下﹐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道歉與責任相分離﹐自己即便不是責任者也要道歉﹐這就是道無謂的歉﹔另一方面﹐即便責任在自己﹐如果沒有造成眼下人際關係的嚴重“事態”﹐也不真正道歉。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被告們一致否定自己的戰爭責任。在天皇獨攬大權的情況下決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責任﹐沒有人敢于主動承擔責任﹐可以說整個日本成了一個龐大的不負責任的體係。可以說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日本人就是處于一種不鼓勵個人獨立面對困難﹑不鼓勵獨立承擔責任的體制之中。(chinesenewsnet.com)
這一點同日本人的特殊的民性有關。人們常常把日本與德國比較。認為德國人人認罪好。日本人社會不是個人主義的﹐個體不是獨立的﹐個人是融合在集團中的。有了成績是大家的﹐有責任也是大家的。沒有“原罪”感﹐沒有懺悔的傳統。有的學者認為西方是罪感覺文化﹐日本是恥辱感覺。罪感覺來自內心深處﹐恥感來自情境﹐來自周圍人的評價。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較弱﹐容易“跟風”容易被某種外在的力量推著走﹐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個人由于缺乏對自我靈魂的拷問而趨于逃避責任。這是日本身上的毛病。(chinesenewsnet.com)
我們在批評日本人對歷史認識問題時候﹐一定要批評到點子上﹐抓住他們身上的要害﹐批到痛處。譬如﹐我們現在我們總是說日本企圖復活軍國主義。我認為這就沒有說到點子上。日本可能又想復活軍國主義的人﹐但是絕對不多﹐即便是想復活軍國主義﹐業不是過去的的那種軍國主義。還有﹐我們常說﹐戰爭只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民眾沒有責任。這也沒有說到點子上。對戰爭的認識不僅僅是右翼勢力的事情﹐在民眾認識的深層有基礎。那個時候日本的一般民眾也是支持戰爭的﹐許多人是自覺自願為戰爭服務﹑為軍國主義獻身﹐可以說舉國上下都陷入一種狂熱的戰爭漩渦。民眾怎麼沒有責任呢﹖他們的短處或者痛處在哪裡呢﹖我認為就是上述相互聯係的兩點。日本人缺乏歷史感覺﹐缺乏對過去行為的反思。日本有必要從自己的歷史中學習東西﹐我們要讓日本人知道﹐沒有歷史感的民族是難以讓人信賴的。沒有責任感應當更多地強調日本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自己行為負責任。民眾沒有責任。潛藏在日本人內心深處的“民族自我”是一個沒有經過理性審視和批判的自我﹐那些不願意反省軍國主義歷史的人﹐實際上是在逃避對“民族自我”作理性的審視。反省需要有歷史感和明確的是非標准﹐需要清晰的自我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反省是對自我的再評價﹐是檢討自己行為。否定錯誤不等于否定自我﹐真正的反省與否定自我是不一樣的。只有肯定自我才有真正的反省﹐才有對戰爭的謝罪﹐而缺乏反省的謝罪是缺乏誠意的﹐因而也沒有意義。反省歷史是痛苦的﹐需要勇氣和自信﹐所以沒有真正的反省也是一種缺乏自信的表現。(chinesenewsnet.com)
第三﹐從中國方面看﹐在處理戰爭賠償問題上中國人的失誤。中國在謝罪與賠償問題上採取了將二者分開的做法﹐即只要謝罪不要賠償。中國人與人交往上的重“名”輕“得”﹑重“義”輕“利”。按照中國人的想法﹐我放棄戰爭賠款﹐寬恕了你﹐你向我真誠道歉﹑“痛改前非”就可以了。從良心上說﹐在今後的交往中你肯定會記住我的寬宏大量﹐並給以還報。這可以說是傳統中國“重義輕利”的交往模式的反映﹐也是中國人常用的處理人際關係時重視“人情”做法。對于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款的做法﹐我不認為這是明智的。中國人可能認為﹐放棄賠款﹐顯示了大國的寬容和氣度﹐但這卻放棄了對事情判斷的原則﹐也放棄了依靠法律來解決問題的途徑。這與中國解決人際關係的傳統方法是有聯係的。你侵略了我﹐我對你“以德報怨”﹐做到“仁至義盡”﹐不要你賠償﹐只要真誠的道歉就行了。顯示了我泱泱大國的風度。這是把一件可以量化﹑通過法律操作來絕的事情推到了人情的領域﹐給問題的解決帶來了困難。道歉這種方式是很難操作的﹐怎樣道歉﹖在什麼場合道歉﹖以什麼方式道歉﹖怎樣才算真誠﹖不真誠道歉又怎麼樣﹖等等﹐這些都很難有個尺度。中國死了那麼多的人﹐損失那麼大﹐不要求賠償而只要求道歉﹐那麼﹐我們會有很高的道義上的期待﹐對于對方的道德要求很高。一方面﹐日本的道歉不能令中國滿意﹐使我們感情上難以接受﹔另一方面﹐日本則對中國不滿﹕自己已經道歉了﹐為何中國還要時時提及歷史問題。而且這也使民間向日本政府索賠很難勝訴。齊齊哈爾日本遺棄毒劑傷人事件是歷史遺留問題。之前也有過類似的事件﹐並且取得了對中國受害者有利的結果﹐但最終判定追究的不是戰爭責任﹐而是日本政府的“不作為”。因為日本認為中國放棄了戰爭賠款也就放棄了對戰爭責任的追究﹐這也體現了日本盡量繞開戰爭這個問題。如果能換一種方式﹐不放棄戰爭賠款﹐具體導賠款的數目﹑時間﹑期限都可以談判商量﹔以賠款完結作為一種歷史問題的了結﹐操作起來就會容易的多。
戰後的日本對戰爭只是表示遺憾﹐沒有經濟賠償﹐沒有對責任的明確承擔﹐放棄經濟上索賠帶來的不承擔道義責任的後果可能是中國決策者們當初沒有料想到的。所以當加害者沒有真誠道歉而不斷沖破道德底線的時候﹐自然引起中國人強烈憤怒和批評﹐而中國充滿感情的批評又極易被人利用。日本存在著以“反打歷史牌”為借口的力量﹐他們很容易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問題的本質上引開而轉到批評者的態度上來﹐這使中國的批評不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反感﹐從而使受害者失去了在道義上的優勢。我們習慣于把一個法律問題道義化了﹐又習慣于讓道義上的優勢變成激情的肆意發泄。最後﹐什麼也得不到﹐既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同情﹐也得不到那些對我們犯下罪行的人的尊重。(chinesenewsnet.com)
殺人償命﹑損壞財產賠償﹐這是世界通行的解決糾紛的規則。這方﹐中國人的做法事特殊的。賠償決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戰爭性質的問題﹐是對事情的一個“說法”。這裡請允許舉出兩個事例來說明這個世界通用的規則。一個例子是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他自稱是為了“解放”科威特人民﹐但至今伊拉克還在為自己的行為受懲罰﹐戰爭的性質不說自明。(
另一個是美籍日裔向美國政府索賠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曾將居住在美國西海岸地帶的日裔送進集中營。戰後有人提出美國政府的這種行為違憲﹐日裔美國人開展了讓美國政府謝罪並賠償損失的運動。美國國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進行了數年的調查工作提出報告﹐最後美國立法﹐向日裔謝罪﹐並向每個活著的被收容者賠償兩萬美元（總額為10多億美元）。在調查期間﹐曾有一種意見認為﹐如果美國政府真的違憲﹐只要謝罪就可以了﹐經濟上不必賠償﹐因為日裔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高于美國的平均水平。許多日本人也接受這種看法。但推進運動的日裔美國人認為﹐一個人違反了交通規則﹐把人家的車撞了﹐並不是光說聲“對不起”就算完了﹐不僅要道歉﹐還要進行賠償﹐罰款﹐使其不再犯第二次。ewsnet.com)
中國既然宣布放棄了賠償﹐使得這個問題變得干生氣﹐沒有辦法。現在我們能夠做的是﹕一方面﹐應該盡可能讓日本理解我們作為受害者的感情。中國並不是對戰爭問題“沒完沒了地糾纏”﹐我們放棄了戰爭賠款﹐是中國“仁愛”文化傳統的體現﹐是以德報怨的體現。作為受害者﹐要得到日本的真誠道歉﹐是一個很低的﹑最起碼的要求。並不是要把歷史當作一個把柄抓住日本不放﹐日本如果能夠借鑒德國的做法﹐在一個更適當的場合﹐正式的﹐用中國人能接受的方式向中國人道歉﹐或者以書面方式﹐法律的方式﹐鄭重地道歉﹐歷史問題便會就此了結。這對日本是有利的﹐對日本重新獲得中國的理解和信任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們中國人也要做好了斷歷史問題的准備。要認識到﹐我們有很大的道義上的優勢﹐但沒有太大的實際上制約日本人行為的手段。日本以一種我們滿意地方式道歉﹐就算了結了。再嚴重的傷害﹐再大的事情﹐也有了斷的時候。我相信中國人也不會糾纏不清的。徹底了結中日歷史問題方法是雙方都應採取一種更為清楚的態度。日本以立法或公開聲明的方式正式謝罪並給以民間索賠以一定賠償﹐這對日本人來說雖然嚴厲﹐卻是徹底了斷過去戰爭惡夢的辦法﹐會贏得中國人的信賴。在日本這樣做了以後﹐中國也以書面的形式重申放棄戰爭賠款並聲明今後不再要求道歉。對中國人來說這樣做就不再被日本人右翼勢力利用﹐說中國對日本是“道歉外交”﹑“歷史說教”而引起日本民眾的反感。這會使中日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chinesenewsnet.com)
二﹐南京大屠殺問題﹕數字感覺和平觀(chinesenewsnet.com)
這個問題與歷史問題有聯係。東史郎日記﹐以及西方人的日記﹐都證明了屠殺的存在。圍繞這個問題﹐一些政府官員出來否認屠殺。一些日本人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編造的謊言﹐新編教科書也試圖否認﹐這引起我們難以接受的。我們氣氛﹐但是又顯得沒有辦法。(chinesenewsnet.com)
對于這個問題上﹐我想提出兩個問題﹐希望引起我們理性地思考。t.com)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30萬”這個數字。日本人在這個問題上使用的借口是什麼呢﹖一個重要的借口就是﹐30萬這個數字不准確。也有想將數字化為烏有的所謂學者。他們在“純學術”的名義下﹐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是感情用事﹐數字靠不住。並通過所謂“考據訂正”﹑“數量統計”﹐來達到間接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也有許多人認為﹐數字有問題﹐但事件是事實。應當說﹐這些人是在利用數字不准確為借口來否定大屠殺。中國當時沒有詳細的人口檔案﹐被殺害者的數字只能是估計。抓住中國沒有精確記錄這一點來否認事實。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打了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有個國家遭到鄰國軍隊的侵略﹐在該國的一個城鎮﹐鄰國士兵人侵後實行了掠奪。後來﹐一個少女控訴說﹐那時她被一士兵強奸﹐該兵是身高兩米多的大漢。但是。這個鄰國承認入侵及掠奪行為﹐卻不肯承認強奸這一事實。理由是當時在軍隊中不存在兩米高的土兵。這個比喻揭示了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的差異。對那個少女來說﹐兩米高這一數值並非事實記錄﹐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記憶。在鄰國一方則以此數值為事實的記錄﹐並以兩米高的土兵之不存在來證明強奸事實的不存在。“對中國人來說﹐30萬這個數值﹐是對他們眼中雂?仍不肯認罪的全體日本人之情感的數值。在這裡﹐過去的感情記憶作為戰後戰爭責任這一現在進行時態的問題正將被歷史化。另一方面﹐對于某些日本人來說﹐這個數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殺虛幻化﹑進而把對中國的侵略架空化之絕好的事實材料。再回到前面那個比喻上來吧。讓感情記憶承擔歷史內容﹐意味著不是把兩米高這個數值視為史實問題﹐而是把兩米高這一感情記憶﹐即現在形態的事實歷史化。拘泥于30萬這個數值的所謂科學態度﹐不僅將感情記憶從歷史中抹殺掉﹐而且是一種把事件非歷史化的共謀行為。(chinesenewsnet.com)
但僅僅指出這一點還不夠﹐還必須分析﹕他們的這種論調為什麼會有市場﹖中國是明顯的受害者﹐而受害者的感情為什麼無法得到昔日加害者的理解﹖但是﹐在數字問題上﹐是不是也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呢﹖我認為是有的。除了右翼勢力的利用這一政治原因外﹐還有文化上的因素。中日對數字的感覺是不同的。ewsnet.com)
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國人可能會說﹐精確的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許多人被屠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日本人以小節來否定大是大非問題﹐實在可氣。作為受害者﹐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感情完全應該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從感情上說﹐大屠殺的確並不意味著30萬這個具體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但必須明白﹐僅僅停留在民族感情的層面是不夠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的確需要“切斷民族感情的惡性循環”。筆者並不認為數字是不重要的。否則﹐就沒有辦法量化﹐也沒有辦法從法律的角度操作。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說越憤怒越好﹐還要多做些實際工作﹔不是把受害者的數字說得越大越好﹐而是越准確越好。被強奸的少女不能永遠停留在“恐懼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記憶上﹐還要冷靜下來﹐回憶更多的細節﹐為懲治作惡者提供更多的證據。(chinesenewsnet.com)
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有精于計算﹑非常認真﹑重視細節有時到了忽略原則的程度等特點。他們可能認為“細節”比“原則”還重要。所以一些右翼勢力利用中國沒有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花名冊之類的細節懷疑數字的准確性﹐並進而否定這一事件也並非不可想象之舉。日本人對待自己受害的歷史可以說是一絲不苟。他們對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都登記造冊﹐統計數字精確到個位數﹐每年有年老故去的﹐還追加造冊﹐舉行存放儀式。(chinesenewsnet.com)
南京大屠殺事件是經過國際審判定了案的﹐但應當承認﹐對于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不可能在舉證方面都做得很充分﹐還有大量的調查需要做。“東京審判”以後﹐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又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又獲得了大量的確鑿證據﹐但應當承認﹐工作做得還不夠細﹐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這裡面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例如﹐由于當時中國缺乏詳細的戶籍檔案﹐要精確統計南京大屠殺被害者數字是困難的﹐但在主管上﹐無論是政府和民間﹐對此問題的重視還不夠。為了說明這一點﹐筆者舉出猶太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後﹐猶太人並沒有只停留在感情的譴責上﹐他們的政府和民間合力﹐對被害猶太人做了大量的調查取證工作﹐把能夠搞清的每個被害猶太人的名字都記錄下來了﹐並對死難者的後裔進行照顧。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刻著所有大屠殺犧牲者的名字﹐這些名字是哪裡來的﹖是猶太人花大力氣調查得來的。不僅如此﹐他們還一直堅持追究加害者個人的法律責任﹐在世界各地尋找在逃的當年參加屠殺的納粹分子。一些納粹頭子在隱匿了幾十年後仍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當然﹐中國和日本﹑德國情況不一樣﹐不能簡單而論﹐但他們的做法對中國人來說並非沒有比照的意義。筆者想﹐假如我們也樹一塊遇害者紀念碑﹐我們能記錄下多少被屠殺同胞的名字呢﹖假如說我們的數字有兩個﹐一個是估計數字（可看作是“感情數值”）﹐還有一個是通過調查得來的﹑有名﹑有姓﹑有證據﹑登記造冊的數字（“史實數值”）﹐這後一個數字即便大大少于前一個數字﹐也足于說明問題。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的調查統計的工作﹐現在仍可以做﹐盡管現在已過去了幾十年﹐但畢竟還活著一些見證人﹐他們還記得被害的親屬。倘若這些人都死了﹐調查起來更加困難。不僅如此﹐還不要放棄對具體的加害者個人追究法律責任。一個人參加了屠殺﹐即不能因為他道了歉就成了英雄﹐或者為了“友好”就一筆勾銷所犯罪行。有政府的聲音﹐還有類似日本“遺族會”那樣的強有力的民間組織。對遇害者的調查﹐對加害者的追究以及對事件的看法﹐並不因中日關係的變化﹑政治的變化而變化──假如我們做到了這些﹐中國在同日本右翼勢力的斗爭會更有利有力﹐也會更能爭取一般日本民眾。(chinesenewsnet.com)
中國人對數字的態度﹕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介紹﹕國民黨殺害共產黨的數目有幾個版本。“10萬以上”﹐“20萬”。中國歷史上對戰爭死亡數字記錄﹐精確到萬﹕史記﹕率卒二萬渡河”﹑“夜坑秦軍20萬。”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死亡數字的幾個版本﹕3000萬。應當是研究的對象。我們也應當改變我們的做事方式。
第二﹐如何看待被屠殺的生命﹕從一種普遍的觀點﹑更為慈悲的觀點看待生命。(chines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必須善待生命。南京大屠殺是對人類的犯罪﹐是人類的恥辱。在如何看待被屠殺的生命方面﹐我們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譬如﹐在故去相當一段時間裡﹐哪裡出了重大事故或災難﹐死了多少人﹐怎麼死的﹐是不讓知道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數﹐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數﹐流行病死亡人數﹐過去是沒有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是後來才有的。有時候有數字﹐但是根據需要﹐有時候大有時候小。為什麼會這樣﹖除了政治因素意外﹐還與我們沒有從一種普遍的﹑慈悲的立場看待死者的思維方式有關。對死者的評價太容易受情境的影響﹐也太容易變化。這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美國的911事件﹐有人說是應該。日天安門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原來是太廟﹐是祭祀本朝列祖列宗的地方。北京西城區過去的女三中﹐原來是歷代帝王廟﹐用來祭祀前朝帝王。如今帝王家廟不值得祭祀了﹐那麼死國難者呢﹖特別是近代抗戰陣亡將士呢﹖原來國民黨政府曾修了一座抗戰空軍烈士陵園﹐專葬戰死的飛行員。結果該墓地文化革命中被砸。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沒有一個烈士的名字可供憑吊﹐碑下沒有一具烈士遺骸代享祭祀。抗清名將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凌遲處死。入清後卻被清政府平反。終滿清之世﹐近三百年間﹐袁崇煥墓都受到妥善保護和尊重。但辛亥光復了漢官威儀後﹐袁墓卻是日漸凋零﹐現在已被周圍的學校逐步侵佔﹐任憑學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似乎更不當一回事情。最近中國開始重視數字問題。薩斯﹑重大事故等死亡人數做到公開﹑准確。這不僅為研究避免此類事情再度發生提供了重要數據﹐更重要的是還體現了一種對生命的重視﹑對死者負責的精神。不僅這件事情﹐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中等重大事件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應有詳細的記錄。我們當然要強調“大是大非”問題﹐但也不能忽視“細節”問題﹐一些日本右翼勢力正是在這些“細節”問題上大做文章的。(chinesenewsnet.com)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從上個星期才開始﹐南京大屠殺機關對中小學生免費開放。但免費開放後情況令人辛酸。據報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自3月1日免費向社會開放以來﹐參觀群眾每天多達1.5萬人次﹐這是平時參觀人數的十幾倍之多。然而﹐隨著參觀者的增加﹐不文明的現象也多了起來﹐致使紀念館承受之hㄠo不令人擔懮。與以前相比﹐原本干淨整潔的廣場上衛生很糟糕﹐一些觀眾竟然還邊走邊嗑起了瓜子﹐地上的痰跡﹑煙頭﹑紙屑令人觸目驚心。還有不少參觀者在館內打鬧嬉笑﹐接打手機的現象也十分普遍。據悉﹐近幾天參觀者過多﹐為了保護紀念館內參觀者的安全﹐維護參觀的秩序﹐幾天前﹐紀念館無奈之下還向110求助﹐20個民警趕到現場維護秩序。(chinesenewsnet.com)
我們自己就不尊重自己﹐怎麼讓別人尊重我們﹖(chinesenewsnet.com)
70年代以前中國教科書中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當時出于反美﹑反蔣的需要。因為提南京大屠殺就要提國民黨的抗戰。現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盧溝橋紀念館等﹐我們把這些地方闢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想依此來激起我們的愛國心﹐我們常常會想起什麼呢﹖當作讓國人警醒﹑激起愛國熱情﹑振興中華的教材﹐“落後就挨打”的證據﹐這樣寫當然可以理解﹐但我常常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更為普遍﹑更為慈悲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呢﹖即從珍惜生命﹑反對暴力的立場來考慮。當然﹐我們在這裡強調愛國主義﹐強調強大﹐強調振興中華﹐不是要復仇﹐不是要以暴易暴﹐但別人是否能理解我們呢﹖我們的這種做法是用民族主義的方式反對民族主義。我們用我們的愛國主義反對日本的愛國主義﹐用我們的民族主義﹐反對日本的民族主義﹐但是要知道﹐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很難把握的東西﹐極容易出現危險傾向﹐六十多年前的悲劇為何會發生的﹖是正是當時日本一種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在起作用。當時日本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對中國的暴行就是在愛國主義的狂潮中出現的。現在網絡上出現了種種非常極端的言論﹐如﹕水均益的p果有人把小日本滅掉﹐那肯定是中國民族英雄M發動一次F京大屠殺弁?擐”末蛂M都是聲稱是愛國的。我們應當認識到﹐大屠殺不僅是對中國人的犯罪﹐也是對人類的犯罪。把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看作是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要防止這樣的人類慘劇重演。那麼能不能把“愛國主義教育”變成“和平教育”﹑變成“反對戰爭和暴力教育”﹑“珍惜生命教育”呢（最近在網上看到﹐有人提出了與我類似的建議﹕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闢為“國際和平中心”﹐但遭到群攻）。如果能夠這樣的話﹐我們會在世界上有更多共同的話語﹐能夠獲得更多的同情。(chinesenewsnet.com)
三﹑靖國神社問題﹕“慰靈觀”善惡觀(chinesenewsnet.com)
靖國神社位于東京中心部﹐明治2年（1869）為紀念戊辰戰爭（推翻德川幕府的內戰）中亡者而建。神社中供奉著從1853年美國軍人貝裡率軍艦來日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死亡的人﹐其中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多名戰犯。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中曾根率領內閣成員于1985年8月15日進行了參拜﹐遭到國內外的強烈抨擊。從那以後﹐懾于國內外輿論批判的壓力﹐其他日本領導人在任期中都比較謹慎地中止了正式參拜﹐只有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是個例外。圍繞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與亞洲鄰國不斷發生摩擦。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各方的反對﹐以首相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再次引起中國﹑韓國等戰爭受害國的強烈反對﹐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一度陷入困難境地。(chinesenewsnet.com)
小泉首相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的主要理由是“日本人的感情”﹑“慰靈方法各國不同”﹑“甲級戰犯都已經受到了懲罰﹐沒有必要對死人還要加以區別。”對于一般日本人來說﹐可能覺得這種看法很有道理﹕“是呀﹐靖國神社供奉著明治維新以來國內外戰爭中死去的250萬官兵﹐對死者要有寬恕之心。(chinesenewsnet.com)
那麼﹐這裡滿存在這樣幾個問題:各國的慰靈方式有沒有不同﹖日本人的慰靈方式怎樣的﹖如何看待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與日本人的慰靈方式﹖(
慰靈方式即悼念死者的方式﹐文化的不同﹐世界各地當然有不同的慰靈方式。西方基督教徒的慰靈方式不同于印度教徒﹐北美印第安人的方式不同于中國的摩梭人。與我們中國人對死者得態度相比較﹐日本人的慰靈方式有怎樣的特點呢﹖對死者較寬容。所謂日本的神社﹐其實裡面沒有神﹐是祭祀死人的地方。在一般日本人看來﹐人一死都應當作“神”來對待。不先區分神社供奉的是好人還是壞人﹐死得正義還是非正義。日本慰靈觀所反映的是﹐人們行為和思想依據的不是道義上的﹑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善”或“惡”。這確實是日本人慰靈方式的特點。這一點同中國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看法明顯不同。例子﹕杭州的岳飛廟與秦燴像。也與西方人不同﹕例子﹕美國的動畫片﹐魔鬼與天使﹐世界分為善惡兩個對立的世界。日本的動畫片不是這樣﹐常常是﹕所謂惡人﹐也有不得不干壞事情的理由。
那麼﹐怎樣看待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呢﹖應指出幾點﹕(chinesenewsnet.com)
第一﹐強調參拜靖國神社與參拜其他神社不同。日本的神社是宗教團體﹐以國家首腦的身份參拜神社違背了日本“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更為重要的是﹐靖國神社原是國家的神社﹐是軍國主義的象征﹐戰後靖國神社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神社中供奉著戰犯。首先有必要弄清靖國神社的性質。戰前它是國家級的神社﹐是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地方﹐是軍國主義日本象征。靖國神社的本意在于紀念為日本國死去的人,鼓舞為日本國而戰的人的士氣。當時上戰場的日本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讓我們在靖國神社會面”。可見它的本質是“勤皇忠死”的愚人枷鎖。靖國神社自建成後﹐像日本的一個“家元”組織一樣﹐自成一個獨立的係統﹐有歷史傳承﹐有主題﹐有道德﹐有弟子（遺族會）。靖國神社與戰前日本一脈相承。戰後﹐日本沒有取締這個神社﹐它只是由一個國家神社變為一般宗教法人﹐但它仍是一個宗教團體﹐它的內部一點也沒有觸動。從神社自身的主張根本看不出戰後日本社會的實際變化。日本似乎仍停留在戰前﹐像是戰前的一塊社會化石。對右翼來說這裡仍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方。(chinesenewsnet.com)
靖國神社裡的展覽﹐只展示了戰爭的一面﹐而隱瞞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一面。這裡陳列的東西過去原封不動﹐稱中國為支那﹐忠于天皇﹐忠于國家。為戰爭翻案。這裡供奉著包括戰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在中國罪惡累累。供奉的理由是﹕B,C級戰犯是冤枉的﹐A級戰犯並不是出于為國家帶來不幸而發動戰爭的﹐而是出于無奈。他們沒有責任﹐只不過抽簽抽到他們頭上了。對于在中國干了怎樣的壞事﹐戰爭給對方國帶來了怎樣災難﹐這些人一點也沒有考慮。
不僅沒有考慮戰爭受害國﹐也沒有考慮軍國主義日本對民眾生命的踐踏。神社裡展覽著“神風特功隊”的年輕人大幅照片以及他們上戰場前寫給家人的書信﹑遺物等﹐對他們為國捐軀的勇敢精神大加贊揚﹐卻一點看不到對它們年輕生命的惋惜以及對使他們喪失寶貴生命的軍國主義的批判。日本的軍國主義對被侵略國是殘忍的﹐對本國國民也是殘忍的﹐所以右翼勢力對靖國神社的態度不僅是對戰爭受害國的傷害﹐也是對日本人生命的輕視（對生命的輕視是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日本競還有這樣的地方﹐令人既驚訝又感到可怕。(ch　　日本有成千上萬個神社﹐首相若是參拜其他神社﹐雖然也存在“政教部分”而會遭到國內的批評﹐別的國家的人不會說什麼﹐但靖國神社不同。江洋大盜流氓惡棍敬拜﹐那確實是日本自己的事﹐別的國家什麼也不會說什麼。但裡面供奉的人物在別的國家土地上干了壞事﹐在國外殺了人﹐這就不只是日本內政問題﹐就不能不讓受害者說話了。據我們所知﹐中國和韓國還沒有傲慢到指責日本高官參拜所有神社的地步。說到“感情”問題﹐當然需要尊重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民的確也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對于唯一經受原子彈爆炸死傷的日本人民也是應表示惋惜和同情的。如果中國人以“當時日本拒絕投降”﹑“當時廣島是軍事要地”以及以“盡快結束戰爭可以減少更多戰爭受害國人民的犧牲”為由而對因原子彈爆炸而死傷的日本人民不表示惋惜和同情﹐日本人該如何感想呢﹖(chinesenewsnet.com)
第二﹐強調作為一國之相的參拜與一般民眾的參拜不同。如前所述﹐日本人的慰靈方式確實有其特點﹐但以此為首相的參拜行為辯解有問題了。一般日本人在神社中合十﹑默想﹐可以說絕大多數心中默念的不是“東條英機永垂不朽”或“復活軍國主義”之類﹐更多的是“希望我母親的病早日痊愈”﹑“希望來年能考上早稻田大學”﹑或者“希望明年我能成為田中君的妻子”等等。現在的日本靖國神社不是國家神社﹐去社會的所有人並不都是參拜的。不要認為所有去靖國神社的人都是復活軍國主義。當年作家劉再赴訪問日本被處理﹐一個原因是去了靖國神社。姜文去過靖國神社﹐網上很多人罵他﹐這是誤解。靖國神社平時也有許多參拜者﹐但這些人大部分是到這裡觀光的。靖國神社位于東京的中心﹐距離皇居近﹐又有悠久的歷史﹐旅行社常把它作為一個景點放在旅游日程中﹐對于來東京的外地日本人來說﹐來一趟不容易﹐既然有這項日程﹐把它當作一處歷史建筑和觀光地﹐到那裡去看看也沒什麼。應當說許多人對這裡並沒有什麼親切感﹐把這裡作為信仰﹑敬拜的地方﹑進而緬懷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的人更少。例如在2001年1月8日成人節﹐筆者在就在這裡看到許多身著雲S漣效痐k孩和一對對情侶﹐他們並不知道這裡供奉著戰犯。上年紀﹑知道內情的人一般不去那裡。去靖國神社的人並不都是去參拜的。與我們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意義不同。(chinesenewsnet.com)
但政治家參拜神社與一般日本人來神社的意義不同﹐以首相的身份參拜代表了國家。作為日本首相的小泉﹑中曾根等人參拜神社與一個小姑娘來這裡的意義決不是一樣的。可以肯定地說﹐小泉首相站在神社的祭拜大殿前垂首合十的時候心中想的絕不是什麼“但願來年身體健康”或者“希望明年能找到一個好工作”之類。(chinesenewsnet.com)
第三﹐強調每年的8月15日參拜與平時的參拜（如新年的“初旨”）不同。到神社合十的確是日本人的習慣﹐其目的﹑意義則因時而異﹕元月1日﹐主婦為全家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而祈禱﹔成人節女孩子為早日與心上人共同生活而許願等等。新年參拜神社的習慣﹐這在日語中叫“初?”。所謂的神社﹐其實裡面並沒有神明﹐而是供奉著死者。大年三十晚上﹐上神社燒香許願﹐祈禱新年安康。多數日本人不信真正的神明﹐遇到困難﹐可以向任何對象祈禱﹐一般日本人進神社的和我們進寺廟十分類似。至于是靖國神社還是其他別的什麼神社﹐這要根據神社的位置﹑自己對神社靈驗程度的判斷等因素決定。神社在日本的歷史較短﹐並沒有在日本人生活中有很深的根。戰前國家政府推行國家神道﹐把神社變成軍國主義的地方。現在普通日本人沒有國家神道這樣的信仰。這些人雖然在神社裡合十﹐但沒有膜拜什麼神明的意思﹐應當說這些人大部分也是懷著祈禱和平的心情來到這裡的。有的中國人把靖國神社比做中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把在靖國神社中合十看作是在英雄紀念碑前的默哀﹐其實這是誤解。(chinesenewsnet.com)
那麼,在８月15日這個特殊日子裡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什麼呢﹖每年的8月15日前後﹐靖國神社內外便出現一番特殊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中人們能夠體會軍國主義的幽靈在徘徊。(chinesenewsnet.com)
有人評論說﹐政治家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拉選票。的確﹐日本的“遺族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手中掌握的選票舉足輕重。但事情還不單單如此。戰前﹐國家利用神社和神道進行軍國主義教育﹐凝聚民眾﹐增強日本人的自信心。目前日本經濟不景氣﹐政治丑聞不斷﹐民眾自信心下降﹐一些老道的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清醒地認識到靖國神社對于凝聚國民的作用﹐試圖通過參拜活動恢復日本人的自信心和獨自性﹐但必須指出他們選擇的是一條不合時宜的道路。
日本作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要照顧左鄰右舍﹐顧及鄰居的感情。本來﹐有怎樣的慰靈觀完全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他人無權干涉﹐但當在慰籍的對象中出現在他國干過壞事﹑並被國際法庭判定有罪的人時﹐情況就不同了。這種慰靈觀也很容易被那些試圖為歷史上侵略行為辯護的右翼勢力所利用。(chinesenewsnet.com)
解決辦法。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呢﹖將靖國神社中的戰犯與其他人分開可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不能要求日本把靖國神社全部拆掉﹐日本與中國不同的一點是﹐無論什麼東西﹐不管是好是壞都保存下來。據報道﹐在日本﹐反對小泉前往參拜的政界人士已經建議建造另一座新的戰爭陣亡者紀念碑或者類似“國家公墓”的地方﹐這實際上是以“變通的辦法”解決官方人士參拜有爭議的靖國神社的問題。如果建成﹐中日之間的這個“死結”可望得到解決。但這種建議受到靖國神社以及日本的遺族會的反對。另外﹐從文化上看﹐我們不能指望日本人像我們對待秦燴那樣﹐對待東條英機等戰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影響實際上也是有限的。對這一點我們也要有清醒地認識。(chinesenewsnet.com)
四﹑珠海買春事件和西北大學日本師生集體辱華事件﹕性文化傳統
去年9月18日﹐發生了日本團體珠海買春事件。對中方責任人依法進行了審判。中國公安部已經通緝珠海買春幾個涉案人員。10月29日晚﹐西北大學外語學院舉行第三屆外語文化節演出。一名日本外教和三名日本留學生有極為下流的舞蹈表演動作。從10月30日中午開始﹐西北大學上千名學生在學校留學生樓前舉行示威﹐其中有幾百人上街YX。中國外交部也向日本駐華使館提出交涉。而日本人認為中國是小題大做﹐上綱上線﹐是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反日情緒地反映。因為在日本國內﹐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情。(chinesenewsnet.com)
這兩次事件的確存在政治背景。這是最近中日之間關係緊張﹑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歷史遺留問題得不到圓滿結果的必然結果。除此之外﹐從文化的角度﹐如何看待這兩件事情﹖(chinesenewsnet.com)
首先﹐應當承認﹐中日性文化傳統上存在差異。日本不像中國﹐禮教的影響深遠。日本國內“風俗業”發達﹐佔到GDP比例的％﹐和國防支出的比例一樣。政府的管理並不很嚴格﹐主要是罰款的懲罰方式﹐並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因為日本文化對性比較寬松。中國法律中組織賣淫罪最高刑罰是死刑﹐這是一中國較為嚴格的性文化傳統為基礎的。而這在日本人是難以想象的。日本對此類事情是罰款。
但是不能以性文化傳統的差異為借口替日本的行為辯解。如果是在日本國內﹐不牽涉第三國﹐那麼確實無可指責﹔但牽涉到第三國﹐就不僅僅是文化差異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你不是在你國內﹐你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法律和風俗習慣﹐嫖娼在中國違法﹐你可以認為這種法律太嚴格﹐但是你必須遵守。在公開場合表演與性有關的舞蹈﹐違背中國人的習慣﹐是“有傷風化”﹐你可以認為這種習慣太保守﹐但你必須尊重。不能以國內文化來解釋自己在外國受到的指責。這是作為國際大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日本﹐中國按照法律處理這樣的事情不應受到指責。日本常常有一些以“買春”為目的組織的旅行團﹐到韓國﹑東南亞國家買春﹐這經常受到這些國家婦女組織的譴責。也不能以性文化傳統的差異來辯解。(chinesenewsnet.com)
與此相關的還有慰安婦問題﹐有的日本人也用“性文化傳統不同”來解釋這個問題。說傳統但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慰安婦是被迫的﹐是日本人的“集體強奸”﹐是性犯罪問題。(chinesenewsnet.com)
所以這幾個問題雖然都有與文化差異有關﹐但是不能用文化差異來混淆他們的性質。(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這兩件事情像有的人認為的那樣嚴重。中國有人認為﹐在“國恥日”（9?18）集體買春﹐是對中的侮辱﹐西安大學發生的事也被認為是“集體辱華事件”。兩件事情都帶上了政治意義。我認為這兩個事件屬于日本人遵守中國法律和習俗方面的問題。珠海集體買春時間﹐倒霉蛋遇到的了“918”這個特殊的日子。中國作為歷史的受害者﹐容易將一些中日之間發生的事情同歷史﹑同民族感情聯係起來﹐但我個人認為﹐這兩間事情是涉及性道德﹑法律以及習俗的問題﹐看不出有政治的或者民族的因素在裡面。(chinesenewsnet.com)
日本人有許多面孔。日本人在非正式的場合是非常隨便的﹐上班的時候西裝革履﹐不苟言笑﹐彬彬有禮。但下班後常常離開辦公桌到了酒桌﹐喝得酩酊大醉﹑丑態百出。判若兩人。酒酣耳熱之後﹐議論的話題不是東家長就是西家短﹐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三句話不來必說到女人﹐也不管是否有女同事在場。單位新來的那位還沒結婚的女秘書是不是處女﹐哪個“斯納庫”（酒巴）的小姐漂亮迷人﹐哪個酒館的老板娘韻味十足之類的話經常充斥耳際。望著那一張張醉眼惺松的臉﹐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把他們與平時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形像聯係起來。日本人也將這種行為方式帶到海外。常常做出違反當地法律和習俗的事情。幾年前﹐一個日本歌星在阿拉伯國家的電視臺上﹐公開脫褲子﹐露出屁股﹐結果被當地人打了一頓。中國有句話叫“入鄉隨俗”﹐“入鄉問俗”﹐日本人在這方面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