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6:32:12

    

    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众多记者前来采访。

    本报记者 赵青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今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分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60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分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19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19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种观点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08年11月制定的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在19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缺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场自由竞争的谋生、谋利方式才可复制,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遏止局部基层权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期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区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14时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一些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6~7月间,河南省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老百姓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止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须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做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之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给大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也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及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力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能否畅通表达,民怨的能否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0/28/content_2907446.htm